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或者，占领运动实际上可以沿着自己暗含的高速路前行，与其在那些由房地产剩下来的被指定为所谓“公共”的空间里安营扎寨，不如搬到那些交易室里去，在那里过日子。
为什么要默许僵化的生产关系如此强有力地在由市场打造的城市中刻下的条条框框？
如果没有要求重新分配的勇气，进步的政治也就无从谈起。
无论你怎么在
资本的历史形态中
解析资本，不管你称现在是晚期资本、全球资本还是贝恩资本的时代，这种描述只是为了方便而已。
所有的经济都是分配的引擎，我们通过取用和分享的伦理，来审查它们的道德是否适当。
公园大道的公寓或阿斯彭公寓的错处不在于皇冠的造型或墙裙；而在于它们所体现和代表的空间、便利和特权的不平等扩张。这点显而易见，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却不甚明了。
在《住房问题》（1872年）的经典阐述中，恩格斯提出解决方案不是在城市破败的尽头给工人们简陋的露台提供微薄的补偿，而是搬进中央公园西区的剩余空间，那才是相当经济的办法。
3.
我们或许可以尝试弃绝之路，可持续的、甘地式的紧缩政策，简单地拒绝与消费打交道，不再被当成资本的斯特拉斯堡鹅。事实上，在美国肥胖症指数级增长，有可能把我们每个人都变成像一栋房子那么大的建筑。
我们以前当然也沿着这条路走过，但还有那么些人，阿米什人、无政府主义者和阿什拉姆居住者，他们制定了这些替代方案，或多或少选择了退出。
还有地方主义是值得考虑的，如果它能够对跨国公司打着“随心所欲”旗号的收买行为做出反击的话。
在我们“启蒙运动”的现代化身中，政治起源于某种自然状态，无论是卑鄙野蛮的还是天堂般的，在那里，每个人都从他们资本主义之前的原始小屋中走了出来。
这个无处不在的人物形象，无论是森佩尔的、洛吉耶的，还是欧洲殖民扩张大时代探险家们无畏的素描本中记录下来的人物形象，都是这个历史主义和线性的伟大时代的一部分，对于某些人既定的结论而言，那是必要的起源点，这绝非巧合。
这是一种不断重复的行为，就像在二十世纪有关最低限度生存的论述一样，现代性的原始小屋，以其特有的分配和建构的简洁性确立了原点和零度。难不成回到树上去？
weed
｜
Arizona｜
1993
4.
我们不妨真正地去研究一下非正式性的本质，它长期地处于与法律谈判和反击的状态之中，是永久抵抗的媒介。
最近的一些思考表明，城市领域中的非正式运作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所谓的"例外状态"，边缘人群
在这种状态下
用
他们可替代的空间方法，在涓涓
细流中蹭上一滴。
相反，
非正式性
就像
阿南雅·罗伊［
Ananya Roy］等人所说的那样，是一种“习语”，在印度或巴西等地的各个层面都行之有效的，那是一种
不断重塑建设和权利的地景的规划形式，
利用法律解释、规避、被动和暴力。
一方面，这种作为持续争论主体的空间可控性的理念，提供了一个充满期许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中，被剥夺权利的人可以不断地为他们的愿望和权利找到战略开口，在这种局面中，需求可以在越来越多的层面上被模拟出来，从边缘化的地形中挣脱出来，并被带到城镇的中心。
另一方面，这种运作领域的内在不安全感也为“创造性破坏”提供了无穷无尽的空间，因为强权通过诡诈的法理或者彻底的驱逐，攫取了他们希望注入剩余价值的领土。
5.
我们为了自己的权利主张另一种模式，城市权，这是当今最好的主轴线。
如果这意味着，首先，我们要求财产在我们出入和集会的要求面前往后退，那么我们就找到了一种至关重要的可操作性，一个占领的空间。
如果这意味着，资本重新配置自身，以适应我们对其他生活方式、其他关系、其他城市、其他幻想的梦想，我们就会打断并迷惑资本的前途，由此我们可以重新启动历史的引擎，并顺势而为。
乌托邦的意义总是在于它的短暂性：但你可以从各种梦想中学到很多。
6.
城市中是否有一种叛逆的风格，同化、遭遇、存在。现代性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城市相互交织在一起，而城市围绕着各种感知装置旋转，这些感知装置让我们热爱它、消费它、了解它。
我们是游荡者，在林荫大道上漫无目的地闲逛。我们是购物者，从我们的私人空间中解放出来，毫无防备地与奇观和其他事物打成一片。我们是司机，用快速的连贯视角观察那个被激进地拉长了的空间。我们是电影制作人，用我们重组合成之术，创造出既存在又从未存在过的空间。我们是漂移论者，带着轻描淡写的刻意超然，尽力体验一种即兴的真实，一种无意识的图表，那种几乎没有事故的空间。喝酒嗑药
。
被绑架。
被阵雨浇头。
有没有一种感知的工具能把资本主义城市变成它的另一面，把它翻转过来，成为真正的异轨？
让我们继续寻找，偶遇陌生人，上演随机事件。
成功总是转瞬即逝的，尝试就是结果，但失败总是一目了然的：
如果横穿城镇的每条路线，最终都把你带去麦当劳，那么这玩意铁定是出问题了。
a habitable levee｜
New York
｜
2013
7.
好吧，那么，我们真地要为我们的梦想家喝彩了。当前的不可能性提醒我们如何定义这一类愿景。当然，有必要对不可能性的条件持批判态度，并弄清楚限制的必要性。
不包括我们身体的那种愿景不算建筑，要排除在外。我们要通过捍卫自己肉身的建设来对抗资本的大计划。
把居住和服饰这两边给联系在一起，那肯定是个阴谋，而且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要让大写的“人”用“为艺术而艺术”的广告宣传和名人效应来掩盖我们自己，不要在我们的头盖骨上镶金带钻。
我们也不应该屈服于我们自己这一方沉闷的家长式理论，这种理论常常是在啜饮桑塞尔酒的间歇时产生的，就好像我们的生活方式只不过是偶然而已，简单地认为所有的偶像破坏都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压迫的另一种策略。如果你还是坚持要这么说，那就称之为“否定”吧。
我们要冒一定的风险，跨过反讽或愤世嫉俗的桥梁：谁想要一场毫无乐趣的革命？
为什么要以Archigram为代价高抬Archizoom的价值？为什么宁愿沉默而非欢笑？想要一锤定音够呛，死掉一千个笑话有戏。
8.
我们等待着那些个被吹嘘的具有创造性破坏的矛盾，来证明它实际上是多么缺乏创造性。如果这个体系诱惑并抛弃了它的每一个主体，让我们每个人都遭受抵押贷款的奴役，让每栋房子都处于水下，每个人都不得不往更高的地方搬，那就意味着
“
去他妈的
”
。
马克思梦到的正是这种崩溃。
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被减去时，建筑会发生什么？
让我们一探究竟！
社会主义在宿舍里？
在临时屋？
车间？
邻里？
城镇？
城市？
国家？
星球？
为了找出答案，我们必须继续面对自由主义所特有的困境：
要多少个国家才算够？
我很清楚一点：
一个福利国家胜过一个战争国家。
9.
我们来到非实体化的共产主义，将我们全部的容量下载到了硅或其后继者上，成为纯粹的心灵，打败可触的财产。好吧，也许扯得太远了：存在于脑中的建筑只是个比方。让我们就此打住吧。
new york city (steady) state
｜
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