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我正式退役了,先去北师大学英语,半年后,有一个机会,我决定公派自费去美国留学。
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只想出去一两年,学学语言、开开眼界。另一个原因是,在中国女排这些年,得到很多荣誉,人们对女排队员几乎是家喻户晓。虽然退役了,可我不能像普通人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老是被别人注意,身不由己,连上个街买东西,都受拘束。
有一次,我想去看电影,买了票,故意迟到几分钟,等黑灯了,开演了,我们才找到位子坐下,没想到刚坐下,也许是我们俩的个子太高,还是被几个观众发现了,“郎平,郎平”地叫起来,这一叫,整个剧场都不安宁了,我一看情况不妙,赶紧撤。
可是,很多人不理解我的“撤”,他们总觉得,“女排”是中国的象征,我是典型的“民族英雄”,似乎不应该加入这股“出国潮”。也有人挽留我:“你是世界冠军,你是有功之臣,国家不会亏待你的。”
我觉得自己似乎被误解了,我不是怕“亏待”,我就是觉得,国家和人民待我太好,我不能再躺在“冠军”的奖杯上吃一辈子老本,不能天天坐在荣誉上。“世界冠军”只说明我的过去,而一旦从女排的队伍中退下来,我什么都不是,我得重新学习本领,我得重新开始生活,必须把自己看成“一无所有”。
一无所有的“国际农民”到美国后,因为我拿的是公派自费的签证,所以不能工作,没有经济来源。因为不能工作,我就只能把朋友家当作公家食堂,我吃饱了肚子,吃饿了心。以前都是高高在上的,现在,一下子落到最底层,还得靠人家借我汽车、给我买衣服,我所有的优势一时都没有了,心里很难平衡。
后来,我慢慢地想通了,我来美国学习,就是要掌握自己过去没有的东西,开始新的奋斗。我在大学排球队做助教。学校给我的待遇是,可以免费读书。但说是做助教,其实就是在哄着一些水平很差的队员。一开始,我心里很难接受:我是世界冠军队队员,跑到这儿来哄一群几乎不会打球的大学生,位置整个是颠倒。但我不得不说服自己:不想颠倒,回中国去,你来美国,就是找“颠倒”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