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会见那些事儿（微信文章未删减版）

在这十几年的刑辩律师生涯中，去过无数次看守所。有一次，我一位新朋友打电话问我在哪，我正好在排队会见，随口说：“我在看守所”，吓得他以为出什么事儿了。会见的问题，也是律师界的痛点，今天说说看守所会见的一些奇葩事儿。

一、在看守所会见外国人

2009年，我代理了一起比较特殊的案件，一位尼日利亚籍的黑人在北京涉嫌贩毒被抓。其家属在一个雨夜拜访了正在律所加班的我，跟我用英语聊得还不错，所以临时找到我去会见。

第一次会见真是大费周章。因为是外国人犯罪，他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我当时自认英语还可以，结果没想到这位犯罪嫌疑人的英语口音非常明显，带有浓重的法语色彩。因为我当时在北京语言大学进修法语，一度有他来自法属殖民地的错觉。

我们连说带比划地第一次会见完，我大致明白了其涉案的事情。他来中国做外贸生意，在北京认识了一位朋友。因为此前他曾吸毒，后来戒了，那位朋友反复要求他搞几包白粉，最后他拗不过，还真给他拿了三包，结果被抓。后来我阅卷才知，举报他的那位朋友，其实是警方的一个线人，连赌资都是警方提供的。

慢慢地，我适应了其浓重的英语口音，开始能跟他在看守所聊上一两个小时了。语言这个东西也是很神奇的，你要不练，就忘了，重新有语言环境，拾起来也很快。我会见完后，还得花两个小时时间用英语再解释给他家属听。这个案件办起来非常辛苦。因为涉及警方陷阱，且毒品数量很少，他只被判了一年。

他被判刑加驱逐出境后，还曾经从非洲打电话问候，感谢我当时的敬业负责。我说，我只是保证了你可以得到公平公正的审判，但希望你以后最好本分地做生意，别再沾毒，没事别来中国。

二、跟律师玩躲猫猫

2016年，我在代理吴正戈案时，遭遇到一系列的奇葩事。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期间曾被关押在公安局食堂地下室、益阳市精神病院、桃江看守所、南县看守所，安乡看守所等多处，也累坏了想会见的律师我。

2016年6月18日，益阳的实名举报人吴正戈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刑拘，但却不知道关押在哪里。后来家属收到一份“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通知书”，也不知道羁押场所。我去益阳市公安局，与法制科负责人辩论了一个小时，他竟说不出程序合法在哪。于是，我去益阳市人民检察院，提交了《提请侦查监督申请书》，指出本案不符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应予以纠正。

一周后，益阳市人民检察院书面纠正益阳市公安局违法行为，吴正戈关押到了桃江看守所。会见后才得知，他“失踪”的那段时间竟然被关押在益阳市第五人民医院，也就是当地的精神病院。但是，我在桃江看守所会见也不顺利。我去会见，办案人员就提讯，我不去，他们就不提讯。我又向检察院反映阻碍会见的问题，才得以纠正。然后，他被关押到了更远的南县看守所。

去南县看守所会见的情形，更为诡异。起初，我只要一到益阳，次日早上去会见，办案人员必然如影相随，比我早到提讯。他们甚至知道我什么时候出发。有一次，我们天没亮出发，路上开得很快，比正常时间早很多，也比提讯人员还早到，结果看守所的接待人员说，他们要请示一下领导。请示了一会儿，公安办案人员到了，他们要提讯，我据理力争，怎么也有先来后到吧？在坚持要控告下，他们最终让我先会见半个小时，他们再提讯。

吴正戈被转到安乡看守所后，第一次会见也受阻了。看守所说，只能每周二会见。而我是周三到的那里。我于是又去当地检察院反映不让会见的问题，认为限制会见时间违法，检察官后来给看守所所长打电话，才给解决。吴正戈在该看守所羁押期间，血压高达200多，医生下了高危的通知书，多次晕厥抢救，看守所也不想担风险，但办案机关就是不同意取保。可惜的是，该案后来由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一审开庭时，被告人已经被羁押了整整两年，虽做无罪辩护，但很遗憾没有成功。

三、需批准才可以会见

2017年，代理河北某地涉黑案时，因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所有的辩护律师被限制会见。跟检察院反映，他们只是口头反馈，该案涉嫌重特大贿赂犯罪，所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我们说法律文书上并没有该罪名，故指居违法，属于滥用强制措施。

犯罪嫌疑人被关押到看守所后，辩护律师还是不让会见，看守所说，该案会见需要批准。我们认为，刑事诉讼法规定中，涉黑案件并不属于需要批准才能会见的，这种做法也违法。看守所所长于是出具了一份盖有公安局公章的《情况说明》，上面赫然写着需要批准。如此明目张胆违法，还理直气壮。全体律师再次向检察院书面反映办案机关违法限制律师会见，但检察院并无任何反馈。直到后来，会见批准才被取消。

在庭前会议阶段，我作为辩护律师提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被告人均为关押在专门的办案地点，属于违法羁押，期间取得的口供应排除。为此，控辩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对抗。终于，在开庭前，公诉人主动撤回所有在某办案点获取的口供，我们也撤回了排非申请。

2018年，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重特大贿赂犯罪”从需要批准会见的项中被删除。目前，在侦查期间会见需要办案机关许可的，只有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和恐怖活动犯罪案件。所以，劳荣枝案初次申请会见时，办案人员请示汇报了一整天，是严重违法的。

四、看守所里的神秘人物

下面这个故事，听起来比较不可思议，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2017年，我代理了一起山西的涉嫌非法占地的案件。犯罪嫌疑人在被刑拘之前，非常明智地把早已准备好的我的联系方式给了她老公，让老公第一时间委托我辩护。可能也是这个举措，通过我积极的辩护，让她最终获得不起诉。

我曾经多次去某地看守所会见她，并沟通办案进展。我的风格是全程积极辩护，刑拘后第一时间联系办案机关，提交取保候审申请，与办案单位负责人面对面沟通，陈述该案存在的问题。在侦查期间，多次提交法律建议书。在逮捕后，也积极地跟检察院沟通，以口头和书面方式建议不起诉。听当事人自己说，最后检察院作出不起诉的依据，就是我论证详实的法律意见。

不过，真正让我惊讶的，是她后来告诉我的一些看守所秘闻。

她的号子里有一位奇人，是涉嫌集资诈骗罪进来的。其进来之前生过一场大病，好了之后竟然有神奇的魔力，可以预知身边人的未来，除了没法看清自己的命运外，对他人命运预测精准。谁的律师哪天回来会见，谁的家属会捎来什么东西，哪位号友何时开庭，一审判几年，二审判几年，“神婆”算得竟然分毫不差。甚至连管教何时谈男朋友，何时怀孕，哪位管教家里老人出事，她都提前预判。

科学没法解释这种现象，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了这样一种特异功能。我的当事人，哪位聪明的女性，就是被她算到了什么时候离开看守所。而且“神婆”说很奇怪，一般而言，逮捕之后是不会被取保的，这个案件比较特殊，外力起到了关键作用。我的当事人最后一次在看守所号子里见到她，是某天上午，该“神婆”喃喃自语：“今天咱这号子里，有一个人要离开，可是奇怪，却算不到是谁，不是她，也不是她。”最后，她自己被调走了。

五、看守所会见是否允许带电脑

我平常是习惯于用笔记本电脑办公的，案卷材料电子版也都存在电脑中，所以在会见时，通常都会带电脑。可是有些地方的看守所，明确禁止律师带电脑，给会见带来极大不方便。

2019年上半年，我代理了福建一起涉嫌民营企业家的刑事案件，被告人羁押在某看守所。第一次去会见时，看守所接待人员不让我带笔记本电脑。这种情况，在一些地方看守所是常态，但未必合法。为此，我与工作人员展开了一番短暂的讨论。

我说，《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看守所条例》并没有规定会见禁止带电脑，所以你们看守所自己的规章禁止带电脑是违背《立法法》的。我们现在提倡无纸化，检察院阅卷都是电子卷宗，不让我带电脑，怎么跟被告人沟通证据，难道要我把一百多卷全部打印出来，搬到看守所来吗？再说了，“未经批准，严禁办案人员、律师将手机、录音笔、照相机、摄像机、笔记本电脑等具有通讯、录音、摄影、摄像功能的设备带入讯问、会见室”，也只是说要批准，为什么允许办案人员带入讯问室，不允许律师带入会见室，这不公平啊。

在我再三要求下，他们请示了所长，后来让我填写了一份申请，允许会见时带电脑，再由所长批准，算是做了一个妥协。此后，我每次会见都堂而皇之地带笔记本电脑，当地律师看了都很诧异。我说，权利不就是靠争取来的么？

2019年10月18日，公安部、司法部联合颁布《关于进一步保障和规范看守所律师会见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律师可以携带个人电脑会见，但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确保会见安全”，算是为多年争议画上了一个句号。

刑辩律师看守所会见故事，完全可以出一本书。书中有奇闻轶事，有悲欢离合，也有酸甜苦辣，都是中国法治进程的见证。

延伸阅读：“我在看守所的真实经历可以出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