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科技评价的“马拉河”

为何改革不起效？

我国以往科技评价改革效果并不彰显的原因在于单纯采用了整体推进的改革模式，没有处理好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这与科学自身的规律和中国国情不相符。

从科学社会学角度看，科学是少数精英的活动，呈现典型的金字塔结构，少数精英人员和科研机构处于金字塔的顶端，多数处于金字塔的底端。即便在美国，不同科研机构的科研水平和科研质量的差距也很大，美国研究型高校也只占其高校总数的一小部分。

中国科研人员和科研机构规模庞大、分布广泛，科研水平和科研活动差异巨大。有些科研机构和高校已经凝聚了一批优秀的科研人员，科研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同时，我国仍然有相当多的科研机构和高校，其研究水平处于较低阶段。

与之不相称的是，在推动科技评价改革的一系列政策中，并没有将金字塔顶端机构与底端机构区分开来，而采用的是普适性政策或者整体推进模式，所谓“眉毛胡子一把抓”。

那么，政府在科技管理中全部都采用整体推进模式吗？也不是。例如中科院的“知识创新工程”、教育部的985和211工程，以及近年来名目繁多的各类人才计划等，都属于重点突破模式。但是，这种抓重点的管理模式主要体现在对资源配置的重点支持。

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并未完成，科研机构、高校等主要科研力量几乎都是政府所有，行政色彩浓重，科学共同体力量较弱。

在物质方面，如经费投入、科技条件建设等，政府对机构的个性化和差异化管理相对容易，这也是政府权力的体现。而在价值导向方面，就很难照顾到机构个性化和差异化的需求。这就是科技评价改革一直没有采用重点突破模式的原因。

在“大一统”的价值导向下，容易进行横向排名比较和量化评价，抹杀机构的个性和特色，不利于金字塔顶端机构在科技评价改革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也是 20 世纪 90 年代步入论文量化评价以来，20 多年都没有能够自然发展为科学价值导向下的科技评价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找到“领头角马”！

科技评价改革的突破口在于找到“领头角马”，赋予其使命和自主权，鼓励其探索建立以追求卓越为价值导向的科技评价体系。

处于金字塔顶端的科研机构便是所需要的“领头角马”，只有这些“领头角马”机构充分发挥其带头作用，成功跨越“马拉河”，到达“彼岸”，才能带动其他机构一起跨越，从而构建合理的学术生态。

当然，我国科技评价改革比起自然界角马群跨越马拉河要复杂得多，但是，在发挥“领头角马”作用方面，其义相似。

从科技评价的复杂性看，我国目前科技评价的问题，既有政府管理的问题，也有科学共同体自身的问题，包括科研机构、科研人员以及学术组织等，还有社会环境的问题。

比如，科技评价中的非学术因素干扰在我国文化环境中比较盛行，这也是为什么在我国量化评价大行其道的重要原因之一。经过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的发展，我国科技整体水平已经有了很大进步，相比于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已经拥有一批具备了较高学术能力和视野的科学家，可以担当起同行评议的责任，特别是在金字塔顶端的一些机构。

由此，笔者认为当前科技评价改革的主要矛盾是要处理好政府与科学的关系，赋予一批学术高地机构以“领头角马”的地位，并下放自主权，使其作用得以发挥。在这一前提下，科学共同体自身的问题才有可能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完善与解决，“站在岸上是学不会游泳的”。

谁是“领头角马”？

那么，谁是科技评价改革中的“领头角马”？科技评价改革的“领头角马”，首先其本身必须处于学术高地，即高水平人才的集聚地、高水平科研产出成果的集聚地；其次在科技界和社会上影响较大，能够起到表率作用。

按照该标准，在基础研究领域，像中科院和国内好的高校，例如985高校大致可以看作是“领头角马”的主力军。我国一些好的科研成果主要来自这批科研机构，一些重要的科研攻关任务也主要由这批科研机构承担。实际上，这些机构在科技评价改革方面也一直试图做一些有益的探索。

中科院一直在发展和完善研究所评价体系。2011 年“知识创新工程”结束之后，中科院研究出台《关于改革科技评价，建立重大产出导向研究所评价体系的决定》，引导研究所做出“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重大科技成果。

南京大学近年来实施了“科技创新十百千工程”，即在系、院和学校层面分别遴选出十个、百个和千个关键研究问题，引导学术骨干专注于关键问题研究，力争实现在科学前沿的突破。该工程的本质是科技评价的改革，即以问题导向取代以往的论文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