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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提到，1991年斯莫特已从苏格兰教授岗位上提前退休。尽管如此，他仍想要做一些新的事情。其时，他对环境史的兴趣日益浓厚，因此他向圣安德鲁斯大学提出建立环境史研究所的申请，很快就得到了学校的许可，从而创办了当时西欧唯一的环境史研究机构。从1992年到2001年，斯莫特担任该研究所所长。这期间，该研究所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内容主要涉及科学、医学、技术和环境历史。1999年，该研究所获得“苏格兰高等教育基金会”的资助，随后与斯特灵大学联合成立“环境史与政策研究中心”。不久之后，斯莫特作为该中心的环境史学家，参与策划和组织了2001年9月在圣安德鲁斯大学主办的欧洲环境史学会第一届双年会，题为“环境史：问题与潜力”。
在斯莫特及其合作者斯特灵大学历史系的菲奥娜·沃森博士的指导下，圣安德鲁斯大学环境史研究所以及“环境史与政策研究中心”承担了许多项目，选题涵盖林地史、沿海考古、环境污染史、土地利用和文化景观、自然保护和乡村休闲以及物种史等领域，这使得来自历史学、社会学、自然科学等许多学科的研究人员可以在一个大致规定的范围内做自己最有兴趣的研究。2002年以来，斯莫特还出任“苏格兰海岸考古与侵蚀问题信托组织”主席，引领圣安德鲁斯大学环境史研究所积极参与题为“海岸观察”的沿海考古项目，通过鼓励当地志愿者进行沿海考古遗址的调查和挖掘，防止这些遗址因侵蚀或堆积而遭到破坏。
这样，在斯莫特的创设和引领下，圣安德鲁斯大学环境史研究所通过跨学科合作和多样化的项目研究，以及广泛的国际合作与学术网络的建立，在环境史学术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成为英国乃至国际环境史研究的重要中心，为后继者进一步研究和交流环境史提供了合适的平台。因此，英国广播公司的历史杂志评论说，该研究所“在推动英国环境史事业方面掌握了主动权”。斯莫特本人则通过这类学术组织及项目研究工作，得以逐步深入环境史，不断开拓进取。
进一步思考斯莫特为何能在其学术生涯后期走进环境史并作出突出贡献，我们认识到，除了前文提及的早年独特经历的深刻影响外，至少还有两方面的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是个人爱好和公共服务的促进。从个人爱好来说，上文述及，儿时的农场生活让斯莫特养成了观鸟的喜好。之后，这一喜好一直伴随他，以至被誉为“一位敏锐的鸟类学家和观察者”。从公共服务来看，或许是由于家庭出身、卫理公会信仰以及雷斯中学强调学生责任心的影响，斯莫特一直心怀社会，并被公共服务所吸引，成为众多社会组织的成员，还在其中担任过理事、副主席和主席等职务。这包括苏格兰古代和历史遗迹皇家委员会、自然保护委员会苏格兰顾问会、苏格兰自然保护委员会、苏格兰自然遗产协会、苏格兰历史博物馆、皇家历史遗迹委员会和国家与地区档案咨询委员会等。
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斯莫特应邀加入苏格兰自然保护委员会及其后继者苏格兰自然遗产协会，还在1992—1997年间担任苏格兰自然遗产协会副主席。这段经历不仅为他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还为他投入环境史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现实经验。这期间，他曾以苏格兰自然遗产协会副主席的身份，着手处理过大量的现实争端，他感受到心中汹涌澎湃的情感“是由面前这些充斥着激烈争论的棘手案例及诸多问题本质上的历史属性传递出来的”。他意识到，在苏格兰自然保护委员会以及苏格兰自然遗产协会里，人们所讨论的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有一段历史，它们要么被忽略了，要么被搞错了，但这往往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比如林地管理或山地欣赏等。因此他认为，新成立的环境史研究所应该积极提出新政策，批评旧政策，同时他自己也越来越被环境史所吸引。
这样，正如有学者评论的，斯莫特在环境史学科中发现了一种方法，“可以将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的专业理解与对自然，特别是鸟类的更个人的关注结合起来”。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参与苏格兰自然保护委员会、苏格兰自然遗产协会等组织的工作，使他对环境史研究如何在实践中为政策提供信息有了亲身体验。
如果说，上述方面主要着眼于他个人和英国国内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还需要跳脱这一范围，在更大的层面去思考，这就需要论及可持续发展问题对斯莫特的影响。这是因为，斯莫特关注并开启环境史研究的时候，正值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国际社会日益弘扬之际。由于可持续发展问题是当代社会主要问题的一部分，它对斯莫特来说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推动力，因此我们看到，无论是在环境史著述中还是在环境史宣讲中，他都会谈及可持续发展理念以及从历史角度思考相关问题的必要性。这一时代背景，无疑是促使他日益深入环境史的关键因素。
譬如，在与他人合著的《苏格兰本土林地史（1500—1920）》第一章“导论”中，斯莫特在针对“本土森林”做解释和定义并论述苏格兰人对林木的利用时谈及可持续性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他说道：“这里的核心问题是，我们的祖先是否明智地利用了苏格兰的森林：它们是否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被加以利用？提出这个问题也就引出另一个问题——人们所说的可持续性是什么意思？”为此，他着重论及可持续性概念的历史变迁和当代蕴涵，以及理念上的共识和实际措施上的分歧等复杂情形。
又譬如，2006年11月斯莫特在北京师范大学讲学时专门有一讲谈及可持续发展理念以及有关历史问题，即“可持续性和英国的森林史”。在这一讲中，他首先列举了《布伦特兰宣言》和里约热内卢会议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剖析了它的内在矛盾，并指出历史上几乎不存在与里约的定义相一致的可持续发展的例子，必须承认，某种行为或制度是否可持续的问题，并不是某个时候的人们所关切的问题。当然，为了自己和家人能在某一地方生息繁衍，他们也是会关心这个地方在经济上的可持续性的；而如果某一资源与己无关，他们可能就会漠不关心。所以，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实际情况往往与所定义的并不是一回事。
这样，斯莫特以其深厚的学养，以及一个史学家的强烈的现实关怀，在年近花甲之时深入环境史领域，努力探索、耕耘，从而得以在晚年结出环境史硕果。在20世纪90年代，斯莫特主编并出版多部关于苏格兰人与自然关系变化历程的论文集，它们分别是《苏格兰与海》《史前以来的苏格兰：自然变化与人类影响》《土壤与田地制度的历史》《苏格兰林地史》和《若斯默丘斯：一座高地庄园上的自然与人（1500—2000）》。新世纪伊始，斯莫特又有多部环境史著作出版，它们分别是专著《自然之争》和《环境史探索文选》、编著《苏格兰人与林地的历史》以及合著《苏格兰本土林地史（1500—1920）》和《福斯湾环境史》。通读这些著作可以知晓，斯莫特对环境史主题有着广泛的探索、研究，并突显了特色，这里聚焦于《自然之争》略加分析与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