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 展览海报，左为莫兰迪《花》，右为赵赵《莫兰迪》
▲ 展览现场
35mm镜头在二十世纪初成为摄影主流时，基本上所有摄影师都曾受到过布列松对于“决定性瞬间”论述的影响——在极短暂的几分之一秒的瞬间中，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物加以概括，并用强有力的视觉构图表达出来的摄影观念在二战前后被公认为是一种大师语言。而就在这个理论风行之际，罗伯特·弗兰克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说：“我不希望捕捉‘决定性的瞬间’，世界在飞快地转动，世界也不是完美的。”大约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些有个性的摄影家开始独辟蹊径，一反“决定性瞬间”的创作方式，通过极其随意的眼光观察这个平凡的世界，以表面上看去不经意的一瞥融入摄影家对人生的独特见解，个人化的经验与角度在创作中开始变得重要。
而在某种程度上，当赵赵记录了《花》这一作品在香港巴塞尔被交易后的某一瞬间时，即便艺术家曾在采访中表示这一瞬间喻示着“对科技、资本、出口、市场运作和展览光源带来的一切的影像的定格”，但这种定格已然不同于曾经宏观叙事的大师般的“决定性瞬间”，而仍是被个体的情感与巧合所主导。而一切基于此的评论与态度，也都是与个人情感和思考息息相关。
▲ 赵赵第一件用油画的方式与艺术家结合的作品——《无题·杜尚》，布面油画、画框、碎玻璃，25×18cm，2013
事实上，作品中特意出现的那个红点不只是莫兰迪与资本市场的连结点，同样也是赵赵与这件特定作品间所发生的最具戏剧性的关联——一切巧合、艺术家与艺术市场的关系，以及赵赵对于《花》的最强烈的感受，都融合在这一颗红点中。而在某种程度上，这颗红点似乎又像是对于莫兰迪作品的一种“点痣”行为——一颗美人痣。
在崔灿灿看来，莫兰迪一生忠于意大利北部的中产阶级传统，遵循着老式教员式生活，一种可靠的中间趣味和标准，像是属于旧时代的魅力，关于谦逊和严谨；而如果没有艺术，赵赵却可能成为一个暴徒——和与世隔绝恰好相反，他与这个时代的冲突以及社会性问题极为紧密。但他又迷恋、把玩传统文化中遗迹、一件佛像，或是玉器，或是一件经典作品所象征的某种历史。而当两件有着独立身份的作品《花》和《莫兰迪》在 305 共同展出时，这两张画变成一条证据链，并完成了一次对话。它们象征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时空和事实：一段看画寻人的尘封历史，两个截然不同的新旧时代；一个在人群中度过一生的独居者，另一个试图在无限开放和给予限制的两面性之间摇曳的极端之人。并让我们坚信，最重要的东西，并不是在绘画的审美情感中存在，而是透过绘画本身，发现它所富含的诸多模糊不清或距离遥远的信息。
▲ 展览现场
这种具有“遥远”特性的信息，并置原物与作品、形成对话，并由个体推至社会经验与分歧的特征，让人难以避免地回想起不久前赵赵的作品《西装》——一件昂贵西装引发两代人、三种价值观的分歧，父亲的万字“檄文”、母亲的3000元成本自制衣，以及赵赵自己在连卡佛所买的十万元D&G西服共同构成了作品的结构。而马继东将两件成衣上传至网络，本该完全拷贝、同样以“照相写实主义”呈现的自制衣却被主持人曹涤非通过衣服上的扣眼迅速分辨出来——他将之称为“奢侈品牌LOGO背后的底蕴”。而这似乎也在提醒着人们，即便自机械复制时代始，尤其是进入如今的数字化生存时代以来，在百分之百的表象复制背后，仍然有某种更为深远的特性决定着一件事物的独特性与权威性。在作品中，也许便是艺术中的精神性。
▲ 赵赵，《西装》，2016，西装、书信，尺寸可变.
而“这些象征着与世俗对抗的精神遗留物，在香港巴塞尔变成一件件可以对外销售的商品。绘画的内部问题，个人的私密生活变成市场运作的一个要素”。赵赵的画中呈现了香港纷华的商业灯光，而在305当晚的艺术现场，夜色与狭小空间内灯光的对比使得近距离拍摄作品已成为某种无法追求完美的现实，无论以何种角度，展厅的灯光同样会让观者的影子映射于墙上和作品间，这似乎又是一种各加形而上的巧合。当然，与Joseph Kosuth在同样具有形而上意味的并置作品《一把和三把椅子》中所探讨的不同的是，赵赵并不是一开始就要为这件作品扣上一顶哲学的大帽，而是从自身所经历的某种失落、巧合与惊喜出发，通过自己、以及崔灿灿、杨伯都的文字阐述，向观者进行了极其个人化的叙事，并以此来完成这件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