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守门员效应
——概念结构、理论解释与研究展望
作者：邹盛奇 伍新春 刘畅
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摘要］ 母亲守门员效应是在父亲教养投入的实证研究中总结出来的一种特殊现象，指的是母亲的教养态度与行为对父亲教养投入的影响，体现了母亲对于父亲教养投入的核心作用。随着母亲守门概念将母亲对父亲的积极影响纳入其框架下，母亲守门员效应也不再限于“关门效应”，其“开门效应”也得到了研究者的普遍接受。家庭系统理论与身份认同理论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一效应进行了解释，并对今后的研究具有指导作用。未来研究需关注母亲守门态度与行为的分化、母亲守门员效应的作用机制、母亲守门员效应的情境特殊性以及追踪研究设计的使用等研究议题。
［关键词］ 母亲守门；父亲教养投入；母亲守门员效应
母亲守门员效应是在父亲教养投入的实证研究中总结出来的一种特殊现象。所谓父亲教养投入（father involvement），指的是在儿童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父亲在互动性、可及性和责任性三方面的身心投入（Lamb，2004；伍新春，陈玲玲，刘畅，邢学玮，2014）。从历史进程的视角来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父亲在家庭教育中都处于被忽视的地位（伍新春，郭素然，刘畅，陈玲玲，郭幽圻，2012），直到1975年Lamb发表《父亲：孩子发展中被遗忘的贡献者》一文后，心理学家才表现出对父亲教养投入研究的强烈兴趣。在此后20年的时间内，实证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父亲教养投入对于儿童青少年发展的影响，研究结论一致发现父亲教养投入对儿童青少年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Milkie&Denny，2014）。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于实践活动的需要，大量家庭研究者开始探讨父亲教养投入的影响因素。在这一过程中，研究发现，虽然父亲们已经意识到应该更多地投入到对孩子的教养活动中去（伍新春等，2012），其教养投入水平也有逐渐递增的趋势（Pleck&Masciadrelli，2004），但在实际的子女教养过程中，父亲无论是在照顾孩子的时间上，还是在承担教养任务的数量上，都远低于母亲；这一现象，即使在母亲有同样的外出工作时间时，也依然如此（Lamb，2000；伍新春等，2014）。国内调查数据表明，无论对孩子的日常照料，还是教育活动中，父亲的角色都发挥不足；另外，父母双方共同照料孩子的家庭只占7.5％，父母双方共同承担教育的比例也只占11.7％（国家卫生计生委家庭司，2015）。既然父亲有更多地投入到孩子教养活动中去的意愿，为什么其实际的投入水平还如此有限呢？对此，研究者提出了母亲守门（Maternal Gatekeeping）这一概念来进行解释。
母亲守门指的是母亲支持、限制父亲参与到家务劳动和教养孩子活动中去的态度与行为，如父亲完成家务后，母亲重新再做一遍，或者是母亲抱怨、指责、随意评价父亲的教养行为；而母亲守门员效应指的是母亲守门对于父亲教养投入的影响（Puhlman&，2013；Fagan&Pasley cherson，2015）虽然母亲守门员效应的概念是在国外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但是这一现象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其实一直存在。儒家思想为中国社会提供了一套完整的伦理系统，而儒家思想体系中对于男女性别标准一贯采取不平等的态度，因此在中国传统家庭中，一直遵循着“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分工模式，丈夫主要负责家庭之外的工作，承担家庭经济重任、养家糊口，而妻子则留在家中处理家务、教养孩子（伍新春等，2012）。在传统性别角色分工的影响下，母亲不会允许父亲参与到教养孩子的活动中来，只是由于父亲在中国传统家庭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传统中国的母亲不会像现代西方妇女一样明显地贬低、控制父亲在家庭中的教养行为，而是采取一些更为隐性的方式。而随着女性更多地投入到工作中以及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母亲守门的方式也与西方妇女趋同。因此，对西方有关母亲守门员效应的研究进行总结和概括，对于提高我国现阶段父亲教养投入水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母亲守门员效应的研究中，长期以来研究主要集中于母亲守门对于父亲教养投入的负向阻碍作用（Barry ，Smith，Deutsch，&Perry-Jenkins，2011）。母亲被视为自私的“花园主”，她们为了保持自身性别角色的独特性，约束、限制、排斥、监督孩子父亲（园艺工）参与到家务劳动和孩子教养的活动中去，从而使父亲教养投入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Allen&Hawkins，1999；Talbot&McHale，2004）。然而，随着母亲守门概念与父母协同教养概念（coparenting）的整合，研究者开始关注母亲守门对于父亲教养投入的正向促进作用（Schoppe-Sullivan，Brown，Cannon，Mangelsdorf，&Sokolowski，2008；Zvara，Schoppe-Sullivan，&Dush，2013）。不过，无论关注母亲守门对于父亲教养投入的负向阻碍作用的研究还是正向促进作用的研究，均还处于初级阶段，母亲守门员效应的研究还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本文将在梳理母亲守门概念发展的基础上，介绍母亲守门员效应内涵的变化发展，并对相应的理论解释与研究趋势进行系统阐述。
母亲守门员效应是一个来源于实证研究的概念（Austin，Fieldstone，&Pruett，2013），其提出与父亲教养投入的研究进程息息相关，而其内涵的发展则与母亲守门概念的变化发展紧密相联。
（一）母亲守门的概念演变
研究者以多种方式对母亲守门进行界定。De Luccie（1995）的研究发现母亲对父亲教养价值的态度以及教养投入的满意度与父亲教养投入之间联系紧密，因此，她认为母亲守门就是母亲对父亲教养价值的态度以及对教养投入的满意度，母亲守门员效应也就是这些变量对父亲教养投入的影响。而母亲守门员效应得到研究者的普遍关注与Allen和Hawkins（1999）的基础性工作息息相关，他们对母亲守门员效应以及母亲守门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在他们的界定中，母亲守门指的是母亲对父亲的限制性（inhibitory）信念和行为的统称，共包括３个主要的成分：母亲对家务劳动和孩子照料的高标准；依赖于家务劳动的完成情况以及照料孩子的好坏程度的母亲身份认同标准；男女分工界限分明，遵循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模式。相应地，母亲守门员效应指的是母亲对父亲的限制性信念和行为对于父亲教养投入的阻碍作用。在此基础上，Allen和Hawkins（1999）编制了第一个用于测量母亲守门的专门工具，但是该工具主要关注于家务劳动以及母亲对于家庭角色的态度，只有一个项目直接涉及教养孩子相关的活动和行为，没有很好地表达母亲守门的三维结构。
应该说，De Luccie（1995）与Allen等人（1999）对母亲守门的界定重点关注的是母亲的性别角色和教养角色态度，但是母亲一般的角色态度与父亲教养投入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守门过程。母亲守门定义的实质是母亲实际的行为，即母亲鼓励或拒绝父亲参与到教养孩子的活动中去（Fagan&Cherson，2015）。因此，很重要的一点是将母亲守门态度与母亲守门行为相分离（Schoppe-Sullivanet al., 2015）。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母亲守门视为父母协同教养的一个组成部分（Puhlman&Pasley,2013;Fagan&Cherson,2015），父母协同教养指父母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相互协作（Mc Hale,2007；王争艳，程南华，2014；刘畅，伍新春，2015）的活动，关注的是父母对配偶的行为，因此，研究者开始对母亲守门行为的内涵进行界定。同时，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研究者也开始关注母亲守门行为的积极成分（Futris&Schoppe-Sullivan,2007）。于是，Austin等人（2013）将母亲守门行为定义为一个从限制行为到促进行为的连续统一体，也就是说母亲守门包括消极的限制行为和积极的促进行为两个方面。Puhlman和Pasley(2013)的观点则认为限制性行为和促进性行为不是一个连续统一体的两极，它们可以共存。在此前提下，他们提出了母亲守门行为的三维模型：（1）控制行为，指母亲对家庭信息流通、资源分布、人际边界设置等的管理和调节行为；（2）贬损行为，包括母亲对父亲态度和行为的直接批评、对父子互动的干扰、避免和父亲讨论与孩子相关事件的外显性行为，也包括向其他人抱怨父亲的教养行为、重新做父亲已完成的家庭任务等隐性行为；（3）鼓励行为，指母亲提供给父亲的积极反馈、与父亲的积极互动、表现出的对父亲的尊重等各种积极的行为（Puhlman,2013）。Fagan与Cherson(2015)同意将鼓励视为母亲守门的积极成分，但是他们认为以往的研究者对母亲守门行为积极成分的关注太少，致使其内涵相对较模糊，因此，他们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母亲守门的积极行为进行了区分，并提出了母亲守门行为的两个积极维度：（1）鼓励，指的是母亲支持父亲完成他们自身设定的教养目标；（2）促进，指母亲出于自身的考虑为父亲布置任务，努力尝试提高父亲的教养投入水平，而不是支持父亲自身的教养目标。不过，虽然母亲守门行为的内涵已经越来越丰富，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综合的测量工具对其进行测量。
总之，无论将母亲守门的积极成分和消极成分看作是一个统一连续体的两极，还是相互独立的两个维度，他们都承认母亲守门对父亲教养投入既存在正性的促进作用，也存在负性的阻碍作用。因此，母亲守门员效应也就不再局限于母亲对父亲教养投入的消极影响，同时也逐渐关注母亲对父亲教养投入的积极影响，母亲守门员效应的内涵也随之扩大。
（二）母亲守门员效应的表现形式——“关门效应”与“开门效应”
母亲守门是母亲针对父子互动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态度和行为，其对父亲教养投入的影响毋庸置疑（Fagan，&Barnett，2003）。由于母亲守门概念经历了一个从只有消极抑制作用到与积极促进作用共存的发展变化过程，这也就意味着，母亲守门员效应的实证研究同样会经历这样一个变化过程，即从关注母亲对父亲教养投入的消极阻碍作用，到同时关注母亲对父亲教养投入的积极促进作用，前者称为关门效应（gate-closing effect），后者称为开门效应（gate-opening effect）（Trinder，2008）。
Allen和Hawkins（1999）对母亲守门概念的开创性界定，为母亲守门员效应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在他们的界定中，母亲对父亲角色的限制性信念和行为被视为其结构的惟一指标，母亲对父亲教养行为的影响主要是负向的阻碍作用（Walker&Mc Graw，2000）。因此，在母亲守门员效应研究的早期，研究者关注的主要是母亲的守门态度和行为对父亲教养投入的阻碍作用，即关门效应。Szabo等人（2011）的研究发现，在父亲照顾孩子时，母亲的在场与否直接影响了父亲的教养投入——当母亲在场时，父亲的教养投入水平要明显低于母亲不在场时父亲单独照顾孩子的情况，是母亲拒绝与父亲共同承担照顾孩子的责任，从而降低了父亲的教养投入水平。此外，还有很多研究都说明了母亲的限制性信念和行为对父亲教养投入的负向阻碍作用（Barry et al．，2011），表现出关门的特征。
近年来，研究者关注的一个话题是母亲守门员效应的重要性程度。一些研究者认为母亲守门员效应阐明了母亲在父职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值得研究者的关注（Schoppe-Sullivan et al .,2008）；另一些研究者则直接质疑母亲守门员效应是否真正存在（Walker&McGraw,2000;Sano,Richards,&Zvonkovic,2008）。研究者质疑的一个原因是根据Allen和Hawkins(1999)对母亲守门的界定对母亲进行聚类分析时发现，仅有21％的母亲被认定为“守门者”，另有37％的母亲是会与父亲共同承担教养责任的“合作者”（Walker&Mc Graw,2000）。这也就是说，如果把母亲守门的概念限定为母亲对父亲的限制性信念和行为，那么母亲守门员效应就不如所宣称的那样普遍。
但是，在父母协同教养研究的指导下，母亲对父亲的正向促进（积极）信念和行为逐渐纳入到了母亲守门的概念框架中，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其包容性和综合性（Walker &Mc Graw，2000）。实证研究也证明了母亲守门对父亲教养投入的促进作用即开门效应的存在。Mc Bride等人（2005）的研究发现，母亲对父亲教养价值的态度在父亲对自身教养价值的感知与其实际的教养投入中具有调节效应，随着母亲对父亲教养价值认可程度的增加，父亲对自身教养价值的感知对其教养投入的预测作用也相应地增加，这说明了母亲对父亲教养投入的促进性作用。Schoppe-Sullivan等人（2008）的研究同样发现，母亲鼓励性行为可以加强父亲非传统的性别观念与高水平的父亲教养投入之间的关系，对父亲教养投入水平有促进作用（Zvara，Schoppe-Sullivan，&Dush，2013）Tinder（2008）的一项访谈研究支持了在今后研究中扩展母亲守门员效应的概念框架，正视母亲对父亲教养投入具有积极影响的观点。在这一研究中，他提出了５种母亲守门的方式，包括主动的开门、有条件的开门、被动的守门、有理由的关门和主动的关门，这些守门方式既可以说明母亲对父亲教养投入可能存在阻碍性作用，也可以说明母亲对父亲教养投入可能具有促进性的作用，支持了开门效应与关门效应共存的观点。同时，母亲开门和关门方式的多样性，也说明了母亲守门影响父亲教养投入的复杂性，母亲守门对于父亲教养投入的影响可能具有情境特殊性（Mc Bride et al．，2005；Schoppe et al．，2008），即随着父亲参与教养活动的差异，母亲守门对于父亲教养投入的影响大小和方向也会存在差异。总之，目前研究者倾向于将母亲守门员效应界定为一个非定向的概念。也就是说，母亲守门员效应既可表现为开门效应，也可表现为关门效应（Cannon et al．，2008；邢学玮等，2014）。
（一）家庭系统理论
家庭系统理论将家庭看作是一个由多个子系统（父母子系统、亲子子系统等）组成的复杂整体，并关注内部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与互动（Minuchin，1974）。家庭系统理论指出，家庭系统通过其子系统来分化并实现其功能，每个子系统特征的变化都会带动系统内的其他子系统的变化（Minuchin，1985），而母亲守门作为父母子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是在父－母－子三方组成的核心家庭还是离婚家庭中，其特征势必会对父子子系统的互动产生影响。因此，家庭系统理论为母亲守门员效应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
在家庭系统理论看来，母亲守门是母亲对家庭子系统边界的管理，子系统边界是规定哪些家庭成员能加入以及怎样加入的规则（Minuchin，1974）。母亲可能将父亲排除在父母子系统之外，不允许父亲参与对孩子的教养，从而降低了父亲与孩子互动的机会，表现出父亲教养投入水平的低下；另外，母亲对子系统边界的管理也可能是将父亲纳入到父母子系统中，并鼓励和促进父子的互动，因此，父亲教养投入水平也可能相应地提高。准确地说，家庭系统理论是在元理论水平为母亲守门员效应提供理论指导，起源于压力研究的交叉假说则可以更具体地从家庭系统的角度解释母亲守门对于父亲教养投入的影响过程。交叉假说认为，家庭某个子系统中互动的双，其中一方的情绪或行为（如母亲在父母子系统中的感受）会影响另一方在其他子系统中的情绪或行为（如父亲在父子子系统中的行为）（Bolger,Delongis,Kessler,&Wethington,1989）。母亲守门是在父母协同教养过程中突出母亲的主导作用，因此从交叉假说的视角出发，因母亲守门代表母亲在父母协同教养子系统中表现的特征，必然会对父子子系统中的父亲教养投入产生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交叉假说描述的是任意两个子系统之间的互动，而家庭各子系统之间的“能量”传递过程非常复杂，即父母子系统与父子子系统之间并不只是直接的“能量”传递（Erel&Burman,1995），这提示我们应该对母亲守门员效应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即探讨各个家庭子系统间的复杂互动过程。此外，家庭系统理论认为父母子系统与父子子系统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这也说明母亲守门与父亲教养投入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关系。
（二）身份认同理论
身份认同理论（identity theory）源于符号互动论，已广泛应用于解释人类的行为，并且为亲职教育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DeGarmo，2010；ＤｅAdamsons &Pasley，2013）。这一理论强调个体是在与他人的互动过程中来建构角色的标准与意义，以及这些标准与意义对自己及他人行为的影响的（Stryker，1968），是母亲守门员效应研究的理想理论模型。身份认同理论指出，当个体成为一位父亲或母亲时，会有多种社会角色（如养家糊口者、日常抚育者、保护者等）与其相对应，个体根据社会标准与社会期望对这些角色进行评估，并形成具有自我意义的身份认同标准，以做出符合该标准的行为（Stryker &Serpe，1994）。据此，如果父亲认同自己的教养角色，就会积极地对孩子进行教养。Stryker等（1994）指出，因为社会环境中的角色都是成对存在的，比如丈夫与妻子、父亲与母亲、经理与员工，因此身份认同理论假设，当个体承担某一角色时，都会有另一角色与其配对存在，也就是说个体在其身份认同的过程中，会形成两个身份认同标准：一个描述个体对自身的期望和要求，另一个描述对配对角色的标准和要求，母亲守门态度即属于后者；这两种身份认同标准同时对自己和配对角色的行为产生影响，母亲对配对角色（孩子父亲）的期望和要求会对父亲教养投入产生影响，即为母亲守门员效应的表现。然而，在身份认同理论的框架下考察母亲守门员效应，关注的是母亲守门态度而不是母亲守门行为对父亲教养投入的影响。
Adamsons （2010）在Burke（1997）的身份确认过程模型的基础上，对母亲守门的过程进行了解释，也补充了母亲守门行为对父亲教养投入的影响过程。根据Burke的观点，父母间的互动能够帮助各自确定身份认同标准。当父亲根据自己的身份认同标准做出相应的行为时，会得到母亲对其行为的反馈，这一反馈可理解为母亲守门行为。如母亲支持父亲的教养行为或者是对其教养行为进行贬损，这一反馈可帮助父亲有效地确定其身份认同标准，进而影响其之后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反馈不仅仅是母亲根据父亲的行为所做的反应，而是其对父亲这一配对角色所持的身份标准的反映（Cast，2003）。换言之，母亲对父亲行为的反馈是其母亲守门态度的反映，这也说明母亲守门态度是通过母亲守门行为对父亲教养投入产生间接影响的。
当父亲的行为与其所得的反馈相一致时，其身份认同标准会得到确定或强化，之后也会继续以类似的方式进行反应；相反，当父亲行为与其所得反馈不一致时，会出现一个冲突的过程，父亲可能会通过以下三种可能的方式进行调整，以重新获得身份认同标准与行为的一致性。根据母亲对其行为的反馈，父亲既可能调整自己的行为，也可能调整自己的身份认同标准，或者直接接受母亲对其身份认同标准的挑战，完全改变自己的身份认同标准（Adamsons，2010；Adamsons &Pasley，2013）。前两种方式都是父亲为了确定其身份认同标准而对自身行为或角色标准进行微调，反映的是母亲对父亲的角色标准与父亲的行为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父亲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后一种方式反映的则是母亲对父亲的角色标准与父亲自身角色标准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完全改变身份认同标准的过程，需要对角色的自我意义重新进行评估，是一个长程的、重复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父母中更具有权力的一方往往能促使另一方改变其身份认同标准。一般而言，母亲在家庭中往往更具有“权力”，因此母亲对父亲教养行为的影响即母亲守门员效应更为常见。应该说，Adamsons的模型一方面强调了母亲守门行为（反馈）对父亲行为和身份认同标准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强调了父亲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认为父亲并不是一味地接受母亲的反馈，而是会对其进行加工整合，以确定身份标准或行为改变的程度——微调或完全改变。同时，也说明家庭权力分布或其他家庭水平的特征可能在母亲守门与父亲教养投入之间的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
从前文分析可知，一方面，母亲守门概念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从一个一般性的、替代性的概念到逐渐接受母亲积极守门态度和行为与消极守门态度和行为共存的观点，推动了母亲守门员效应内涵的发展；另一方面，实证研究者已经得出确切结论，即母亲守门态度和行为对父亲教养投入有重要影响，既有关门效应又有开门效应。不过，由于该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其研究还很不充分，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未来研究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探索。
（一）母亲守门态度和行为的分化
从母亲守门概念的变化发展中可知，母亲守门概念经历了一个母亲守门态度与母亲守门行为逐步分化的过程，从母亲守门态度和行为的混杂体转换成纯粹的母亲守门态度和母亲守门行为（Holmes，Dunn，Harper，Dyer&Day，2013），前者的典型代表是Allen和Hawkins（1999）对母亲守门的界定，后者的体现则是近年来Puhlman和Pasley（2013）对母亲守门行为的定义。实际上，这种转变与研究者在界定母亲守门概念时所选取的理论视角有着密切的关系，早期的界定主要是从性别角色的视角出发，所以更侧重于母亲守门态度，较少涉及到母亲守门行为；近期的观点主要是从父母在教养孩子过程中的协同教养的视角出发，将母亲守门视为父母协同教养的一个过程，因此对母亲守门的界定多从行为的角度出发。
母亲守门态度和行为的分化必然会带来母亲守门员效应内涵更进一步的明晰化，今后研究应该分别考察母亲守门态度和母亲守门行为对父亲教养投入的影响，而不是两者混杂的作用。但是，Schoppe-Sullivan等人（2015）指出，母亲守门态度与父亲教养投入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母亲守门行为可能是两者关系中的中介变量（Adamsons，2010）。从影响父亲教养投入的变量远近的角度，同样可以得出相似的结论：母亲守门行为与父亲教养投入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母亲守门态度对父亲教养投入的影响更为间接。同时，这也提示我们今后在分别考察两者对父亲教养投入的影响时，应该考虑另一方的存在，以控制其变异。
（二）母亲守门行为的问卷编制
在母亲守门员效应的研究中，父亲教养投入的结构与测量已相对成熟（Lamb，2004；伍新春，刘畅，胡艳蕊，郭素然，陈玲玲，郭幽圻，2015），但是有关母亲守门的测量工具还在不断发展中。母亲守门行为体现了母亲守门的实质，其内涵也扩展为消极关门行为与积极开门行为共存，但是目前还没有综合考察母亲守门行为的测量工具。虽然Puhlman和Pasley（2013）提出了母亲守门行为的三维模型，同时也编制了一个相对综合的测量工具，但是有研究者指出，现有研究对母亲守门积极行为的关注还远远不够，母亲守门积极行为可以更进一步地分成鼓励与促进两个维度（Fagan&Cherson，2015）。由于现有的测量工具不能全面反映母亲守门行为的全部特征，从而限制了这一研究领域的进展。母亲守门员效应的深入研究，亟需开发全面综合测量母亲守门行为的工具。
（三）母亲守门员效应的作用机制
对于母亲守门员效应而言，现有的研究能够说明母亲守门对于父亲教养投入的重要影响，但是已有的研究也仅限于描述这一现象。Walker与Mc Graw（2002）指出，对于母亲守门影响父亲教养投入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家庭系统理论也提示我们其他家庭子系统可能在母亲守门影响父亲教养投入的过程中起着间接作用。另外，母亲守门员效应主要强调母亲守门对父亲教养投入的核心作用，但是这一效应的局限性是将父亲视为一个被动的接受者，完全受控于母亲，忽视了父亲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不过，有研究指出，父亲教养投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母亲的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父亲自身的因素（Doherty，Kouneski，&Erickson,2000；Walker&Mc Grwa,2000）。因此，今后的研究一方面需探讨母亲守门员效应的作用机制，另一方面需重视父亲主观能动性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
虽然家庭系统理论的交叉假说可以解释母亲守门对于父亲教养投入的影响，但是父母子系统与父子子系统间“能量”传递的过程非常复杂，研究者可以结合家庭系统理论的溢出假说（Erel&Burman,1995）对这一“能量”传递过程进行检验。比如说，母亲在父母子系统中的特征影响母亲在母子子系统中的特征，进而交叉影响父亲在父子子系统中的特征，表现为母亲守门行为增加了母亲对孩子的教养投入，母亲对孩子的高投入降低了父亲教养投入的机会。同时，母亲在父母子系统中的特征也可能先交叉影响父亲在父母子系统中的特征，然后再溢出到父子子系统中，如母亲对父亲教养行为的破坏和贬损会增加父亲对母亲的抵制、不合作以及冲突水平，从而减少了父亲教养孩子的机会，表现为父亲教养投入水平的低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父亲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此外，众多代表父亲适应功能的个体变量在母亲守门影响父亲教养投入过程中的调节效应，则更能体现父亲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如父亲的灵活性与自我控制在母亲守门影响父亲教养投入过程中的重要作用（Talbot&Mchale,2004），就特别值得关注。当母亲对父亲教养行为进行约束、监督时，灵活性高的父亲能够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从而减少母亲守门对父亲教养投入的消极阻碍作用；而自我控制水平高的父亲，则能有效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及对他人进行恰当的回应，同样能减少母亲消极守门对父亲教养投入的阻碍作用。
（四）母亲守门员效应的情境特殊性
虽然母亲对父亲教养投入的重要影响已经得到了研究者的公认，但是由于父亲教养投入的多维性和父亲教养活动的多样性，母亲的限制性或促进性行为往往只会对父亲特定的教养行为而不是所有的教养行为都产生影响。也就是说，母亲守门员效应具有情境特殊性（context-specific）。研究者认为，母亲守门员效应的这一特性是其本质特征，而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Schoppe-Sullivan et al．，2008）。到目前为止，鲜有理论和实证研究直接对母亲守门员效应的情境特殊性进行系统探讨，只是在少数研究中发现了这种现象的存在。Mc Bride等人（2005）的研究发现，母亲关于父亲教养价值态度仅在父亲教养角色态度影响非工作日父亲教养投入的过程中有调节效应，对父亲教养角色态度与工作日父亲教养投入的关系没有影响。Schoppe-Sullivan等人（2008）则检验了不同性质的母亲守门行为对父亲教养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母亲鼓励性的行为对父亲自我报告的教养投入水平有正向预测作用，对通过观察法获得的父亲教养投入行为没有预测作用。可能的原因是自我报告的父亲教养投入测量方式涉及到的父亲教养活动范围更广，而采用观察法对父亲教养投入进行测量时一般针对的是特殊的、预先设置的情境。因此，后续研究在考察母亲守门员效应时，需要考察父亲教养行为的众多情境因素，比如说孩子在场与不在场、父亲与孩子同住与不同住、孩子的性别、年龄等。
另外，SullivanSchoppe等人（2008）的研究还发现，母亲贬损行为对两种测量方式所得的父亲教养投入均没有预测作用，与母亲鼓励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这提示我们不同性质的母亲守门信念和行为对不同情境的父亲教养投入的效应也不同。因此，今后研究在探讨母亲守门员效应的情境特殊性时，还应综合考察不同母亲守门信念和行为对不同情境的父亲教养投入的影响差异。同时，也应重点探讨母亲守门员效应情境特殊性的作用机制。
（五）母亲守门与父亲教养投入的相互影响
虽然现有研究已经证明母亲守门对于父亲教养投入的重要作用，但是这一结论均是从横断研究中得出的。后续研究在对母亲守门员效应进行研究时，建议采取追踪研究设计的方式。实际上，对于母亲守门与父亲教养投入之间的因果关系尚未得到证明，是母亲守门行为降低了父亲教养投入水平，还是低的父亲教养投入水平增加了母亲守门行为？（Walker&McGraw，2000；Sano et al．，2008）这一问题需在追踪研究设计中才能得到解决。根据家庭系统理论的观点，父母子系统与父子子系统是相互影响的关系（Minuchin，1974），因此从理论上讲，母亲守门行为与父亲教养投入之间应该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不能排除父亲教养投入对母亲守门行为影响的可能性。当然，这一假设并不影响我们更进一步地对母亲守门员效应进行研究，在追踪设计中对母亲守门员效应的作用机制及其母亲守门员效应的情境特殊性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得出更科学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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