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谈《活着》
——日文版自序
我曾经以作者的身份议论过福贵的人生。一些意大利的中学生向我提出了一个十分有益的问题:“为什么您的小说《活着》在那样一种极端的环境中还要讲生活而不是幸存?生活和幸存之间轻微的分界在哪里?”
我的回答是这样的:“在中国,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来说,生活和幸存就是一枚分币的两面,它们之间轻微的分界在于方向的不同。对《活着》而言,生活是一个人对自己经历的感受,而幸存往往是旁观者对别人经历的看法。《活着》中的福贵虽然历经苦难,但是他是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我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福贵的讲述里不需要别人的看法,只需要他自己的感受,所以他讲述的是生活。如果用第三人称来叙述,如果有了旁人的看法,那么福贵在读者的眼中就会是一个苦难中的幸存者。”
出于上述的理由,我在其他的时候也重复了这样的观点。我说在旁人眼中福贵的一生是苦熬的一生;可是对于福贵自己,我相信他更多地感受到了幸福。于是那些意大利中学生的祖先、伟大的贺拉斯警告我:“人的幸福要等到最后,在他生前和葬礼前,无人有权说他幸福。”
贺拉斯的警告让我感到不安。我努力说服自己:以后不要再去议论别人的人生。现在,当角川书店希望我为《活着》写一篇序言时,我想谈谈另外一个话题。我要谈论的话题是──谁创造了故事和神奇?我想应该是时间创造的。我相信是时间创造了诞生和死亡,创造了幸福和痛苦,创造了平静和动荡,创造了记忆和感受,创造了理解和想象,最后创造了故事和神奇。贺知章的《回乡偶书》说的就是时间带来的喜悦和辛酸: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未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七十四讲述了一个由时间创造的故事。一位名叫崔护的少年,资质甚美可是孤寂寡合。某一年的清明日,崔护独自来到了城南郊外,看到一处花木葱翠的庭院,占地一亩却寂若无人。崔护扣门良久,有一少女娇艳的容貌在门缝中若隐若现,简单的对话之后,崔护以“寻春独行,酒渴求饮”的理由进入院内,崔护饮水期间,少女斜倚着一棵盛开着桃花的小树,“妖姿媚态,绰有余妍”。两人四目相视,久而久之。崔护告辞离去时,少女送至门口。此后的日子里,崔护度日如年,时刻思念着少女的容颜。到了第二年的清明日,崔护终于再次起身前往城南,来到庭院门外,看到花木和门院还是去年的模样,只是人去院空,门上一把大锁显得冰凉和无情。崔护在伤感和叹息里,将一首小诗题在了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