维特根斯坦：我不解释，因为我在眼前的现象中适得其所。
《布尔迪厄的“场域”分析》
社会学发现，现代社会不是一个浑然一体的世界，而是分化为许多“各自为政”又相互联系的小世界。尽管它们有着相对自主、特定的逻辑，但是与整个社会世界在生成结构上异质同构，都遵从支配与被支配的等级结构的作用。卡西尔对关系式思维的强调给予布尔迪厄很大的启发，由此他提出“场域”概念来建构社会空间。“场域”概念就是运用关系式思维思考社会空间的不同“游戏领域”，理解其中或明或暗的权力运作机制。这种关系式方法避免了从本质和实体的角度理解权力及其支配关系，它得益于同时又超越了结构主义思想。
场域是由不同位置之间形成的客观关系网络构成的开放性结构。不同权力或资本对应于一个位置，因此场域中的每一个位置意味着各个不同的资本或利益，意味着资本或权力在分配结构中的不同处境。差异性位置之间形成了对抗和竞争的客观关系，包括支配关系、屈从关系和对应关系等等。场域是不同位置之间的关系网，每一位置受到其他位置的界定和影响；每一位置的变动、转换将影响到整个场域结构，所谓牵一发而动全局。从布尔迪厄对场域的繁琐、精细的定义中，我们不难发现场域具有结构和系统的特征，但又和它们有本质的区别。在布尔迪厄看来，结构主义的结构、系统是自我调节的封闭性空间网络，而场域是社会空间中的小世界，每个自律的场域最终受到社会支配性权力的作用，即经济逻辑的制约和影响。因此场域的自律是相对的，场域自身的逻辑受制于社会空间的权力逻辑。例如文化生产场的自律原则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规则，而是受到外部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侵蚀。不同场域之间的同源关系以及它们与权力场的关系，确定了场域的开放性。
布尔迪厄强调“场域”不同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他看来，学校教育体系、国家、教会都不是静止的机器，而是场域。“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从结构主义的抽象冷漠的局外视角来看待社会结构，它是一种共时框架。而场域概念却引进了主动参与、创造性的行动者，行动者受制于场域的同时，具有建构和改造场域的可能性。场域的行动者不是一个前结构主义式的全知全能的主体，也不是结构主义意义上被动接受客观结构召唤的主体。行动者和场域是相互作用、相互塑造的辩证关系，他们的习性、资本，镌刻着其出身、家庭教育和成长轨迹的痕迹。当场域的现实境遇与行动者的习性偶然相逢，行动者便开始生成当下、具体的实践行为。
场域是行动者争夺有价值的支配性资源的空间场所，这是场域最本质的特征。各种资源构成不同形式的资本。每一场域都有各自占主导性的王牌资本。在知识分子场域里是文化资本，在权力场域里则是经济和社会资本。占优势的资本形式决定了场域的具体逻辑，不同场域的特定逻辑往往不可通约。场域也是行动者争夺合法性——象征资本——的场所，争夺对场域的支配性价值、评价标准的垄断权的空间场所。场域不可能凝固成胶着的空间框架，时间、历史的涌动使场域无时无刻不处于复杂微妙的斗争状态。因此，场域中的实践冲突是多元决定的。
参加场域游戏的行动者，必然携带特定的资本和习性。一旦进入某一场域参加特定的争夺游戏，就意味着行动者已具备一张入场券，即具有一种“幻象”，他们主动地接受场域的支配性价值、资本，相信游戏的争夺对象、胜负结果，并内化为身体向度的性情倾向、感知方式和思维习惯。也就是说行动者在对场域的认同和想象中形成某种信念关系。信念关系凝结在习性中，是行动者加入场域争夺的前提。例如，一个过早退学、游手好闲的工人阶级子弟会意识到苦练拳击、功夫的必要。在他看来，要加入社会场域争夺金钱、财富和地位，一身健壮的肌肉和过硬的拳脚功夫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样一个青年眼里，文化生产场的行动者自甘清淡，热衷于话语斗争的资本逻辑无疑是荒谬而无益的，他对世界的信仰、他的资本构成，都使得他没有条件涉足文化场域的游戏争夺。在场域中取得合法地位的行动者，同时也获得场域加诸其上的被掩饰的“象征暴力”或象征权力。象征权力使得行动者在场域博弈中的战利品披上合法表象。当行动者认同和接受场域逻辑后，象征权力就自然而然地剥夺行动者对场域真相的反思能力。
场域这个狼烟四起的动态空间里的鏖战，说到底是行动者不自觉参与的社会游戏。游戏争夺的对象不是确定的、守恒的，而是由一定的历史条件决定，是偶然的、任意的，游戏规则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游戏者可能改变对规则的约定，如不同资本之间的兑换率，改变评价和筛选事物的衡量标准。行动者的实践不是理性的、算计好的和目的明确的，而是在习性的规束下遵循模糊逻辑的前反思行为。
对法国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的分析，是布尔迪厄的场域研究的点睛之笔。在布尔迪厄眼中，研究文学意味着建构一系列“纸上的建筑群”。因为，对文学现象的解读，必须语境化、历史化，必须置于社会历史的场域空间之中。根据布尔迪厄的设计，从场域的角度分析文学艺术等文化生产，包括三个内在关联的环节。首先，分析文学艺术生产场与权力场之间的关系；其次，勾画行动者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因为行动者或机构在这个场域中为占据位置，控制场域特有的合法逻辑，相互竞争而形成了关系空间；第三，还需要分析行动者的习性，即千差万别的性情系统，行动者通过将社会、经济条件内在化而获得性情系统，而习性又影响行动者的社会轨迹，形成不同的力量关系。
在社会空间中，资本的不平等分布决定了空间中的等级结构，而且等级结构遵循“异质同构”原则，掌握经济政治权力的支配者位于社会空间的最高层，文学场中的知识分子拥有丰富的精神成果和文化积累，他们秉承相当的文化资本，也属于支配阶级。在支配阶级（或译为统治阶级）内部，拥有更多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权力支配阶层，相对缺乏文化资本，占据权力场中的正极。反之，文学场中的知识分子则富于文化资本，相对匮乏经济和社会资本。他们位于权力场的负极，即支配阶级中的被支配阶层。总之，文学场属于权力场中被统治和支配的部分，这种尴尬的处境和位置，会产生独特的意识形态效果——文学生产者进行文化认同时，往往受到这一处境的影响，并投射到文学场的内部生产中。譬如中国古典文学历来有“香草美人”的传统。
文学场在社会场域中的特殊位置，决定了研究文学场除了要考虑文学作品、作者，读者因素，还须关注赞助商、出版人、监察机构等行动者和社会制度的影响力。重构文学场的位置空间，需要重现被传统文学史忽略的诸多细节。布尔迪厄在《艺术的法则》中重建19世纪晚期法国文学场时，就从不惮细节的烦琐。他列举出上百个有名或无名的作家，他们的家庭环境和成长背景，他们的文体、风格，他们追随或反叛的传统以及相互关系，他们出入的咖啡厅、酒吧间或沙龙，与他们有关的出版机构、剧院、读者群等等。因此，文学作品的价值不单单由文本的互文性决定，也不仅源于它所反映的外部社会，而是源于场域炼金术的巫术效果。也就是说，只有在文学场中，文学作品的价值、作者的权威性与文学内在传统之间，与外部社会场域之间的作用力才是清晰可见的。
场域这个空间性概念结合了结构主义的系统和行动者的主体性，但不是二者的简单相加。场域在布尔迪厄的实践逻辑的支持下，揭示行动者在象征权力的作用和自身习性的规导下的彼此争夺，从而将差异性、静止的观念、立场还原为在空间中发生的动态性事件。
(汪民安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 #思想没影线#
社会学发现，现代社会不是一个浑然一体的世界，而是分化为许多“各自为政”又相互联系的小世界。尽管它们有着相对自主、特定的逻辑，但是与整个社会世界在生成结构上异质同构，都遵从支配与被支配的等级结构的作用。卡西尔对关系式思维的强调给予布尔迪厄很大的启发，由此他提出“场域”概念来建构社会空间。“场域”概念就是运用关系式思维思考社会空间的不同“游戏领域”，理解其中或明或暗的权力运作机制。这种关系式方法避免了从本质和实体的角度理解权力及其支配关系，它得益于同时又超越了结构主义思想。
场域是由不同位置之间形成的客观关系网络构成的开放性结构。不同权力或资本对应于一个位置，因此场域中的每一个位置意味着各个不同的资本或利益，意味着资本或权力在分配结构中的不同处境。差异性位置之间形成了对抗和竞争的客观关系，包括支配关系、屈从关系和对应关系等等。场域是不同位置之间的关系网，每一位置受到其他位置的界定和影响；每一位置的变动、转换将影响到整个场域结构，所谓牵一发而动全局。从布尔迪厄对场域的繁琐、精细的定义中，我们不难发现场域具有结构和系统的特征，但又和它们有本质的区别。在布尔迪厄看来，结构主义的结构、系统是自我调节的封闭性空间网络，而场域是社会空间中的小世界，每个自律的场域最终受到社会支配性权力的作用，即经济逻辑的制约和影响。因此场域的自律是相对的，场域自身的逻辑受制于社会空间的权力逻辑。例如文化生产场的自律原则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规则，而是受到外部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侵蚀。不同场域之间的同源关系以及它们与权力场的关系，确定了场域的开放性。
布尔迪厄强调“场域”不同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他看来，学校教育体系、国家、教会都不是静止的机器，而是场域。“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从结构主义的抽象冷漠的局外视角来看待社会结构，它是一种共时框架。而场域概念却引进了主动参与、创造性的行动者，行动者受制于场域的同时，具有建构和改造场域的可能性。场域的行动者不是一个前结构主义式的全知全能的主体，也不是结构主义意义上被动接受客观结构召唤的主体。行动者和场域是相互作用、相互塑造的辩证关系，他们的习性、资本，镌刻着其出身、家庭教育和成长轨迹的痕迹。当场域的现实境遇与行动者的习性偶然相逢，行动者便开始生成当下、具体的实践行为。
场域是行动者争夺有价值的支配性资源的空间场所，这是场域最本质的特征。各种资源构成不同形式的资本。每一场域都有各自占主导性的王牌资本。在知识分子场域里是文化资本，在权力场域里则是经济和社会资本。占优势的资本形式决定了场域的具体逻辑，不同场域的特定逻辑往往不可通约。场域也是行动者争夺合法性——象征资本——的场所，争夺对场域的支配性价值、评价标准的垄断权的空间场所。场域不可能凝固成胶着的空间框架，时间、历史的涌动使场域无时无刻不处于复杂微妙的斗争状态。因此，场域中的实践冲突是多元决定的。
参加场域游戏的行动者，必然携带特定的资本和习性。一旦进入某一场域参加特定的争夺游戏，就意味着行动者已具备一张入场券，即具有一种“幻象”，他们主动地接受场域的支配性价值、资本，相信游戏的争夺对象、胜负结果，并内化为身体向度的性情倾向、感知方式和思维习惯。也就是说行动者在对场域的认同和想象中形成某种信念关系。信念关系凝结在习性中，是行动者加入场域争夺的前提。例如，一个过早退学、游手好闲的工人阶级子弟会意识到苦练拳击、功夫的必要。在他看来，要加入社会场域争夺金钱、财富和地位，一身健壮的肌肉和过硬的拳脚功夫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样一个青年眼里，文化生产场的行动者自甘清淡，热衷于话语斗争的资本逻辑无疑是荒谬而无益的，他对世界的信仰、他的资本构成，都使得他没有条件涉足文化场域的游戏争夺。在场域中取得合法地位的行动者，同时也获得场域加诸其上的被掩饰的“象征暴力”或象征权力。象征权力使得行动者在场域博弈中的战利品披上合法表象。当行动者认同和接受场域逻辑后，象征权力就自然而然地剥夺行动者对场域真相的反思能力。
场域这个狼烟四起的动态空间里的鏖战，说到底是行动者不自觉参与的社会游戏。游戏争夺的对象不是确定的、守恒的，而是由一定的历史条件决定，是偶然的、任意的，游戏规则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游戏者可能改变对规则的约定，如不同资本之间的兑换率，改变评价和筛选事物的衡量标准。行动者的实践不是理性的、算计好的和目的明确的，而是在习性的规束下遵循模糊逻辑的前反思行为。
对法国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的分析，是布尔迪厄的场域研究的点睛之笔。在布尔迪厄眼中，研究文学意味着建构一系列“纸上的建筑群”。因为，对文学现象的解读，必须语境化、历史化，必须置于社会历史的场域空间之中。根据布尔迪厄的设计，从场域的角度分析文学艺术等文化生产，包括三个内在关联的环节。首先，分析文学艺术生产场与权力场之间的关系；其次，勾画行动者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因为行动者或机构在这个场域中为占据位置，控制场域特有的合法逻辑，相互竞争而形成了关系空间；第三，还需要分析行动者的习性，即千差万别的性情系统，行动者通过将社会、经济条件内在化而获得性情系统，而习性又影响行动者的社会轨迹，形成不同的力量关系。
在社会空间中，资本的不平等分布决定了空间中的等级结构，而且等级结构遵循“异质同构”原则，掌握经济政治权力的支配者位于社会空间的最高层，文学场中的知识分子拥有丰富的精神成果和文化积累，他们秉承相当的文化资本，也属于支配阶级。在支配阶级（或译为统治阶级）内部，拥有更多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权力支配阶层，相对缺乏文化资本，占据权力场中的正极。反之，文学场中的知识分子则富于文化资本，相对匮乏经济和社会资本。他们位于权力场的负极，即支配阶级中的被支配阶层。总之，文学场属于权力场中被统治和支配的部分，这种尴尬的处境和位置，会产生独特的意识形态效果——文学生产者进行文化认同时，往往受到这一处境的影响，并投射到文学场的内部生产中。譬如中国古典文学历来有“香草美人”的传统。
文学场在社会场域中的特殊位置，决定了研究文学场除了要考虑文学作品、作者，读者因素，还须关注赞助商、出版人、监察机构等行动者和社会制度的影响力。重构文学场的位置空间，需要重现被传统文学史忽略的诸多细节。布尔迪厄在《艺术的法则》中重建19世纪晚期法国文学场时，就从不惮细节的烦琐。他列举出上百个有名或无名的作家，他们的家庭环境和成长背景，他们的文体、风格，他们追随或反叛的传统以及相互关系，他们出入的咖啡厅、酒吧间或沙龙，与他们有关的出版机构、剧院、读者群等等。因此，文学作品的价值不单单由文本的互文性决定，也不仅源于它所反映的外部社会，而是源于场域炼金术的巫术效果。也就是说，只有在文学场中，文学作品的价值、作者的权威性与文学内在传统之间，与外部社会场域之间的作用力才是清晰可见的。
场域这个空间性概念结合了结构主义的系统和行动者的主体性，但不是二者的简单相加。场域在布尔迪厄的实践逻辑的支持下，揭示行动者在象征权力的作用和自身习性的规导下的彼此争夺，从而将差异性、静止的观念、立场还原为在空间中发生的动态性事件。
(汪民安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 #思想没影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