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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中，孩子们的成绩拉开了距离
图源：《大考》剧照
刘思能看出来，儿子对学习不感兴趣。上一对一的补习课，他和老师单独在一个隔间学习，他不听老师讲，而是把脸贴到隔间玻璃上。到了初二去上小班课，他可以花很长时间抠墙皮。最让刘思不能接受的是，儿子会撒谎，说老师没留作业。有一次考试数学得了20分，他告诉刘思，这20分还是他抄来的。
彭莉的女儿也不爱学习。从小学开始，彭莉就会辅导女儿学习，女儿也会听从妈妈的安排，每学期开学前预习功课、做好练习题、自己看网课。但彭莉观察到，女儿对待学习并不主动。她经常要求女儿整理错题本，女儿往往只是答应，但没有去整理。
而只是按求完成任务，要应对考试是不够的。彭莉告诉南风窗，在湖北武汉，学生考试的内容往往比课本上单一的知识点要难很多，学生需要自己肯动脑钻研。上了初中，彭莉不再严格地督促女儿，她的成绩因此持续下滑，入学时她排在区400名，到了初二上学期的期末考试，她掉到了2200名。
刘思和彭莉都估计，以孩子现在的成绩，差不多能上当地的三类高中。再往下掉，就是中职学校。临近中考，学生与家长就像是行走在分数线上，因担忧下坠而紧绷。
学习“一刻也不能放松”。刘思在儿子的房间里放了两个摄像头，一个在上一个在下，摄像头能转方向，就是为了盯着儿子写作业。彭莉陪着女儿学习，如果爸爸要进来给女儿送水、送吃的，彭莉就会阻拦，不让女儿为此分心。
家长同样无法放松。彭莉几乎没有了周末。过妇女节，公司给员工发免费的音乐会票，彭莉一张都没要，她知道自己去不了。出门去超市买东西，女儿中途打电话给她，说作业做完了，彭莉马上就得赶回家，盯着女儿背道法和历史，“我怕她玩手机”。
家庭关系也随之变得紧张。刘思发现，上了初三，有手机的同学变多了，儿子也因为特别想要手机经常和父母吵架。他以自己没有手机为由，不去参加初中的最后一次运动会，因为同学们到时候都可以拿手机玩，就他没有。爸爸原本就有高血压，有一次甚至被儿子气得瘫倒在地上，吃了速效救心丸才好过来。
紧张感背后，是初中生家长对送孩子上普高的执念。
刘思感觉到，在家长中间，焦虑不论成绩。一个孩子在学校里能排进前50名，家长也担心他中考会发挥失常。“差的更焦虑了”，不少熟识的家长常常来问刘思，未来怎么打算？有一个家长告诉她，他们准备让孩子挂靠上普高，或者是走艺术类，通过画画的特长上一个三类高中。而这意味着高中三年，家庭要支付大约30万。
刘思自己都像是抑郁了。因为要陪着儿子上补习班，还得不停安抚老师，她耗费了太多精力。她感觉自己什么也不想干，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焦虑与失望，甚至让她对自己的孩子产生厌恶，“有的时候我就想开门走出去，不想跟他待在同一个空间”。
“这个人生是他的，我却要过度地去干涉他，”刘思说，“我想把他变好，但是变不好，（结果）把自己也变得很糟糕。”
而“普职分流”的存在，似乎让中考成为了一个人生转折点。彭莉希望女儿能把初中熬过去，她告诉女儿：“考上去我就不管你了。上了高中，你想不学就不学，但是初中是不行的，周末你一定要学习的。”
当“普职分流”成为家长心目中孩子的人生转折点，家长对普职分流比例（以下简称为“普职比”）的认识，无疑又加重了这层焦虑。
对普职比的认知，大多来自于各个阶段的家长会。家长会上，老师们把中考分流作为劝学的理由，刘思听初中老师讲，“有5成的孩子可以上高中，剩下5成的孩子上不了高中”。彭莉也早早听说了这一普职比，比起推迟分流时间，她更希望提高学生上普高的比例，“不要现在这样子的50%，80%或者70%也行啊”。
在这些描述与认知中，中职学校成为一种次等的选择，50%的比例更是强化了学生与家长“被淘汰”的焦虑。
两会代表数年的建议、呼吁，也是基于这种焦虑。2025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李杨提出，孩子的成长发展速度各有差异，对于一些在初中阶段尚未完全发掘自身潜力，或因各种原因中考失利的学生来说，分流可能限制了他们继续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