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审计公司在从事跨国审计的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协调和监督层面的挑战。由于监管机构和研究人员对中国审计质量表示担忧，且中国是世界上增长最快和最大的市场之一，那么探究中国审计师为什么表现出比美国审计师更低的专业怀疑水平是很重要的，因此本文特别关注中美审计人员之间怀疑程度的差异。既有研究表明，心态影响审计师的信息处理和专业怀疑。基于以上研究动机，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即文化心态是导致中美两国审计差异的原因之一，并进行相应实验探究该假设是否成立。
PCAOB和SEC都对中国的财务报告和审计质量表示担忧（PCAOB 2011；Schapiro 2011）。即使审计师来自同一家全球审计公司，与其他司法管辖区相比，中国的审计质量更低 (Ke et al. 2015)。差异原因在于两国在法律责任、监管执行、检查制度、文化、以及对层级差异的接受程度等。研究显示中国审计师比西方审计师更可能支持客户偏好，且中国个人可能会做出更冒险的决定，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更可能“缓冲”损失的集体主义社会。另外，东亚审计师可能比美国审计师需要更少的审计程序。除了以上提到的差异外，Leung和Morris（2015）提出差异还可能是由行为规范或认知模式即心态所导致的。因此，本文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来考察不同文化心态对中美审计师职业怀疑的影响。
关于文化和认知的心理学研究表明，文化背景影响个人处理信息和做出判断的方式，认知的文化差异可能是中美审计师判断差异的来源。相关研究将两种思维系统分为分析性和整体性。分析思维将对象与其环境分离，更多地关注特定对象的属性与对象之间的关系。相比之下，整体思维更关注环境以及对象之间的关系。西方人从环境中抽离出对象，而东亚人则将对象与环境联系起来。这些心理任务和审计任务的一个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要求参与者整合不同的信息以形成最终的判断。总的来说，心理学研究的结果表明，美国个体更倾向于分析性思维，而中国个体更倾向于整体性思维。所以，本文预测美国审计师将更关注不确定性信息，相反，中国审计师将采取平衡的方式关注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信息。由于考虑的确定性信息越多，就越可能得出有利于客户的结论，因此中国审计师会表现出更少的怀疑判断，基于此，本文设计了一种干预措施以提高中国审计师的职业怀疑程度。
既有研究表明，心态可以改变审计师的信息处理和专业判断，而意识到心态上的偏向是减少此类偏向影响的重要一步。本文假设，明确告知审计师整体和分析心态的影响，并指示他们将整体和分析心态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可能会帮助不同国家的审计师以类似的方式处理和关注信息，从而减少文化心态差异对审计师怀疑判断的影响。同时，与未接受心态干预的审计师相比，心态干预不会降低审计师的专业怀疑态度。
假设1：明确指示审计师同时采用整体和分析思维方法，将减少中美审计师在怀疑判断上的差异，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审计师在接受指令的情况下提供了更多的怀疑判断，不是因为美国的审计人员提供了更少的怀疑判断。
（一）相关文献
1.关于我国审计质量与职业怀疑的文献
PCAOB和SEC都对中国的财务报告和审计质量表示担忧（PCAOB 2011；Schapiro 2011）。即使审计师来自同一家全球审计公司，与其他司法管辖区相比，中国的审计质量更低 (Ke et al. 2015)。尽管全球审计公司采用标准化培训和全球审计方法，但审计质量差异依然存在 (Sunderland and Trompeter 2017)。差异原因包含两国在法律责任、监管执行和检查制度等制度特征方面的差异（e.g., Choi et al. 2008; Francisand Wang 2008; Ke et al. 2015; Leuz 2010）以及文化差异 (see Nolder and Riley 2014). 且东亚审计师更接受层级差异，更尊重处于更高权力位置的人（Cohen，Pant，and Sharp 1993，1995；Hofstede 2001；Patelet al。2002年）。Nolderand Riley（2014）引用了大量研究，显示中国审计师比西方审计师更可能支持客户偏好（ Ge and Thomas 2008; Fleming et al. 2010; Linand Fraser 2008; Tsui 1996）。此外，与美国个人相比，中国个人可能会做出更冒险的决定，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更可能“缓冲”损失的集体主义社会（Hsee and Weber，1999）。与此一致，Yamamura et al.（1996）发现，东亚审计师可能比美国审计师需要更少的审计程序。
2.关于文化心态的文献
关于文化和认知的心理学研究表明，文化背景影响个人处理信息和做出判断的方式(Nisbett et al. 2001; Norenzayan et al. 2007)。认知的文化差异可能是中美审计师判断差异的来源（Nolder and Kadous 2018）。关于注意和推理的文化差异的研究将两种思维系统分成两类：分析性和整体性 (Nisbett et al. 2001; Norenzayanet al. 2007)。分析思维包括将焦点对象与其环境分离，更多地关注特定对象的属性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并依靠规则进行分类和推理。相比之下，整体思维更关注环境以及对象之间的关系。总之，分析思维倾向于孤立地关注每个对象，而整体思维倾向于关注多个对象的整体背景和相互关系(Nisbett et al. 2001)。西方人会将对象从环境中抽离出来，而东亚人将对象与环境联系起来（Masuda and Nisbett，2001）。Jiet al. （2000）发现，中国受试者比美国受试者更依赖对象所处的环境。Chua et al. （2005）展示了中美学生对场景的视觉探索有着不同的模式，美国人关注场景的主要对象，而中国人更关注背景。这些不同的注意力模式会影响西方人和东亚人的认知(Nisbett and Miyamoto 2005)。
3.关于心态干预的文献
Nolder和Kadous（2018）提出，改变审计师心态的干预措施可以增强他们的专业怀疑。这与先前的审计研究一致，研究表明，心态可以改变审计师的信息处理和专业判断 (Backof et al. 2018; Griffith etal. 2015; Rasso 2015)。Nisbett et al.（2001）称，由于东西方思想体系（如整体思维与分析思维）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社会、哲学取向”的差异，个人往往不知道文化对其判断和决策的影响(Nisbett et al. 2001) 。意识到偏见是减少偏见影响的重要一步( Fay and Montague 2015 )。
既有研究表明，“文化”具有惊人的可塑性(Lücke et al. 2014)。例如，Honget al.（2000）指出，具有双文化身份的个人可以进行“框架转换”，在这种转换中，个人的行为可以更类似于两种文化，具体取决于所处环境。事实上，他们发现无论他们认同哪一种文化，都会以一种与原始文化一致的方式行动。类似地，一些研究发现，在不同国家工作的外籍人士会倾向于表现出所在国家的文化心态(Bailey and Spicer 2007; Hu et al.2013; Shin et al. 2007)。事实上，Spinaet al.（2010年）证明了个人可以更全面地进行推理。与未接受心态干预的审计师相比，心态干预不会降低审计师的专业怀疑态度(Backof et al. 2018; Griffith,Hammersley et al. 2015; Rasso 2015).
（二）本文贡献
1.本文丰富了审计文献，展示了认知过程中的跨文化差异如何导致审计人员的判断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
2.本文的发现对审计师、会计师事务所和准则制定者都有启示。研究中提出和检验的干预措施可以被用于企业培训和教学议程；准则制定者可以考虑在审计准则中鼓励审计师考虑结合使用分析和整体思维方法。
3.本文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途径。未来的研究可以调查文化心态是否会影响审计师的其他判断和决策行为，或研究其他认知模式如何影响跨文化的审计行为，研究还可以延伸到其他东亚国家和西方国家。重要的是，未来的研究可利用对其他文化心态差异的了解，开发额外的干预机制，以提高跨国审计师判断的可比性。
（一）样本
本文从中国和美国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中选择了中美高级审计师各76名，删除了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异常样本，最终得到的样本包含中美高级审计师各63名。中国审计师平均有4.16年审计经验，其中有67.2%是女性；美国审计师平均有3.92年审计经验，其中有46.7%是女性。为了获取足够的样本，本文利用其中一位调查者的私人关系找到了足够数量的中国审计师，并给他们每人100人民币的报酬；美国审计师是在审计质量中心的帮助下找到的，并未给予报酬。为了确认审计师们不会因为报酬的多少导致对实验态度的不同，本文问了审计师关于“你认为你会为这项研究付出多大程度的努力”的问题，范围从0到10，中美审计师的结果分别是5.59和5.35，所以本文认为不同的激励机制不会影响他们对待该实验的认真程度。
（二）变量
1.自变量：审计师的国籍，即中国或美国；是否接受旨在鼓励审计师综合运用整体和分析思维方法的心态干预（干预条件下的为实验组，控制条件下的为对照组）。本文提供的心态干预措施如下：
请假设您最近参加了一个培训课程：大多数人不知道“思维定势”会对他们的决策过程产生影响。从整体的角度来看，一个人更倾向于看“大局”，他们关注的是一个物体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但他们可能不会密切关注物体本身的属性。相比之下，在分析方法中，一个人通常会“以细节为导向”，这意味着他们会关注对象本身的属性，但他们可能会较少关注对象与其环境的关系。
2.因变量：通过估计MIT的子公司XYZ的长期收益增长率来判断其潜在的商誉减值。公司给出的长期收益增长率是7，审计师们的判断范围是1-9，这个值越高说明审计师越认同公司的判断，怀疑程度越低。
（一）实验设计
本文使用Qualtrics调查平台进行在线研究。参与者们通过超链接访问参与实验，并随机分配到对照组组或干预组。为了更好的实施干预实验，本文让参与者对根据Masuda和Nisbett（2001）改编的基于图像的心理任务做出反应。然后，参与者开始对MIT进行审计。我们与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协商制定了这些审计任务，并且他们也对实验仪器进行了审查。他们就这个实验的可理解性和现实性以及这些任务是否适合高级审计人员提供了反馈。完成试验后我们还对参与者提出了问题，包括对诉讼风险和检查风险、任务难度的感知以及审计师对公司及其管理层的看法，还有参与者自我评估的努力程度。
（二）假设检验
1.心态干预检查
在完成审计任务之前，本文要求审计人员完成一项改编自心理学文献的任务（Masuda和Nisbett，2001）。具体是指向审计师展示一个水上场景，并要求他们从记忆中描述场景。本文分析了审计师对具体对象（即代表分析性，例如小鱼、青蛙等）和整体环境（即代表整体性，例如植物，背景等）的回忆。本文根据回忆起的具体对象和整体环境的数量来分析其思维方式，发现在干预条件下的中国审计师比在控制条件下的中国审计师更具分析性，而在干预条件下的美国审计师比美国审计师更具整体性。这项任务验证了与控制条件相比，干预是通过改变思维方式进行的。
2.怀疑判断
之后本文进行了前述的关于长期收益率的实验，结果表明处于控制状态的中美审计师提供的长期平均收益增长率分别为5.78和4.66，在干预条件下，中美审计师的长期平均收益增长率分别为4.87和5.06。
本文还提供了审计师对长期收益增长率的怀疑判断的后续简单影响测试。国家在控制条件下的简单效应表明，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中国审计师的怀疑程度低于美国审计师。国家在干预条件下的简单效应表明，接受心态干预的中美审计师在怀疑判断上没有差异。从统计学上看中美审计师判断差异的减少在统计学上是由中国审计师推动的。即与控制条件相比，中国审计师在干预条件下的判断变得更加怀疑，而美国审计师在干预条件和控制条件下的判断在统计学上没有差异。这些结果与假设1一致，并表明提议的干预措施有助于增强中国审计师的怀疑态度，同时不牺牲美国审计师的怀疑态度，以及减少中美审计师之间的跨国判断差异。
（二）进一步分析
1.审计师判断所依据的信息
为了调查审计师关注的信息，本文要求他们描述影响其长期收益增长率判断的因素。本文用他们描述的确定信息数量减去不确定信息数量得到一个净值。结果表明中国审计师对确定和不确定信息的关注程度相同，符合整体思维方法。在干预条件下，中国审计师对不确定信息显示出更大的关注度，即向分析性思维靠拢。相比之下，美国审计师在控制条件下更关注不确定信息，在干预条件下这一结果在统计学上没有变化，这与美国审计师的长期收益增长率判断没有因干预而变化的事实相一致。
2.排除其他可能性
干预并未导致对诉讼风险或检查风险的认识发生变化，也未导致中国审计师对管理层的尊重程度的变化。在排除了这些可能性后，本文的假设1的结果依然稳健。
3.专家判断
为了验证审计师们对商誉减值测试判断结果的准确性，本文邀请七位平均审计经验为22年的专家对该案例进行评估，他们是知名事务所合伙人或是知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他们对长期收益增长率判断的平均结果是4.86，与实验中美国审计师的平均结果一致，心态干预将中国审计师的平均估计值从控制条件下的5.78移动到干预条件下的4.87，表明心态干预提高了中国审计师判断的质量。且这七位专家一致认为跨国审计判断的一致性十分重要。
4.补充实验
在本文的主要任务即商誉减值任务中，不确定信息是具有特定性的，而确定信息是具有环境性的。当不确定信息与特定信息一致时，美国审计师将关注不确定信息，而中国审计师将采取更为平衡的方法。然而，当不确定信息与实体特定信息不一致时，会怎样呢？因此，本文实施了一个存货过时可能性判断的实验，其中特定信息是确定（说明未过时）的，而环境信息是不确定（说明过时）的。审计师们选择范围从0（非常同意）到10（非常不同意）。结果显示中美审计师对存货陈旧性判断没有差异，与此一致，审计师对信息的关注度在净值上没有显著差异，且净值接近0，这意味着所有参与者都平等地关注确定和不确定信息。这些结果表明，美国审计人员的分析思维方法使他们能够平等地关注不确定信息和特定信息。即说明干预不会引起新差异的出现。
Abstract：In a globalized audit environment, regulators and researchers have expressed concerns about inconsistent audit quality across nations, with a particular emphasis on Chinese audit quality.Prior research suggests Chinese audit quality may be lower than U.S. audit quality due to a weaker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e.g., lower litigation and inspection risk) or cultural value differences(e.g., greater deference to authority). In this study, we propose that lower Chinese Audit quality could also be due to Chinese auditors’ different cognitive processing styles (i.e.,cultural mindsets). We find U.S. auditors are more likely to engage in an analytic mindset approach, focusing on a subset of disconfirming information, whereas Chinese auditors are more likely to take a holistic mindset approach, focusing on a balanced set of confirming and disconfirming information. As a result, Chinese auditors make less skeptical judgments compared to U.S.auditors. We then propose an intervention in which we explicitly instruct auditors to consider using both a holistic and an analytic mindset approach when evaluating evidence. We find this intervention minimizes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U.S. auditors’ judgments by shifting Chinese auditors’ attention more towards disconfirming evidence, improving their professional skepticism, while not causing U.S. auditors to become less skeptical. Our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auditing literature by identifying cultural mindset differences as a causal mechanism underlying lower professional skepticism levels among Chinese auditors compared to U.S. auditors, and providing standard setters and firms with a potential solution that can be adapted to improve Chinese auditors’ professional skepticism and reduce cross-national auditor judgment differen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