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以四次“大辩论”为主线，但21世纪以来，弘大理论之间的争论不再是该领域的主旋律，科学实证主义（尤其是量化方法）的国际关系学界的地位日趋主导，于是唱衰理论的论调开始出现。
国际关系理论是否已经终结？国内外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的阐释。Dunne、Hansen和Wight认为，我们面临的只是宏观理论“大辩论”的终结，而不是国际关系理论本身的终结。国内学者也指出，“大辩论”的科学史叙事误导人们以为国际关系不断出现新范式是常态，但在目前国际关系事实并未超出现有理论的解释范畴的情况下，这种托马斯·库恩式的科学革命期待是不合理的。[8]大辩论作为主流国际关系发展史叙事，还受到了其他诸多批判：首先，由于它过于简化假设，难以反映现实；其次，辩论中的主要思想都是在美国学界提出后才获得全世界的重视，强化了国际关系作为“美国的社会科学”的定位；第三，大辩论强调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和对立，减少了互相借鉴的可能。[9]
刘丰指出，近二十年宏观理论鲜再有创新是学科正常发而非衰落的现象，原因有以下几个：首先，冷战后国际环境没有重大颠覆性变化，新理论发展的外部刺激较少；第二，理论创造的周期长，是非常正常的现象，而且原有的理论压缩了新理论的发展空间；第三，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员在科研群体中是极少数，其从事的工作原创性极高，边际收益也极小。[10]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理论创新不等同于宏大范式的更替，指出近年国际关系的理论发展路径主要包括：
第一，地方性理论，主要指美国以外的国际关系学派，比如英国学派、哥本哈根学派、法国学派、中国学派等。[11]也有学者开始批判国际关系理论中实际上存在的“中心－边缘”等差，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关心研究主流对世界南方国家的主导，而且这种等级制度还在学界不断被再生产。[12]作为回应，Thakur指出国际关系主流有意地让非洲沉默，并提出了多种非洲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潜在贡献的途径。[13]
第二，中层和微观理论，如联盟与威胁理论、国际规范演化理论等，这些理论比宏观理论更具有现实意义，让国际关系理论更加精细和成熟。[14]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层理论研究可以抛弃宏观理论，需要警惕的是，现今许多中层理论的研究并未对自身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假定给予足够的重视。[15]
第三，理论的对话和综合，表现为不同流派共同挖掘重要、基本的概念，或寻求交叉的空间。[16]有的学者认为，国际关系理论需要方法论上的统一，才能最终让一种最准确的理论胜出，理论的“多元主义”（pluralism）只是达到最终统一的途径；但也有学者认为，多元主义应该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常态，一体化的多元主义（integrative pluralism）为国际关系这个复杂、多样的学科，提供了多维的视角；这个学科的复杂性导致不同学派对最重要因素的判断是不同的，但这种不同并不意味着这些理论不具有科学性。[17]韦伯指出，人类的现代知识总是片面的，而相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主观性（subjectivity）使得普遍知识的获取更加困难。[18]因此，从不同切口认识世界，让竞争性观点互相讨论，是对获得社会科学知识的困难性的有益弥补。[19]不过，这种赞同理论互补的立场，容易让人们随意套用多种理论解释一个问题。[20]如何进行理论沟通互补而不落入相对主义陷阱，是国际关系理论界共同的关切。[21]
第四，跨学科借鉴，尤其在行为主义革命后，很多国际关系理论借鉴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概念，发展新的理论和视角。[22]比如女性主义视角是来源于政治哲学，后结构主义视角来源于文学理论等。[23]
胡令远、王高阳认为，这些“另类”（alternative）的理论发展路径，表现出国际关系理论更强的关怀意识和包容性，实用主义的转向表明国际关系理论走向成熟。[24]然而，从《欧洲国际关系》特刊中可以看出，很多国外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仍然较为担忧。
Mearsheimer和Walt认为，目前国际关系学界片面看重验证假设的实证方法，而不重视理论的引领作用。对方法的片面侧重既不利于理论的发展，也不利于实证研究的完善。只注重方法实证研究也许可以通过统计工具做出准确的预测，但如果这个预测没有充分的理由，也不是一个好的研究。[25]Guzzini则指出，目前国际关系理论被降格成了以实证理论和政治判断为主，忽略了理论的反思性和获得普遍知识的功能，冷落了规范性理论、本体论理论、元理论的重要性。[26]此特刊之外，也有不少学者加入了此讨论，比如Jahn试图将国际关系理论的政治关联性理论化，他认为目前国际关系学界重视实用性，为政策导向的微观研究牺牲了理论发展，这其实会损害此学科的政治关联性，甚至影响国际关系作为现代科学的地位。[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