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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正在努力让科学力重返世界前列

日经中文网  ·  · 3 月前

获得名古屋大学“卓越教授”称号的山内悠辅致力于化学研究(名古屋大学供图)

我是山内悠辅,开发出了提高电池和催化剂性能的技术,还被提名为将来的诺贝尔奖候选人。可是无论我的成绩有多出色,求职的时候总是吃闭门羹。因为对日本科学界绝望,大约10年前出国去了海外。但我又回来了……


      东京大学、东北大学、九州大学,我已经在大学的人事选拔中落选了10多次。

   

      我是山内悠辅(43岁),开发出了提高电池和催化剂性能的技术。曾在研究生院写出过20多篇论文,还被提名为将来的诺贝尔奖候选人。可是无论我的成绩有多出色,求职的时候总是吃闭门羹。因为对日本科学界绝望,大约10年前,我出国去了海外。

    

      在澳大利亚是另一个世界。可与东京大学媲美的一所名牌大学仅凭一封邮件就录用我担任教授。在埋头进行研究的时候,就像晴天霹雳一样,我凯旋回到了日本。2023年4月,我被选定为名古屋大学的世界权威邀请制度的第一人。

 

获得名古屋大学“卓越教授”称号的山内悠辅致力于化学研究(名古屋大学供图)

      我是青木诚太郎(15岁),初中3年级学生。就读于发展学生特长的翔和学园。我的语言理解IQ超过150。我精读英语论文,用两个月制作出了行星探测器“隼鸟号”搭载的离子发动机。但我不擅长简单的工作。无法适应课程简单的普通学校。我想结交更多可以一起讨论研究的朋友。

   

热衷于制作离子发动机的初三学生青木诚太郎

      之前将拥有特殊才能的奇才和怪才拒之门外的日本已经开始发生变化。

      以前阻挡山内悠辅的是大学的讲座制。教授力图避免与年轻的奇才竞争,让其被压制,满足于结果的平等。讲座制在优先考虑追赶欧美知识的昭和时代发挥了有效作用,但很难出现自由的创意和新颖的研究。二战结束后,日本进行了教育改革,青木诚太郎在同龄人学习相同内容的学校里失去了立足之地。如今两个人都得到了充分发挥出众才能的机会。

      避免公平公正的竞争,满足于平等主义,最终导致日本的科学能力衰落。

      “日本已经不是世界顶级水平了”,2023年10月,《Nature》杂志网站上的一篇报道引起了关注。从被引用次数排名前10%的论文份额来看,2019~2021年日本从1999~2001年的第4位下降到第13位,名次低于伊朗。

      保持较高科学能力的国家将出众的才能视为产生创新的法宝。在美国,超过一半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不到21岁就大学毕业了。爱因斯坦在26岁发表相对论,放在现在,这只是研究生的年纪。

      如果奇才和怪才汇聚在一起,知识就会发生碰撞,革新就会萌发新芽。与众不同的人才是给社会带来活力的源泉。

      我是青木诚太郎,在学园里遇到了参与“隼鸟号”发动机开发的北章德先生。听了他的演讲后我开始制造发动机。在他的建议下,我还重现了发动机产生推力的放电现象。希望能更接近实际的发动机!

      日本现在有一个汇聚全球天才的创新一线。那就是引领日美欧等核聚变实验反应堆计划的京都大学特聘教授小西哲之创立的京都Fusioneering(位于东京千代田区)。天才们在这里研发被比喻为“地上的太阳”、不产生二氧化碳的终极能源——核聚变技术。作为源自大学的初创企业罕见地筹集到超过120亿日元资金。

      其优势是将燃料加热至核聚变必需的约1亿摄氏度的设备制造技术。世界上能够提供最尖端产品的只有日本和俄罗斯。从在核聚变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美英公共机构获得了设备订单。

      在坚持研究核聚变工程40年的小西等人的领导下,这里聚集了参与撰写诺奖相关论文的德国精英们。物理学和经营学的专业知识相互交汇。首席运营官(COO)世古圭表示:“全球的天才们将同时驱动研究和产业化两个轮子”。

从日本国内外汇集的年轻天才在京都Fusioneering进行创新研究(该公司供图)

      产生创新的共振场不能偶然产生,必须是自然产生的。 

      从1970年代开始,英国以剑桥大学为中心,集聚了800多家企业,相继孕育了源自大学的初创企业。被称为“剑桥现象”,成为创新的摇篮。

      我是山内悠辅,我也搭建知识平台。目前在名古屋大学启动了3项大型的产业和教育合作项目。我想把年轻人和企业的天才聚集到一起,产生化学反应。即使不被看好,我也想鼓励大家有打破常规的思维、成为勇于创新之人。肯定能提高发现新事物的概率。如果团结各地的大学,集中资金和人才,这里将成为天才闪耀的场所。
        2023年12月6日,软银集团会长兼社长孙正义在杰出人才的支援财团的活动上,对孩子们说:“希望你们成为人类智慧的伟大典范”。发挥突出能力,成为引领者,创新总是从边缘开始诞生的。    

孙正义在活动上与孩子们交谈(2023年12月6日,东京都港区)

      在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的1990年代,经营恶化的日本企业纷纷关闭中央研究所,缩小了基础研究。在创新机构式微的背景下,作为新的先导力量,日本的大学备受期待。

      日本政府1999年建立了推动大学研究成果实用化的“中小企业技术革新制度”。效仿的是美国1982年创立的“SBIR制度”,当时是为了反省70年代经济低迷,扶持研究人员创业而设立的制度。 

      可以鉴别技术的美国政府专家主要锁定大学的年轻研究人员,甚至支援了他们研究的商业化。基础研究实用化需要时间,而民营资本不愿进行投资。美国由政府背负风险,从而开辟了技术大国的复活之路。

      而在日本,很多面向现有中小企业的补贴项目改头换面。没有业绩的年轻研究人员难以获得支援,大学科学研究实用化缺乏效果,也缺乏引领新技术潮流的创意。 

      日本没有抓住研究人员支援制度的本质,没能将大学变成创新源泉。 

      提高研究能力的投资也越来越少。日本从2004年度起,减少了用于大学人工费等的运营费补贴。2023年度为1.0784万亿日元,比2004年度减少13%。 

      如果经费减少,职位也减少,立志做研究人员的年轻人也会减少。据日本文部科学省介绍,2020年度日本取得博士学位的人为1万5564人,比2000年度减少了3%。美国到2019年度增至2.4倍,英国到2021年度增至2倍。实验室的年轻人减少招致了日本科学的没落。 

      为了扭转这种趋势,日本政府开始支援年轻人。到2025年度,每年收到180万日元以上生活费补贴的博士生将增至2021年度的3倍,达到2万人以上。还需要重组国立、公立大学,进行根本性改革,以向战略领域集中人才和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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