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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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单单从浩如烟海的佛教文献和教义中找出一两句只言片语，将其与量子力学比附起来，只可能是今天我们认识了量子力学原理之后的“马后炮”，不能证明佛教已经开创了量子力学，更无助于历代佛教徒们研习和应用这一“量子佛学”。我们就算承认了“殊途同归”，承认那只言片语确实是佛陀当年领悟了量子力学后的开示，这种知识也是毫无实证效力的：既不能够解释物质世界，也不能指导精神世界。而佛教讲求的就是要在世相流转甚至是外道邪魔的诱惑中证悟佛法，否则即使开悟的信仰也不能够坚牢。非要引用佛法来解释量子力学，反倒真有可能入了佛门的外道。
那么科学与宗教的“殊途”体现在何处呢？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史上，有一条一以贯之的主线，即弗兰西斯·培根在其著作《新工具》开创的实证主义传统：“人作为自然界的臣相和解释者，他所能做、所能懂得只是如他在事实中或思想中对自然进程所以观察到的那样多，也仅仅那样多；在此以外，他是既无所知，亦不能有所作为。”科学的内容总是包括来自直接认识的知识
（实验）
和来自系统总结的知识
（理论）
两大部分，后者来自对前者的正确归纳，又可以演绎地得到前者，并对未知知识给出可证伪的预言。科学发展的过程一般是从实验得到知识，对知识进行正确归纳得到理论，再由理论指导实验发现新知识。这就把抽象的思辨和实证关系颠倒了过来，使得自然科学发展有了坚实的基础。
科学的实证主义要求科学知识应当遵从奥卡姆剃刀原则：“如无必要，无增实体”，后来卡尔·萨根把这一原则通俗化成了“车库里的喷火龙”：如果我说我的车库里有一条隐形的喷火龙，但不管用什么实验手段都无法检测出来，那么我们只能说这条龙并不存在。实证主义的原则是，我们只能承认和相信那些经过实证检验的事实，而非经实证检验的只能暂时不信，即使它们有可能是正确的。“佛观一钵水，八万四千虫”
【注2】
，但在显微镜发明之前，我们常人谁也不能用肉眼看见水中的虫，即使佛陀确实开了佛眼、看见了小虫，但对我们常人而言，这“八万四千虫”就是车库里的喷火龙。一般人可以怀疑水中是否有虫，自然也可以相信佛陀的开示、认为水中确实有虫，但科学的态度是不相信那些未经实证证明的假说。
有人或许会争辩说：“列文虎克不是通过显微镜看到了水中的微生物了吗？这不就证明了佛陀的天眼是真实的吗？科学不也有先猜想后证明的发现吗？”这样的疑问混淆了先验判断和科学假设。先验判断并非是从其它业已为实证证明的知识出发做出的逻辑推论或合理归纳，而是基于先验知识——非经实证获得的知识——的一种断言。例如佛陀所说“一钵水中有八万四千虫”，这既不是佛陀研究了一般天然水中的微生物分布密度后计算得到的结论，也不是佛陀用显微镜观察计数的实验结果，而是佛陀用无上般若观照客观世界的结果，从科学的角度看，这就是先验判断。而科学假设则不然，其出发点是其它业已为实证证明的理论或实验结果，得出它的方式是演绎或归纳逻辑。例如列文虎克利用光学原理发明了显微镜，又用显微镜观察了身边各种水样，都发现了其中存在各种各样的微生物，于是他可以假设道：“微生物广泛存在于一切水体中”，这是从实验出发、运用不完全归纳法得到的科学假设。
先验判断和科学假设都可能被实验证实或证伪，只要这样的判断是一个陈述完备的命题。例如，只要我们界定明白了“一钵”的体积、“水”的来源、“虫”的计数标准，就可以用显微镜检验一钵水中是不是真的有八万四千虫。反之，如果我们在某地送来的水样中没有观测到微生物存在，也可以证伪“微生物广泛存在于一切水体中”这样的科学假设。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在科学知识中的地位相同。因为先验判断来自于非科学知识，是自外而内进入到科学知识体系中的，在被实证证实之前它始终不是科学知识的一部分，最多只能称其为“元科学”或者“潜科学”。即使科学实证证实了先验判断，也只是将先验判断的命题本身变成了科学知识的一部分，而不能由此得出先验判断的来源也是科学知识的结论。还以“八万四千虫”为例，我们即使证实了水中有八万四千虫，也不能由此得出佛陀确有佛眼神通的实证结论，因为前者只是后者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事实上，“水中有八万四千虫”这条科学知识，在实证科学体系中，无需佛陀的佛眼，就能从其它科学理论和实验知识得到。
科学假设的来源则是业已经过证实的科学原理或实验结果，例如爱因斯坦根据迈克尔逊实验得到的光速不变这一实验知识，提出光速不变原理，构成狭义相对论的基础之一，并进而得到质能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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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后者在核聚变和裂变实验中得到了证实。这种来自科学知识的假设实际上应当被称为科学预言，是科学知识体系的逻辑结果之一。科学预言可以被证实，也可被证伪，而后者对科学发展而言可能更加重要。因为假设被证伪乃是挑战既有原理、进而完善科学的进路。迈克尔逊之所以要进行光速测定，就是为了证实十九世纪流行的以太假设，但他的实验结果恰恰证伪了以太假说，这就给了相对论登上历史舞台的机会。
科学是由科学家们研究的，但科学家并不等于科学，并不是科学家提出的所有命题都是科学假设。“人的意识来源于大脑中的量子纠缠”这个命题，虽然其中有不少科学名词，但它过于模糊，目前不能称之为科学假设，至少不能称之为一个表述完整的科学假设。要令其完整，首先我们要明确这个命题中各个名词的内涵和外延，然后进而建立一套可实证的实验方法对其中所谓“量子纠缠”与“意识”的关系细节进行深入研究：何为“意识”？如何判断意识的存在与否？是什么样的原子/分子在大脑中发生量子纠缠？以什么方式进行量子纠缠？如何从实验上说明量子纠缠与意识存在关联？等等。科学家的确不能从自己的先验经验出发否定这个命题，有可能在未来它就成为了新的科学真理，但在实证证实之前，我们也不能选择相信这个命题。
由此还可以看出科学不同于宗教的另一个重要之处：科学从不自视为终极真理，总是“从真理走向谬误”
（萧伯纳语）
，而宗教始终自命为终极真理、不可更改。当科学假设被实验证伪时，科学原理便要随之调整，旧的科学真理为新的科学真理所代替，使得人类的实证认识不断逼近客观真理。而当宗教的先验判断被证伪时，支持宗教的人士不是变更宗教的教义，而是为之发掘种种辩解的方案。例如佛陀所说婆娑世界由四大部洲组成，与现代天文地理知识不合，便有人说佛陀是随缘开示、当时大众不能理解深刻精微、后世流传又有文字错讹、难免会偏离真相。总之，教义永远正确，错误的是诠释。而科学则不然，它永远在自我完善的道路上。
有趣的是，科学的这种新陈代谢发展进程反而也会被宗教或其他非科学思想利用来否定科学。他们的逻辑常常是：“科学事实也在不断变化当中，牛顿的那一套，不是被爱因斯坦用新的一套代替了吗？随着科学发展，谁知道真理会不会早已掌握在教义手中了呢？”这种观点利用了科学不能承认自己是终极真理的谦虚，来鼓吹宗教的盲目自信。的确，即使从实证主义的角度讲，这样的假设也并非完全不能成立，有那么一种可能，未来的科学会发现，宗教或者其它什么思想揭示的确实是这个世界的真谛，即使这种可能性十分微小。
但承认这种假设对人类认识真理并无助益：因为这种思维方式将认识真理的方法从实证变成了思辨，而后者在宗教中被进一步垄断为法王教主、高僧大德的特权——肉眼凡胎的芸芸众生是看不见水中的八万四千虫的，只有大神通的佛陀才能。但是，基于实证的科学则不然。只要发明了显微镜，只要是视力正常的人都立即能够实证水中存在的微生物。科学实验的现象和结果不因观察者的身份、地位、思想境界高低而改变，任何人都可以经过循序渐进、切实可行的科学训练理解科学、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科学带来的各种技术发明能够实实在在地普惠众生，让即使不懂科学的普通人也能享受科学带来的便利，获取到那些本来在神话传说中才能获得的神通大能：日行千里、万里传音、呼风唤雨、腾云驾雾，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