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噩梦上锁：能否用技术阻止李文星、苏享茂的死亡？

这一类的欺骗，往往对于有深度网络使用习惯，却相对缺乏真实社会经验的人来说防不胜防。

假如没有网络环境，相对内向、单纯、不喜社交的人同时也更加可能隔离非法活动信息。但网络环境深入人心以后，社交网络在放大连接能力的同时，也把社交群落狭窄的人连接到了原本不属于其“圈子”的非法行为当中。

就这个逻辑看，信息交互平台对于一部分人是有其原罪的。

当然，任何技术都是增值与降值的双面体。 招聘、婚恋，甚至生活服务和电商平台，本质都是放大信息发出与接收双方的效率。这其中也包括恶人的效率。

所以彻底封杀信息平台是不可取的，阻碍信息就是断绝可能，那是对另一些人的不公平。 正确的结题思路，在于把“恶”的那一部分信息和信息释放者找出来。

从信息平台引申出线下诈骗，在今天已经是屡见不鲜的新闻。无论是传销、非法集资、非法医疗这种大规模犯罪，还是平台信息泄露带来的线下骚扰，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已不再陌生。

但这类问题却依旧难以禁止，似乎永远都能死灰复燃，搞一个更大的新闻出来，这是为什么？或许是因为我们赖以对抗这类犯罪的武器，其实是不足以令人信任的。

不能相信人性。 从线上到线下的“O2O”式骗局，特征是处心积虑策划良久。就像苏享茂的遭遇的疑似骗婚，就广泛被猜测为团队行为，否则很难解释其精准度和高效率。这类事件中的犯罪心理根本是一场竞底游戏，因为成本大流程多，所以必须把每一个受害者榨干到最后一滴价值。

也正是因为如此，这类罪犯会不遗余力寻找每一个漏洞，找到网络信息交互中最薄弱的环节下手。低风险和高期望，让这类罪犯不会以本地犯罪那样“怕事大”“怕当地混不下去”的理由保留人性。他们的行动只会愈发狠毒和隐蔽。

不能相信常识理性与主动防范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