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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非现金交易减少了交易成本。
在现金交易时代，出租车司机时不时要到银行存取款，这要耗费不少时间成本；同时现金交易还面临着收受假钞带来的经济损失。现在网约车司机就完全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
最后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环节是卫生。
因为纸币在流通过程中接触人员众多，层次复杂，已成为致病细菌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有人将现金交易与握手、呼吸以及在公交车或者地铁紧握扶手的四种接触传染性病菌的方式。早年香港城市大学一项针对亚洲7个国家钞票卫生的实验中发现，每张人民币平均含菌量17.8万个，5角、1元、1角面额的纸币，每张附带的菌数更高达1800万个。而电子支付手段则根本避免了这种细菌传染。
如果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来看，现金交易的减少还有助于减少发行纸币的成本。
在任何国家，发行货币的成本都不低，对很多小面值的硬币来说更是如此，甚至其发行成本要高于币值。戴维•沃尔曼在《无现金时代的经济学》一书中曾提到美国发行1美分硬币的成本：“制造1美分硬币的成本曾一度飙升至1.8美分，5美分硬币的成本甚至飙升至9美分。之后，1美分的制造成本下降了，但5美分的制造成本仍维持在6美分以上。”也正是如此，美国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曾在2007年发布了一篇名为《1分钱（或5分钱）真的值得吗》的报告，建议过会或者财政部寻找一些更为便宜的原料来制造硬币，或者是终止1分钱硬币的发行。
无现金社会的生活
今天，从城镇到乡村，中国的很多居民已经过上了“无现金社会”的生活。7月19日的《彭博商业周刊》有一篇专栏写到了这样一个场景：“最近笔者去过一趟深圳，在地铁里遇到了一名卖艺人，面前摆着两个打赏纸盒。一个装着硬币和纸币，另一个贴着二维码——以便路人通过智能手机打赏。”而在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呈坎村的村头，出售石头馃的小商贩，也一样接受微信和支付宝的二维码支付。
在此之前的4月份，有媒体报道了杭州发生一起抢劫案，抢劫犯连抢3家便利店但是却只抢到1800元现金。现金的大幅度减少，反映了近年来中国在无现金支付领域的快速发展。
个人和商家之所以喜欢抛弃现金交易而青睐于无现金支付，显然不是因为无现金支付可以节约纸币的发行和运营成本。最大的可能是，无现金交易给他们的生活和经营带来了某种便利，就像有朋友说的：一个手机就能解决的事，为什么要携带钱包？因为无现金支付有着比现金支付更好的优势。以移动支付为例，所有的交易都在手机或者第三方交易平台上留有记录，使得所有交易可追溯，比现金交易更能保护使用者的权益。当然，对于商家而言，无现金交易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现金的减少降低了他们管理现金的成本，而对很多中小商家来说，还降低了企业员工职权职务侵占的风险。
同时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与西方发达国家主要通过信用卡和票据等来实现无现金支付所不同的是，中国无现金支付的最后一棒是由两家互联网公司的第三方支付完成，蚂蚁金服旗下的支付宝和腾讯公司旗下的微信支付。
为什么不是信用卡主导中国的无现金社会？业界分析主要是信用卡的普及率仍不高，未能担当此项重任。尽管到2015年末中国已经有2亿信用卡持卡人，而且现在信用卡的使用场景比以往已经丰富了许多。据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末，银行卡跨行支付系统联网商户2067.20万户，联网POS机具2453.50万台，较上年末分别增加397.20万户、171.40万台。但是还是有很多中小商家由于成本等原因无法配备POS机具，而移动支付的门槛则低得多，只要每个商家拥有一个智能手机就可以进行收付款。也正是如此，我们就会发现，最终让无现金社会得以实现的居然是第三方支付机构。
当然，说无现金社会只是由支付宝或者微信支付来提供，那一定不公平。因为在支付宝等移动支付出现之前，相关部门和机构已经为移动支付构建了一个较好的技术环境：数量庞大的银行卡，高速便捷的移动网络，这些都是移动支付能够成功的关键。第三方支付之所以能够在移动支付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是因为它们借助了移动互联网的东风，把握住了用户的痛点——无论是商家还是消费者，手机支付不仅让支付变得便利，更为重要的是支付还赋予了商家其他功能，我将其称之为移动支付的赋能。
以支付宝为例。当你在某个商家用支付宝支付后，支付宝的客户端就会跳出相应商家的信息，如果消费者关注该商家的生活号，那么就会成为商家的一名会员，可以不时接收到相关的促销信息。换句话说，商家使用支付宝并不只是在使用一种支付手段，而是通过这种支付手段构建起了商家和用户之间的联系，而这种功能是传统的信用卡支付、现金支付所无法具备的。支付宝成为了沟通用户和商家的桥梁，与此前互联网公司力推的“O2O战略”（也就是线上线下结合战略）不谋而合：通过移动支付可以实现“线上线下相互引流”“线上线下资金联动”和“线上线下物流互补”，将线上既有的电商、支付、后台数据、社交平台和地图引流等一系列业务与线下紧密结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