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师承脉络
东方历史评论：我听说您刚刚入学哥大的时候，志向是想成为一名天文学家，这是真的吗？
埃里克·方纳：尽管我对历史非常感兴趣，读高中的时候我却更喜欢数学，尤其热爱天文学。入读哥伦比亚学院之初，我梦想成为天文学家。起初的两年时间里，我选修了数学、物理、科学这些课程，对此我并不感到后悔。因为太多的历史学家对科学一无所知，并且他们害怕数字，不知道如何分析数据。然而我不仅懂得如何分析数据，还觉得这很重要。一个人在文章中谈论“大多数人认为这样或那样”就是一种数值表达。你必须提供证据来支持这种说法。你怎么知道是“大多数”，而不仅仅是“一些”？很多历史学家甚至不知道如何思考这一问题。
不过，转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不久就对高等微积分心有余而力不足。此外，这也是民权运动的年代。我关注社会上事态的进展，对此饶有兴趣，同时越发想要研究民权革命的起源。因此，大三的时候，我选修了詹姆斯·申顿（James Shenton）教授的课，这也是我的第一堂历史课，是关于美国内战的、为期一年的研讨班。就是那门课使我来到历史学专业。申顿真是一位伟大的老师，他所讨论的问题都是我们迫切想要了解的，与当时的社会动态密切相关。大概在1961至1962年，我从物理学专业换到历史学专业。次年，霍夫施塔特成为我毕业论文的导师——在历史学专业，我需要完成一篇毕业论文。申顿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教师，但他其实不是一位著述丰厚的学者。霍夫施塔特是一位出色的学者和作家，事实上，相对教学而言，他更热衷于写作。但对学生进行一对一指导的时候，他很擅长提供批评意见、与你讨论，以及仔细斟酌你的论文草稿。我从霍夫施塔特身上学到很多有关写作的知识，获益良多。他也影响了我所研究问题的类型，直到今天，这些关于政治、政治文化和政治观念的问题都是“霍夫施塔特问题”。霍夫施塔特对它们感兴趣，我也一样。即便我们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但可以说，我们所关注的问题始终如一，即美国的政治文化及其变迁、社会与政治的关系以及这些变化在政治层面的表现。这些是我依然在研究的问题。
东方历史评论：有意思的是，当臭名昭著的拉普-库代尔委员会（Rapp-Coudert Committee）把您父亲列入解雇的黑名单时，是霍夫施塔特填补了您父亲的职位。
埃里克·方纳：是的，他得到了这份工作。我之前对此毫不知情，直到有一天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1941年的春天，我父亲在学期中途遭到解雇。学校聘用了霍夫施塔特。那时候，身为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的他得到了这份教职。他始终对此感到有些尴尬。不过，当时仍旧是大萧条时期。人们都需要钱，他也不例外。但我认为，怎么说呢，我的事业受益于霍夫施塔特的提携，部分原因是他对此事感到有些愧疚。正是霍夫施塔特，我才能在本科毕业后，获得在牛津大学学习两年的奖学金。霍夫施塔特跟我得到那笔奖学金有莫大关系。我的意思是，他绝对认定我应该获得那份奖学金。但我也认为，他觉得对我有所亏欠，你明白我的意思，或者对我家有所亏欠。
东方历史评论：您在牛津大学深造时是跟着艾伦·内文斯（Allan Nevins）教授做研究吗？
埃里克·方纳：事实上，我在那里主要学习欧洲史。不过，艾伦·内文斯的确在那里。每年牛津大学都有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在那访学。他在那里教授一门讲座课程。在我入学以前，他就已经在哥伦比亚大学任职了。这里其实就是他的办公室。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曾经是艾伦·内文斯的办公室。但在我转到历史系之前，内文斯就已经退休了。这一切都充满了戏剧性。因为我父亲和叔叔在哥大读研究生的时候，内文斯教过他们。所以，内文斯认识我的家人，而我却直到在牛津大学上他的课才遇见他。
东方历史评论：而当您在哥伦比亚大学跟着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攻读博士之时，您的父亲杰克·方纳也回到哥大来完成他的博士论文。
埃里克·方纳：他在被解雇之后一直没有机会完成他的博士论文。然而，当我在这里读书的时候，他决定在我之前取得博士学位。他提前一年做到了。他1968年完成论文，我是在1969年。他回来完成他的学位论文，一篇关于军事史的论文，确切来说是内战之后的美国军队。他撰写这篇论文，于是申顿成为他的导师。25年前内文斯担任他的导师，但内文斯已经荣退了。所以，申顿承担了这份工作，指导我父亲，帮助他顺利获得博士学位。
东方历史评论：纽约这座城市在您学术生涯以及您的家庭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您如何确定杰克·方纳、菲利普·方纳和您自己在纽约犹太知识分子激进左翼思想传统中的位置？
埃里克·方纳：我父亲和叔叔成长于大萧条时期。那时激进主义在纽约市随处可见。我母亲也积极参与其中。她是一位艺术家，加入了诸如摄影联盟（Photo League）、艺术生联盟之类的团体。她与她的同伴都是拥有组织的激进艺术家。20世纪30年代，如同当时很多年轻知识分子那样，我父亲和叔叔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纽约市的环境和气氛非常激进。20世纪30年代末，这些激进分子遍布纽约市立大学。就我来说，自到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以来，我所有的成年生活都是在纽约度过的。我在纽约的郊外成长，但从那时到现在我一直生活在纽约市。当然，我相信，纽约的自由气氛影响了每一位生活于此的人。
东方历史评论：那么您觉得自己是一位世界主义者吗？
埃里克·方纳：我不知道。我曾经看到过一封信，是霍夫施塔特写给耶鲁大学的C·范恩·伍德沃德（C. Vann Woodward）的。我本来打算去耶鲁大学跟着伍德沃德做研究，但我获得了去牛津大学的奖学金。霍夫施塔特就给伍德沃德写了一封信，现在这封信收于耶鲁大学的伍德沃德文集。他在信中这么说道：“方纳现在不打算去耶鲁大学了。他要去牛津大学。我认为，从他身上去掉一些纽约气息是件好事，可以使他更加见多识广。”霍夫施塔特觉得我太狭隘了。因而，我需要一场丰富的人生体验。归国后，我并没有去耶鲁大学。我回到哥伦比亚大学，跟着霍夫施塔特做研究。
东方历史评论：霍夫施塔特赢了。
埃里克·方纳：没错，而我则错过了跟随C·范恩·伍德沃德学习的机会。尽管后来我还是得以与他相识。他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
霍夫施塔特觉得民主十分可疑
东方历史评论：您觉得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诊断术语”（clinical term）——“偏执狂风格”（paranoid style）这个词是否有助于解释当下美国民众的心理特质？霍夫施塔特曾写道：“我想不到其他字眼足以唤起这种感受，激动的夸张、猜疑、阴谋幻想。”
埃里克·方纳：今年，“偏执狂风格”这一术语在记者们的报道中又复活了。总统竞选期间，该词频繁出现。我不断接到记者们的来电，询问“我们当下所见是否属于霍夫施塔特‘偏执狂风格’的例证？”我觉得我真的不是很喜欢那个术语。因为它基本上没有考虑某些真正的异见群体，而是把这些人都归类为“偏执狂”。霍夫施塔特把它运用到平民党人、20世纪30年代的休伊·朗（Huey Long）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人身上。这样的例子极多。不过，我认为，使用这个术语太容易了——你不必分析它们的含义，因为你面临的是一种心理弊病。
现在，特朗普的确展现出很多霍夫施塔特用“偏执狂风格”术语来描述的特征——相信阴谋，相信幕后的操纵力量，一切都由某种权贵所操纵，什么都不能信。我认为更关键的是，“偏执狂风格”观念反映出霍夫施塔特对民主的感受。他担心普通民众易受煽动家的影响，易受那些发表疯狂言论的人们的影响，从而激起歇斯底里、恐惧和偏见。他认为，群众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危险的。我的意思是，他觉得民主十分可疑，大众民主易受情绪强烈波动的影响。
至于特朗普，我觉得，如果霍夫施塔特活到今天，他会说：是的，这就是特朗普在做的事情，他利用偏见，利用仇恨，利用恐惧，利用阴谋论，并且激发它们。政治不只是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立宪会议上讨论政府结构。它是恐惧、仇恨和偏执狂。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周而复始地发生：内战前有，即一无所知运动（Know Nothing Movement）；19世纪90年代有；20世纪30年代也有。到20世纪60年代，他非常担心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以及激进右派的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