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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迅雷：网购2018年继续看好高端消费，因为在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的消费升级过程中，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消费趋向高端是必然的，大消费的投资逻辑于2017年相似；高端制造的发展主要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消费需求，二是政策供给，后者是中国的独特优势；结合政府工作报告，高端制造的政策供给包括但不限于高铁、光伏、5G、人工智能、芯片、飞机发动机、新能源汽车、生物制药等行业。
丁爽：特朗普政府对进口太阳能光伏板征收关税，中国对美国高粱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引发贸易战担忧，预计今年随着双边贸易失衡持续扩大，两国间贸易摩擦将加剧。具体来看，相对于钢铝征收关税，美发起301条款调查对华影响更大，而中国的应对比较谨慎，可能会集中在贸易方面；双边协议的可能性最大，双方贸易摩擦难以避免，但爆发贸易战可能性较低。
鲁政委：借鉴里根政府贸易执政经验，特朗普政府或在以下几个方面施压中国：第一，要求限制中国输美优势产品如光伏组件、钢铁及铝制品出口数量；第二，规定中国输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如电子产品最低限价；第三，要求中国对美放开农业、能源、娱乐、技术、医疗、金融服务及网络等市场。在此贸易政策高压下，我国对美出口或逆势下行。
乔虹：全球宏观经济变化当中最重要的未必是增长，让人紧张也不一定是通胀，最值得关注是整个央行货币政策正常化紧缩过程。此次全球复苏并不是美国拉动，而是更倾向于中国拉动；从中国拉动角度来讲2015年政策有所放松，201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出现稳定回暖趋势，全球都逐渐出现经济好转，特别是外需变强状态，这印证中国引领全球复苏，2018年全球最大的灰犀牛是贸易保护主义。
邵宇：所谓全球化周期是指各经济体之间的商品流和资金流联系，杠杆上升会导致国家资产负债表的不可持续性和全球化周期中资金流向的多变性，一旦逼近临界点，金融危机可能就在眼前——但这些都只不过是全球化这个最宏大的图景中的一个断章，准确地说，它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 3.0 的高度发展及其主要矛盾爆发的一段历史记录。它始于国际经济和金融中心，终于每个民众的家庭生活和财富涨落。
沈建光：政府的经济目标由速度向质量转变，去杠杆力度不会减轻，强监管会更加深入，财政政策表态积极但赤字却在减少，体现了防风险的要求；减少收入差距，房住不炒，立足民生，保护环境是政府目标适应主要矛盾变化的重要举措；供给侧改革需要在财税改革、明确中央和地方理顺财权与事权；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关系仍将长期处于竞争与合作共存，分歧和博弈无处不在的“非常态”，立足国内经济稳定，切实推进三大攻坚战，以及加速财税与国企等供给侧改革，以为中国经济提供更多增长红利，是应对外部冲击的最好武器。
沈明高：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名义利率长周期拐点已现，收益率的底部将会在波动中抬升。过去近40年，美国名义利率下行是通胀大缓和的结果，而低通胀的原因在于背后超级经济力量的迭代，即新制造业力量的崛起；随着中国经济走上新台阶，新一轮制造业转移很可能从中国转向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将会逆转长期缓和的通胀水平，开启利率上升周期。考虑到人工智能、自动化等技术进步，未来长周期高点或低于过去，但仍将给全球经济与市场带来颠覆性的影响。
陶冬：美国方面，当前在接近完全就业的状况下，根据最新二月数据非农就业人数大增，但工资上涨有限，体现劳动参与率上升稳定住了失业率和工资。这已经移除了美联储三月加息的最后一个数据障碍，除非发生重大突发事件，鲍威尔主持的第一个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就会进行今年的第一次加息，未来十年期国债利率杀入3%区间应该只是时间的问题，债市在今年估计一直是风险资产市场的动荡源之一。欧洲方面，如果经济数据不出大的意外，ECB会在六月例会上宣布结束长达三年的购债安排，QE九月份到期后停止，欧洲明年上半年加息的机会颇大。
伍戈：从M2来看，尽管近期银行资金“表外转表内”、拨备率下调等监管措施虽然有助于信贷边际扩张，但在经济提质减速及防风险的政策基调下，信贷难以显著增长，未来监管新规的逐步落地使得银行资产负债表收缩压力不减，M2将呈低位震荡态势。与趋势性走低的M2相比，过去一年社融保持相对强劲，但未来表外融资呈现显著收缩趋势，使得社融增速有望持续回落，M2与社融之间的分化未来趋于收敛。总体上，未来在总需求保持平稳韧性前提下货币数量增速稳中趋缓，意味着利率仍有向上支撑。
杨成长：适度得当的杠杆是现代金融制度本质特点，去杠杆不是不要杠杆，去风险也不是要消除风险或消灭风险。金融市场必然存在风险，金融机构都要经营风险，是要让金融风险可控可测的范围内。无论金融还是实体，去杠杆、降风险还是在进行时。推动股权融资更加均衡，比倾向于某一领域加大股权融资更重要，未来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不需要所有市场都按照主板市场交易规则去靠拢，多层次资本市场需要各自的功能定位，要根据功能来体现发行、交易、上市，以及退市规则的差异化，并注重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
张明：外汇占款与境内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银行代客结售汇数据是观测国际收支变化的重要高频指标。外汇占款的波动率可体现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程度，近一年来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程度显著降低；涉外外汇顺差与银行代客结售汇顺差之差可一定程度作为错误遗漏的高频替代指标，即高频观测资金外逃趋势；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中，人民币使用规模在整体收付款中的占比变化一定程度可作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度量指标。
朱海斌：前发达国家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出现分化，量化宽松政策在2018年将进入尾声，中国货币政策的选择不应该遵循以加息来维持中美利差的逻辑，而应该主要基于国内的经济运行和通胀的走势，选择“稳利率、紧信贷、强监管”的政策。美联储、加拿大、英国央行都处于加息的周期中。在加息的过程之中，一个大的逻辑就是股票市场要优于债券市场，这是2018年在全球做资产配置时比较重要的一条主线，代表新经济的互联网等板块，MSCI中国指数的表现仍然会乐观。
（首席核心观点由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整理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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