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
1994
）《中国的诞生：中国文明形成期研究》（
The Birth of China: A Survey of the Formative Period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
1936
）一书的回应与补充。在顾立雅著作出版后，何可思曾于《亚洲艺术》上撰文评论，
两篇选文亦可视作何可思在书评基础上展开的更深入研究与全面申说，将书评中的扼要评论敷以成文。知晓书评大意，有助于深化对两篇选文的理解。在书评中，何可思称赞顾立雅清晰扎实地描述了中国早期历史，使用了《诗经》《左传》等重要传世文献，充分吸纳了包括甲骨文、金文、殷墟考古发现等当时最新出土文献，但与此同时，何可思批评顾立雅以出土文献否定传世文献，将《竹书纪年》《尚书》等传世文献斥为伪作，视夏朝君主世系为后世伪造，过分疑古辨伪，既失之于陋，也有失偏颇。相反，依何可思之见，“传说不仅仅是发明，倘若历史学家发现了一则传说，这不意味着他可以回避这一传说，不去揭示这则传说何以形成、有何意涵”。顾立雅在
20
世纪
30
年代曾来华留学，常与顾颉刚交游，受到古史辨派影响，盛赞《古史辨》乃“恢弘巨制”（
marvelous treasury
），顾立雅《中国的诞生：中国文明形成期研究》一书即作于此时，书中遭何可思批评的观点显示出古史辨派的鲜明色彩。有鉴于此，何可思的评论亦可视为作古史辨派的隔洋回应。
如果说何可思是成长于“二战”前的德国汉学权威，振兴了德国传统汉学重镇，那么德国海德堡大学资深教授、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院士鲁道夫·瓦格纳（
Rudolf G. Wagner
，
1941
—
2019
）就是“二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德国汉学祭酒，也是德国汉学传统的集大成者，一手将名不见经传的海德堡大学汉学研究所（
Institut f
ü
r Sinologie
，
Universität Heidelberg
）打造为欧洲汉学重镇，并令其图书馆跻身欧洲顶尖汉学图书馆行列，铸就了海德堡汉学的国际声誉。
鲁道夫·瓦格纳先后研习汉学、政治学、哲学等，亦曾跟随德国著名哲学家伽达默尔（
Hans-Georg Gadamer
，
1900
—
2002
）研习哲学阐释学，为其后思想文化的阐释研究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前理解结构”（
fore-structure of understanding
）、“视域融合”（
fusion of horizons
）、“效果历史”（
effective history
）、“对话”（
dialogue
）等阐释学核心观念亦成为瓦格纳的重要方法论工具。在德国、法国、美国等地的丰富研究经历、同中日学界的密切交流以及跨学科的学术积淀，令瓦格纳得以充分融合多元学术传统与研究进路。其研究成果丰硕，新意迭出，领域广泛，几乎涵盖整个中国历史，绳武前代博识通学的汉学大家，在他这一代学术分工日趋细密的汉学家中颇为罕见，
遂有“汉学界的‘广大教主’”之称。同时，瓦格纳十分注重方法论探究，为不同领域开辟了崭新丰富的研究进路。
在道家思想与魏晋南北朝研究方面，瓦格纳的
1969
年慕尼黑大学博士论文《慧远向鸠摩罗什提问》（
Die Fragen Huiyuans an Kum
ā
raj
ī
va
）探究鸠摩罗什、慧远的翻译工作。在此过程中，他发现了魏晋玄学对慧远的影响，并自
1970
年起将目光由佛教移向王弼与魏晋玄学研究，积数十年功力，完成了王弼研究三部曲，通过应用阐释学的文本复原与政治现场还原，更新了学界对王弼和魏晋玄学的理解，蜚声海内外。瓦格纳尤其注重还原王弼的社会政治历史现场，凸显王弼思想与魏晋玄学的政治维度，从而成为最早对魏晋玄学展开政治读解的学者之一，回应并发展了汤用彤关于魏晋玄学“从宇宙论到本体论”的经典判断。瓦格纳的王弼研究三部曲也是《老子》与道家研究领域的最重要成果之一，炉火纯青地使用阐释学资源，细腻考辨文本字句，区分了《老子》原文、王弼注解（及其所见的《老子》文本）、后世对《老子》原文和王弼注的添改，获誉“凭一己之力，推动道家研究前进数十年”，被著名汉学家夏含夷（
Edward L. Shaughnessy
，
1952
—
）称赞将持久屹立于学术界。
瓦格纳的《老子》研究也获得了中国学界的认可与推崇，汤一介便肯定瓦格纳的《老子》研究“很有意义”，与钱钟书的《管锥篇》一道代表了学界在“用西方解释学，并参照中国自先秦以来对经典注释的方法或某些原则”在研究中国的阐释问题方面所取得的“可喜的成就”。
而在中国近现代研究领域，瓦格纳深入研究太平天国、五四运动、近代中国民族危亡（“瓜分”狂潮）、古史辨等重要议题，提出丰富洞见，同时重视研究中国近现代新闻报刊出版业，成立并领导“中国公共领域的结构与变迁”（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Public Sphere
）研究小组，回应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推动了不限于单一语言的近现代中国新闻报刊出版业与公共领域研究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