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格局可能再次被改变

2020年底，《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正式对外发布，与过去几个五年规划中突出服务业增长目标明显不同，建议首次就制造业比重问题作出明确要求，强调“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这也意味着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将在“十四五”成为发展的一大重点。

实际上，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在“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越高，产业结构就越合理”这一认知的影响下，一些地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忽视了实体经济，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脱实向虚”的现象。然而，有一座城市几十年来却一直坚守实业，在80年代它曾是全国十大工业明星城市之一，如今其先进制造业占比依然在全国城市中保持领先位置，并快速向“工业智造明星城”转型。

它是常州，苏南城市“三巨头”中最低调的那一个。

1985年，央视《话说运河》纪录片摄制组来到常州，当看到运河两岸鳞次栉比的厂房、工人们热火朝天的景象时，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电视工作者们都感到了新奇。直观的感受通过镜头语言被刻录——“运河两岸，烟囱林立，厂房如织，这就是常州了。”纪录片的第十二集《常州的气魄》这样开启。

彼时的常州，是闻名全国的工业明星城市：覆盖纺织、轻工、机械加工等行业、地方特色鲜明的工业体系已初具规模；拥有荷花牌灯芯绒、常柴牌柴油机、东风牌手扶拖拉机、红梅牌照相机等一批享誉全国的产品；以只占江苏省4%的土地面积创造了全省接近一半的生产总值和税收收入，人均产值与财政收入在与全国69个同类城市的比较中均为第一。

常州人创造奇迹的故事，应该怎样进行叙说呢？1975年，新华社刊发了常州工业的系列调查报告，用“农字当头滚雪球”、“小桌子上唱大戏”、“双手舞出八条龙”三句生动形象的话语串联起了那个年代常州工业发展的故事。

“农字当头滚雪球”说的是常州的工业体系是以发展支农工业为突破口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在起步阶段，常州工业面向广阔农村市场的庞大需求，生产手扶拖拉机、柴油机、农药、化肥等产品。以“两机一药一肥”为起点，发展出机械、化工等产业所需各类原材料及中间产品，再进一步地延伸拓展出其他产品、产业。

比如在机械工业方面，为生产“两机”而兴办起的各类配套零部件协作工厂奠定了发展其它机械产品的基础。化学工业亦是如此，生产农药六六六原粉带出烧碱和盐酸，生产磷肥带出硫酸，依托这些化工原料再发展了塑料、染料、医药、合成纤维、玻璃钢等工业。机械、化学工业的发展，又为电子、煤炭等其它重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不同于一些被确定为“三线建设”重点的工业明星城市，常州所获得的国家投资相对有限，主要靠市场力量和本土基因。“雪球”能够滚动起来，很大程度上得益发轫于世纪初的民族工商业所奠定下的产业基础——纺织等轻工业积累的技术力量、设备及资金。通过“挖潜、革新、改造”这些原有的中小企业，撬动工业潜能，在“小桌子上唱大戏”。

“小桌子上唱大戏”直观地体现在了“新厂三不建”原则上：凡是可以充分利用老企业增加生产的，不建新厂；凡是经过技术改造能进一步挖掘企业潜力的，不建新厂；凡是通过组织协作能解决问题的，不建新厂。“新厂三不建”原则折射了当年的常州工业先行者们对成本控制的偏执，以及对技术改良的专注，所谓企业家精神和匠人精神不外乎此。

在“新厂三不建”原则影响下，产业界掀起了技术革新、转产、协作的热潮：纺织厂机修车间的设备和技术人员被抽调生产纺织机械、冶金机械；胶鞋工厂转产做拖拉机轮胎；消防器材厂与眼镜厂联合生产照相机，前者负责照相机机身、快门部件的试制，后者负责相机镜片的制作与组装......许多中小企业摇身一变成为了“新企业”。

“新企业”基于技术或是工业原材料的关联不断从在位企业中衍生，也部分地继承了在位企业的“基因”——知识技术、管理模式、发展路径等。这个过程不断循环，出现了更多衍生企业，形成了产业集群。本地产业也就具备了自我繁殖能力，从在位产业中不断分化出了新产业。

新产业“从无到有”，接下去要实现的就是“从有到优”。而壮大产业、提升竞争力的关键在于实现专业化生产，形成规模经济。但常州企业普遍规模偏小且布局分散，依靠小企业的“单打独斗”显然难以实现这一点。于是，常州政府和产业界将目光锁定在了产业链分工和企业协作上，独创了“一条龙”模式：围绕生产大类产品，以1-2个工厂为骨干，将隶属关系、所有制不同但在生产上有关联的工厂梳成“辫子”，配套成龙，形成专业化协作线。

“一条龙”最早始于灯芯绒棉布生产。1959年，常州市纺织工业局根据所属工厂的基础和特长对各厂进行了分工，在生产环节工艺操作专业化的基础上，组织前、后道工序工厂进行协作。到1962年，“灯芯绒一条龙”正式成立。同步成立的还有一条龙办公室，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推动“龙”内企业在固定供应、工序协调等方面的协作。

灯芯绒一条龙展现了强大的生产力，“龙”成立后，灯芯绒一等品入库率、年产量、年出口量都得到了大幅提高。随后，常州工业将“一条龙”迅速复制到了其他产业，而后就有了“双手舞出八条龙”的故事。到了70年代末，常州最终一共发展出了16条龙。

表1：常州的“十六条龙” （制表：南风窗长三角研究院）

从“滚雪球”式的企业、产业衍生到“一条龙”式的集聚发展，内生稳固的产业系统被逐步构建起来，常州工业也随之迎来了发展的“流金岁月”。

但历史发展并不总是线性的，当外部市场、技术和制度发生变化时，忽略现有发展路径与大环境的耦合，产业被固化在原有发展模式、技术轨道、网络联系上，经济发展主体的利益被捆绑在特定产业时，内部的“稳固”也将瓦解。

80年代后期，中国加快了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及对外开放，转型时期计划—市场、传统—变革力量交织：外资带来了技术、资本和管理人才等生产要素，许多地区借助外资进行了产业升级；“短缺经济”时代开始隐去，“跑部前进”的工业产品销售方式不再适合买方市场。这一次，在转变观念、发展外向型经济和市场经济上，常州的步子迈得不够快。

到90年代，常州才开始引导乡镇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原来大量的以集体所有制为主的乡镇企业开始逐渐改制为了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们凭借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力，开始主动寻求市场机会，谋求传统企业转型：1998年，一家常州企业从开始与科研院所合作，成功开发了为手机配套的微型受话器等电声器产品，最终打开了数十家国内外大型公司配套市场；中小企业开始地域性集中，并有了仿效性生产与产业链延伸，以横林木地板、湖塘纺织、西夏墅刀具、邹区灯具、孟河汽摩等为代表的产业集群逐渐成型。

但以珠江三角洲为代表的大批三资企业挤占着高端产品的空间，而以温州等地为代表的个体私营经济，以低廉的价格占据着中低端产品市场，“常州制造”在市场上的生存空间被大大挤压。

到2000年，常州经济虽然总体仍然在长三角第一方阵中，但工业明星城市的耀眼光环已经渐渐褪去。常州的产业需要进行转型升级，去打破原来已经有所固化、锁定的发展模式。摆在面前的，有两条路径：是选择依托原有产业在比较优势基础上进行渐进式升级，还是选择导入全新的产业进行跨越式发展？

常州的工业化起步较早，传统工业很大程度上是常州经济的“压舱石”。工业的发展也给常州带来了丰富的底蕴和积累：如企业家精神、知识技术、技能人才、社会网络关系、工业文化等。对于常州而言，依托现有产业技术和人才基础，从企业端出发通过渐进式创新向高端攀升，将传统产业高新技术化，是一条更合适的路径。

2006年1月，全国科技大会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国家战略。随后常州市颁布了《关于增强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城市的决定》，开放和创新开始被提到城市战略的高度。常州开始通过“内联外引”的方式，导入国内国际创新资源要素，并将其“赋能”本地企业、产业发展。

从2006年开始，每年3-4月，常州市政府和企业会共同组成党政企业代表团，“走出去”寻求合作，将企业的创新需求与全国各地知名高校院所的最新科研成果进行预对接，并向高校院所发出“科技之约”——参加“518展洽会”的邀请。5月，中国常州先进制造技术成果展示洽谈会把高校院所“请进来”，在让它们实地了解常州产业与企业的同时，推动引进的“科技长征”项目签署。展洽会结束后，政府会带领企业回访相关高校院所，在展洽会初步交流的基础上进行“点对点”深入接触，加快项目落地。

但高校与企业间的产学研合作有可能会在项目结束时就戛然而止。只有建立起根植于本地区的产学研合作平台，从单个项目合作走向整体平台合作，才能使企业与高校之间有持续的创新互动。于是，依托常州大学城建设常州科教城被提上了日程。

如何将原本单纯集聚本地教育资源的大学城转变为承载技术研发与转移、创新创业、国际科技合作等多种功能的综合性载体平台呢？常州构建了“科研院所——孵化器——创新创业园”的链条化创新机制：借助“科技长征”和洽谈会，导入高校院所在科教城建立产业研究院；推动企业进入科教城与研究院共建科技成果转化孵化器，将科研院所的科技力量与常州的企业及市场资源实现结合；进一步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化创业园，将孵化企业与资本、海内外高科技人才进行嫁接。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政府奖励、所得税减免、专项资金等方式支持产业研究院、孵化器等各类载体的建设，企业与大学研究机构对接合作。

从2006年开始的“科技长征”和“科技之约”，常州坚持到了现在，十多年来，先后有1000多家企业“走出去”寻求产学研合作。与此同时，一批科研院校也进驻常州科教城，在科教城设立了研究院（所）、中试基地、工程技术中心和开放实验室。依托科教城，常州的一批本土优质企业如恒立液压、强力新材等开始与高校院所开展合作，借助高校的科研成果实现了技术创新。“经科教联动，产学研结合，院所企共赢”的产学研合作的“常州模式”开始发挥作用。

国际创新合作方面，常州瞄准的是“创新国度”以色列。为什么是以色列？在当时，欧洲、美国、日本等国家的企业在中国的战略布局已经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通过拼引大项目、以市场换技术已经进入了瓶颈期。而被称为“创新之国”的以色列，拥有数量庞大的高科技成长型企业，这些企业虽然并不擅长大规模工业化生产，但有着强大的研发能力。将契合常州产业特色的以色列“高精尖专”技术引入，与国内的资本、市场以及产业化能力互补合作，将有助于推动常州创新型经济发展。

2008年，江苏省与以色列签署《关于民营企业产业研究和开发的合作协议》，常州市率先与以色列相关机构布局开展高技术产业的科技合作，打造以色列专题园区。园区并不直接招引大项目，而是聚焦高新技术孵化以及资本与技术对接交易，通过搭建平台载体，构建“资本+科技”创新孵化合作体系。到2015年，园区也被正式列入两国政府签订的《中以创新合作三年行动计划》，被以方认定为“以色列对外经济和科技合作的示范性平台”。中以常州创新园为起点，后来又建立了中瑞国际产业创新园、中德创新产业园、中欧检验检测认证国际合作产业园等国际化园区，常州也成为了江苏省获评省级国际合作园区最多的城市。

“内联外引”下，创新要素开始在常州聚合，并产生裂变。目前，常州拥有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累计达18个，数量居江苏全省第一；累计入选国家“工业强基工程”项目有16个，居全国地级市第一位；常州企业连续三届斩获中国工业领域最高奖项——中国工业大奖，居全国地级市第一位。常州产业也开始逐渐转型升级，先进制造业已经成为常州支柱产业，轨道交通、智能输变电、机器人、光伏、石墨烯、传感器等新兴制造业开始在国内占据重要地位。

80年代，纪录片《话说运河》曾经这样形容“常州速度”：“赶乘公共汽车的工人们一溜小跑，好像在冲锋、在竞赛。”如今，科教城、国际合作园区中来来往往的企业，正在跑出新的“常州速度”。

审视任何一座城市的发展，都离不开国家经济转型的宏大背景。

在“中小城市学常州”的年代，常州曾经作为改革试点，实行固定基数、利润提成包干的财政体制，常州每年向国家贡献自己95%的财税收入，甚至超过了一些省份全年上缴的财税收入，在极大程度上支持了全国建设；无论是七八十年代曾经享誉全国的金牌产品还是今天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隐形冠军“产品，“常州制造”也一直在各个场合发光发热。

常州发展工业的经验在呼唤“实体经济”回归的今天依然有借鉴意义。六七十年代的计划经济时期，常州独创“一条龙”模式开展产品生产活动，被组织起来的工厂构成了一条条专业化协作线，工厂与工厂之间实现了链条式融通、集群式发展。在“市场经济”时代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许多现行的产业发展模式中找寻到“一条龙”的影子。比如，工信部为推动“中国制造 2025”计划而颁布的《工业强基工程实施指南》中，就提出了国家工业强基工程重点产品、工艺“一条龙”应用计划；再比如，近几年来许多地方提出打造产业链、实行产业链式发展。包括从去年开始，许多地方开始实施的“链长制”也与当时为组织生产协作而成立的“一条龙办公室”有相似之处。

常州从“工业明星城市”向“工业智造明星城”的转型之路也带来了关于城市转型方面的启迪。当发展路径开始固化，现有产业、创新水平、发展理念不能与大环境实现很好的耦合和嵌入时，就需要主动地寻求转型升级，而依托原有产业在比较优势基础上进行渐进式升级，还是选择导入全新的产业进行跨越式发展，是许多城市都面临的选择。

常州在转型升级过程中，比较多选择的是第一种路径。从近些年来常州出台的一系列产业政策文件来看，对于产业布局主要体现以下几个特点：符合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大方向；契合本地区原有制造业产业基础，存在产业链或是技术关联。确定初步的转型路径后，通过“内联外引”的方式导入创新要素，并将其叠加至现有产业之上，最终实现了部分产业的转型升级。

表2：2000年以来常州市部分产业政策文件  （制表：南风窗长三角研究院）

实际上，各个城市在转型过程中也需要去摆脱“传统产业是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包袱”的观念。因为并不存在落后的产业属性，传统产业不应当天然地与夕阳产业划为等号，不断创新发展模式和理念，更新知识技术、生产工艺、装备、产品，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攀升，传统产业中也会诞生高新技术企业，成为朝阳产业。相对于大城市，中小城市的技术人才支撑与产业集聚环境都不占优势，盲目地去切入某些新兴产业的赛道，将会增加产业升级断档的风险，地区也将陷入产业升级失败的困境。因此，在转型过程中注重与本地既有禀赋结合，同时洞察全球产业变革的新趋势，自信地走出自己的独特路径，方为正途。

常州，这座曾拥有众多“第一”的工业名城，正大步向前，随着城市要素集聚和资源配置能力的不断增强，长三角的经济地理格局也可能随之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