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我曾把希望寄托于“七〇后”“八〇后”，事实却证明不过是一场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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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让我不满和忧虑的，是精神境界的问题 。我曾自嘲说我们这一代是“没有文化的学者，没有趣味的文人”，和我们的老师辈（即唐小兵这本《与民国相遇》讨论的民国那一代学者）的差距是十分明显的。而对当时被称为“第三代学人”的四〇、五〇、六〇后那一代，我在表示对他们“怀有极大的期待”的同时，也有严峻的观察。

在1997年写的《我们欠缺的是什么》（收《压在心上的坟》）一文里，专门谈到了“文革”的失误造成的“历史的阴影在这一代学人精神气质上的消极影响”：“如有的学人（不是全体）身上或明或隐的霸气（对异己者的不相容），以至流氓气（把政治、经济斗争的手段用于学术，习惯于使用权术）；有的学人从消极方面接受教训，显示出自我精神境界与学术境界的褊狭和拘谨，或自觉、不自觉地依附（美其名曰‘利用’）权势，趋同潮流，等等。”

可以看出，无论是对自己这一代，还是下一代，我的不满，都不在个人，而是要检讨“由于本世纪（指20世纪）我们民族的种种不幸遭遇，也包括自身的失误，由几代人组成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整体素质上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缺憾”，我强调，“对此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自我反省”，“我们正应该从‘自我否定’开始，迈开走向新世纪的步伐”。

因此，我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再三呼吁年轻一代“沉潜十年”，并将希望寄托于七〇、八〇后这一代，其实是期待在新世纪有一个较好的学术生态和生存空间，新一代的学人能够无论在知识结构，还是精神气质上获得更为健全的发展，使知识分子整体素质上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看来，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能否在历史转折期的中国发挥应有的作用，中国的思想、文化、学术能否获得健康发展的关键。

但以后的事实发展，却证明了，我的这一期待，不过是一场美好而不现实的梦，本身就是我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的弱点的一个大暴露，这又引起了我的新的反思。

在2008年北大110周年校庆时，我发表了题为《寻找失去的大学精神》（收《致青年朋友》）的讲话，谈到我期待的年轻人“沉默十年”后开始发言时，我却在他们中间发现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情合理合法无可挑剔，他们惊人的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最大限度地维护“一己的利益”，这已经成为“他们的言行的唯一的绝对的直接驱动力”。

我当然知道， 这样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十年后崛起于思想文化学术教育界的年轻一代中，只是少数，但他们的能量极大 。坦白地说，这是我呼吁“沉默十年”时，绝对没有想到的：这里所发生的，正是“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的悲喜剧。

我的这个讲话在当时没有引起注意，却在几年后突然在网上传开。这也是我没有料到的，也因此引发了新的思考：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这也是我读唐小兵的《十字街头的知识人》首先想到的。小兵所谈到的“高校青年教师群体”的生存环境，提醒我注意到，新世纪学术生态的变化，这可能是关键所在。

不可否认，和我们的时代相比，唐小兵这一代学人的成长环境，还是有许多历史的进步的：对世界文明和中国传统文明的开放心态，随着经济的发展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的改善，教育与科研的发展，和平建设的社会氛围，都使得年轻一代在知识结构上显然比我们更为合理，在视野的开阔、精神的自由、思想的解放上都有长足的进步。但同时，更应该正视的，是新一代学人面临的学术生态环境并没有发生我所期待的根本变化，反而出现了更为严峻的问题。据小兵的研究和我的观察，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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