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但这个单亲妈妈没有停下来。
褚问鹃即便不能够代表那一代性解放女性的命运，至少她的故事更能够代表她们的处事风格——抗争和出走是她们的姿态，她们绝不会扮演被动牺牲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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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话剧感”，是空洞
张一曼在《驴》剧中真实的角色，是粗糙剧情的缝补者。影片因为种种内因外因，刻意模糊时空背景，只剩下一个空洞的“三民小学”的概念。这是关于“教育”、“理想”和“人性”甚至“国民性”的一个巨大的隐喻。有《让子弹飞》那样的先例，但凡你要在电影里把“过去”拍成隐喻，就可大行不顾细谨，加一点商业电影廉价桥段和笑料，中国观众受过精密政审的头脑自然懂得脑补其他的一切。观众也可能因为脑补太多，而没有留意到
《驴》的编剧导演，对自己貌似要讲出的那个故事，理解得相当单薄，譬如导演认为这个故事是批判“知识分子太容易妥协了”。
有些人说是因为《驴得水》“话剧感”太重而“电影感”不足，固定场景太多，像情景喜剧，没有电影的视听语言，演员表演显得夸张不自然。可是，“话剧感”曾经出现在很多优秀的电影中。《驴得水》跟另一部完全以话剧形式演绎剧情的电影，拉斯·冯·提尔导演的《狗镇》很类似（我甚至猜想，编剧和导演也许参考过《狗镇》的文本）：同样是穷乡僻壤，同样是轿车载着执掌暴力的人——《驴》剧中是教育部特派员与士兵，《狗》剧是警察和黑帮——带来情节的转折。甚至电影名字都是以影片中唯一动物角色为名。同样的，影片探讨的是人性，“教育”是两部片子共同的关键词。不同的是《狗》将极为抽象的话剧舞台搬上了银幕，而《驴》则采取了实景拍摄的方式，把舞台剧变成电影。
同样的，两部影片中，受难者都是女人。但两相对照之下，《驴得水》的剧情之粗糙让人难堪。
在《狗镇》中，黑帮老大的女儿Grace希望摆脱黑帮草菅人命、为一己之私代行上帝审判之职的“傲慢”生活。她逃到贫穷偏僻的小镇，而一心再造小镇人灵魂的医生儿子、自诩为作家的Tom，说服小镇人瞒过黑帮收留她，并且爱上了她。Grace认为自己找到了精神的家园：环境艰苦，人们还是努力正直生活；她也开始通过劳作改造自己，自食其力。
当写着Grace名字的寻人启事被警察换为通缉令，尽管知道Grace是无辜的，人们对自己善心的要价越来越高昂：包括欺凌、强奸、性骚扰和奴役劳动。最后，软弱的Tom担心失去小镇人的认同，无力帮助Grace逃跑，又囿于情人身份无法协同作恶，煎熬之下把她出卖给了黑帮。黑帮终于来了，Tom不乏谄媚地亲手把女友交出。于是Grace重新面对逃往小镇那一天她与父亲之间的争拗：到底理解人性的弱点、选择宽恕是傲慢的，还是以暴力作出判决是傲慢的？最后她完成了关于上帝的思考，与黑帮父亲达成了共识，让人们为自己所作所为负责，黑帮血洗小镇，她则亲手射杀了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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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狗镇》剧照
同样是彻头彻尾的隐喻，但《狗镇》里小镇居民有十几位，每一个人表现出来的从善到恶，都有完整的、草蛇灰线、不断发展的行为逻辑；受害者Grace从天真乐观，到隐忍观望，再到绝望反击，都有丰满的细节支撑。而《驴得水》里，铜匠从一名卑弱者成为与官员勾结的加害人，血气方刚的周铁男从勇者到懦夫，仅仅在一瞬之间完成。因为情节的逻辑实在是太过于脆弱，《驴得水》前半部分的轻快节奏，主要靠张一曼以并没有超越日常酒桌段子水平的性玩笑、幼稚而无趣的“不眨眼”游戏，以及貌似浪漫的留声机、交谊舞、目不暇接的旗袍式样、撒蒜皮“下雪”之类的佐料撑下来。
可是，一个性解放的女性，跑到农村寻求性自由，是出于什么考虑？并非隐姓埋名，教育部档案里还有她的黑历史。一个能够在几乎全男班的工作环境中毫不隐瞒自己的“性瘾”，并且言行不乏侵略性，这样的女人要正常地生活下去，她怎么可能只是一味的“单纯善良”？她怎么可能任由外界施虐而毫无反抗直至发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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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旧角色：最纯洁又最放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