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整理丨《吕本中全集》出版

《吕本中全集》

作者：吕本中 撰   韩酉山 辑校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19年6月

丛书名：中国历史文集丛刊

《吕本中全集》，吕本中撰，韩酉山辑校。吕本中是两宋之交的著名道学家、诗人和诗论家，在思想史、文化史和诗歌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南宋学者称其“亲受中原文献之传”，是两宋之交思想文化的重要传承者。然迄无全集整理问世，不少著作淹没不存，单行于世者亦往往误为他人著作。此次整理吕本中全集，举凡吕氏之著作，细大不捐，尽皆收录。含《吕本中诗集》、《吕本中佚文集》、《师友杂志》、《童蒙训》、《官箴》、《紫微杂说》、《紫微诗话》、《轩渠录》、《紫微杂记》、《痛定录》、《春秋集解》、《吕氏大学解》等凡十二种。

韩酉山，曾任安徽省社科院院长，研究员。研究南宋文学与政治，著有《韩南涧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秦桧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张孝祥年谱》（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吕本中（1084- 1145），字居仁，世称东莱先生,寿州人，诗人，词人，道学家，诗属江西派，著有《春秋集解》、《紫微诗话》、《东莱先生诗》 等。

吕本中与“中原文献之传”

韩酉山

南宋以后，人们称赞某位学者学有渊源且善诲后学，往往以“中原文献之传”美之。“文献”一词出自《论语·八佾》，朱熹注曰：“文，典籍也；献，贤也。”[1]通俗地说，就是历史文化典籍和熟悉历史文化的贤者。为什么南宋特别冠以“中原”二字呢？一方面因为中原长期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贤者辈出，学术文化积淀很深，一向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根蒂和命脉；另一方面，北宋时期，作为主流学术文化思想的新儒学———道学形成于此，出现了许多有成就的道学家。当然也包含着他们不忘故国的文人情怀，表明中原虽丧，而斯文不坠。因此，在南渡的士大夫中，有不少人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中原文献”的传承者，其中，寿州吕氏的贡献尤为突出，而在吕氏家族中，吕本中则是在南渡之初，起着承先启后作用的关键人物。但长期以来，由于他在诗坛的盛名和朱熹等人对他的种种批评，往往被学术思想史的研究者所忽略。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

一

吕本中（1084-1145）字居仁。寿州（今安徽凤台）人。高祖吕夷简、曾祖吕公著皆位至宰相。北宋一百多年间，吕氏可谓世代簪缨，高官盈门。吕本中早年以荫入官，徽宗朝做过济阴主簿、泰州士曹掾、大名帅府干官等，召为枢密院编修官；钦宗靖康初迁职方员外郎；高宗绍兴六年，赐进士出身，历起居舍人、中书舍人兼侍讲、权直学士院等，绍兴八年，反对和议，忤秦桧，罢官奉祠，卒。

吕本中是一个南北宋之交的著名道学家、诗人和诗论家。关于他的学术渊源和学术品格，他的从孙吕祖谦在《祭林宗丞文》中说：“昔我伯祖西垣公，躬受中原文献之传，载之而南，裴回顾望，未得所付。逾岭入闽，而先生与二李伯仲实来，一见意合，遂定师生之分。于是嵩洛关辅诸儒之源流靡不讲，庆历、元祐群叟之本末靡不咨。以广大为心，而陋专门之暧昧；以践履为实，而刊繁文之枝叶；致严乎辞受出处，而欲其明白无玷；致察乎邪正是非，而欲其毫发不差。”[2]林宗丞，即林之奇，为吕本中的弟子，也是吕祖谦的业师。因此，吕祖谦在追溯林之奇的学术渊源和学术品格时，实际上也概括了吕本中的学术渊源和学术品格。

（一）吕本中亲身接受“中原文献”的传授。

吕祖谦说吕本中“躬受中原文献之传”，“躬受”二字有两层意思，一是说吕本中接受了祖上传下来的中原历史文化典籍。吕氏自吕夷简起，即以儒学起家，世代高官，吕夷简、吕公著父子都做过宰相，家藏的典籍应该是丰富的。靖康之变，别的士大夫家藏典籍遭到损失，而吕家却因吕好问曾接受了金人傀儡政权伪楚的官职，受到保护。吕本中在靖康中即以父嫌休官，金人北撤初，即携家先至扬州。建炎元年（1127）五月，吕好问以拥立功，被宋高宗任命为尚书右丞，次年以尝污伪命出守宣州。因此，建炎三年金人攻陷扬州时，吕家早已迁到宣城，此后由江西、湖南辗转到岭外，绍兴二年回到江西，其间虽有损失，重要的典籍应该是保存下来了。二是说吕本中是在形成“中原文献”的环境里亲身接受“中原文献”的传授和熏陶。其中，吕祖谦特别强调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嵩洛关辅诸儒之源流”和“庆历、元群叟之本末”。前者是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和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学，后者则是庆历、元诸贤的言论和行为。就这两方面来说，吕本中确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从他的家族来说，曾祖吕公著自少讲学，“以治心养性为本”；祖父吕希哲与程颐同学，是最先发现并师尊程颐的道学家，与程颐在师友之间；父亲吕好问也崇尚道学，在北宋末年与杨时有“南杨北吕”之誉。史称吕本中“自少讲学，即闻父祖至论，又与诸君子晨夕相接熏陶”[3]。吕本中出生以后，还经历了吕氏第二个全盛时期，即吕公著为相时期，元四年（1089）吕公著卒，本中已经六岁；绍圣以后，吕氏在党争中虽然逐步走向衰落，但吕氏之门，仍不乏元遗老和硕学鸿儒的过从。吕本中身历其境，耳濡目染，不仅熟悉儒家经典和关洛学说的源流，也熟悉朝章典故和庆历、元群贤的事迹。前者代表着北宋后期儒学发展的最新成就，而后者则归之为吕本中经常强调的“前言往行”。他在《童蒙训》中说：“《大畜》之卦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所谓‘识’者，识其是非也，识其邪正也。夫如是，故能畜其德。”如果说，吕本中的学术思想有体有用，那么，儒家经典、关洛之学就是“体”，而“多识前言往行畜其德”就是“用”。这是构成吕本中学术思想的基本内容。

（二）吕本中对待学术文化具有“以广大为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所谓“广大为心”，是说在学术思想上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不偏执于一门一派的学说。吕氏家族，作为宰相世家，是与赵宋王朝休戚相关的。为了这个政权的巩固，不得不考虑在政治上要有较大的涵容，使统治集团内部各个阶层能够和谐圆融。而这种政治上的涵容延伸到学术文化上，则表现为开放性和包容性。他的曾祖父公著先从欧阳修讲学，后又与王安石交游，至令其子希哲师从王氏。公著官列侍从之后，所荐的官员，如孙觉（莘老）、顾临（子敦），为安定（胡瑗）门人；周敦颐（茂叔），为濂溪学派的创始人；程颢（伯淳）、程颐（正叔），为伊洛学派创始人；张戬（天祺），张载兄，关学创始人之一；苏轼、苏辙，则属于蜀学。对这些属于不同学派的人，公著都不存芥蒂。他后期与王安石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但在主政期间，只提出学校、科举考试“经义参用古今诸儒说，毋得专取王氏”，对王安石的学说也没有一概否定。《宋元学案·荥阳学案》说他的祖父“初学于焦千之，庐陵（欧阳修）之再传也。已而学于安定、学于泰山（孙复）、学于康节（邵雍），亦尝学于王介甫，而归于程氏。集益之功，至广且大”。

吕氏家学这一优良传统，至吕本中得到发扬光大。他说：“‘德无常师，主善为师。’此论最善。以言学者不主一门，不私一人，善则从之。”他还征引陈的话说：“凡为学者，师弟之间，如善财之参善知识，可也。善财初见文殊，文殊令见德云，告以解脱门，且云惟我知此，又使别见一知识焉。当是时也，德云不自以我为尽，善财亦不以德云为非，亦不疑德云之言，而复见一知识，如是展转五十三人。故能师不以为私惠，弟子不以为私恩。今则

不然，教者惟以我说为然，学者惟以师说为是，故皆卒至于蔽溺不通，而遂至于大坏也。”[4]《宋元学案·紫微学案》说：

大东莱先生为荥阳冢孙，其不名一师，亦家风也。自元后，诸名宿如元城（刘安世）、龟山（杨时）、廌山（游酢）、了翁（陈瓘）、和靖（尹焞）以及王信伯（王蘋）之徒，皆尝从游。

这些人中，杨时、游酢、尹都是二程的嫡传弟子，大体上是严守师说的；其他诸人则各有不同之处。刘安世是司马光的入室弟子，主张“为学务在力行”，“以行为贵”；陈私淑二程、司马光和邵雍，治学路数很博杂，他反对学者独善其身，主张兼济天下；王先师程颐，后师杨时，但引进禅宗“人人皆有佛性”的思想，认为“己之心无异圣人之心，万善皆备，故欲传尧舜以来之道，扩充是心焉耳”[5]，启后来陆九渊之“心学”。吕本中对这些人的思想基本是采取兼容并包、择善而从的态度。一般道学家视儒家之外的学说为异端，吕本中则不同，他认为：“学问当以《孝经》、《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为本，熟味详究，然后通求之《诗》、《书》、《易》、《春秋》，必有得也。既自做得主张，则诸子百家长处，皆为吾用矣。”[6]宋代是一个儒释道三教趋同的时代，士大夫大多耽于禅学。不过二程（包括后来的朱熹）是“入室操戈”，吸收了禅学的思想，反身又攻击禅学。吕氏却不同，是公开“溺禅”，吕本中尤甚，他公开宣称佛与孔子的学说“不异”。认为“孔子以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也。……而佛之教，由戒生定，由定生慧，盖与大学之说无异者。孟子以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而佛之说，以天地万物皆吾心之所见，山河大地皆吾身之所有，正与孟子之说同。吾是以知佛之说与孔子不异也”[7]。他与许多高僧大德交往，公开地与他们说佛谈禅，其学术思想当然包含着禅学的成分，这也成为后来朱熹攻击吕学的口实。

吕本中还是“衣传江西”的著名诗人和诗论家。早年曾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江西诗派由此得名。一般江西诗人学诗，只局限于学习杜甫和黄庭坚，排斥李白、苏轼，路子越走越窄。吕本中说：“读《庄子》令人意宽思大敢作；读《左传》便使人入法度，不敢容易。此二书不可偏废也。近世读东坡、鲁直诗，亦类此”，“自古以来语文章之妙，广备众体，出奇无穷者，唯东坡一人；极风雅之变，尽比兴之体，包括众作，本以新意者，唯豫章一人。此二者当永以为法。”[8]又说：“《楚辞》、杜、黄，固法度所在，然不若遍考精取，悉为吾用，则姿态横生，不窘一律矣。如东坡、太白虽规摹宏大，学者难依，然读之使人敢道，澡雪滞思，无穷苦艰难之状，亦一助也。”在要求诗人们遵守“法度”的同时，要突破思想壁垒，“遍考精取，悉为吾用”；李白、苏轼，是与杜、黄创作趣向不同的诗人，他认为虽然“学者难依”，但读了他们的诗作，可以洗涤胸中的沉滞，作起诗来，可以摆脱模式化的束缚，去除“穷苦艰难”的情状。

（三）吕本中倡导“以践履为实”的学用观。

所有的道学家都讲“穷理尽性”，“修身养性”，但往往只说不做，学用分离。司马光说“为学唯在力行”，刘安世说“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说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故以行为贵”，就是针对这种现象而言的。这对吕本中的影响很深，在《宣州新学序》中，他痛斥士人“徇空言而忘实用”，强调要有曾子“反诸其躬而求其内”的精神，“穷探力索而见之行事”[9]。他赞扬郑国材：“平生务躬行，圣处久收功。”[10]他反复告诫弟子：“读书万卷君所闻，只要躬行不要反”[11]、“读书要躬行，俗事不厌简”[12]、“少年学问要躬行，世事营营勿与争。”[13]弟子周宪说：“宪绍兴癸亥间，获供洒扫于中书舍人吕公之门，公教人大要：明是非邪正，进退出处，严辞受取予之义，而躬行以尽其性。”[14]在“躬行”之中，他又特别强调严辞受出处，察邪正是非。儒家讲修身养性，不仅仅是为了“独善其身”，更重要的是为了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但在什么情况下出仕，什么情况下隐居不出，什么情况下接受升迁，什么情况下辞官不就，必须明辨是非邪正，把握时机，这牵涉到个人节操大问题。他说：

世之学者，忘近而趋远，忽近而升高，虚词大言，行不适实。虽始就学，则先言：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达节行权，由仁义行。而不知言必信、行必果、守节共学，行仁义之为先务也，故修其身。荒唐缪悠之说，施之于事，则颠倒悖乱而卒无所正也。

所谓“达节行权”，就是识时务，行权宜之计。这往往是一些没有节操的人的辩词。所以，吕本中认为言必行、行必果、涵养节操与学圣人之道是共为一体的，而且是能行仁义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他说：“寓言有十九，《曲礼》至三千，所要在守节，未言能与权。”[15]他在《童蒙训》中又说：“前辈士大夫专以风节为己任，其于褒贬取予甚严，故其所立实有过人者。近年以来，风节不立，士大夫节操一日不如一日。”下面列举了他认为在当时有风节的士大夫：

夏侯旄节夫，京师人。年长本中以倍，本中犹及与之交。崇宁初，召任诸州牧授学，制既颁，即日寻医去。后任西京幕官罢任，当改官，以举将一人安也，不肯用，卒不改官，浮沉京师，至死不屈。

唐丈名恕字处厚，崇宁初，任荆南知县，新法既行，即致仕。不出者几三十年。

范丈正平子夷，忠宣公之子。忠宣公当国，子夷是时官当入远，不肯用父恩例，卒授远地；后为祥符尉，当绍圣初，与中贵人争打量地界，与辨曲直，不屈，得罪去。

刘丈跂斯立、蹈□□，皆丞相莘老子。登高科，以文学知名，仕州县，自处约甚，人不知其为宰相子也。

汪革信民，政和间，诸公熟闻其名，除国子博士，欲渐用之，竟辞不受。

谢逸无逸，临川人。州郡欲以八行荐，坚却之。

凡此诸公，皆卓然自立一时，不愧古人，尔来流俗不复以此为贵矣。

这些人中夏侯旄、唐恕、汪革、谢逸在奸相蔡京当权之际，在政治上不与合作，刘、刘蹈不借重宰相父亲权势，范正平既不用父亲的恩例，又不畏强权，在吕本中看来，这就是能够“严辞受出处，察邪正是非”，具有“风节”的人。吕本中本人也是身体力行者。宣和间，宦官梁师成用事，势焰熏天，却想结交当时已有文名的吕本中，本中却拒而不答，朱熹说，这在当时是“绝无而仅有”的事。[16]绍兴初，他再次入朝作官，即建言：“任人当别邪正，迩来建言用事之臣，稍稍各徇私见，不主正说，元、绍圣混为一途，其意皆有所在。若不早察，必害政体。”靖康间，他曾与秦桧同为郎官，相处得很好，而且秦桧入御史台，本中的父亲好问有荐举之力。本中为中书舍人、权直学士院时，赵鼎、秦桧为左右相，议论多不合，秦桧主和，欲擅相权而行其事，大肆排斥异议人士。吕本中以《易·同人》“同人于野，亨”告诫秦桧：“当以大同至公，图济艰难。”力劝秦桧不要任用亲党。未几，秦桧任用亲党的除目下来，令本中行制词，本中上疏驳回。[17]《哲宗实录》成，赵鼎当除特进，本中行制词云：“谓合晋楚之成，不如尊王而贱霸；谓散牛、李之党，未如明是而去非。惟尔一心，与予同德。”[18]被秦桧指为朋比大臣，破坏和议，罢去官职。岳珂说：“公在南渡后，岿乎灵光，尊王贱霸之语，著于王言，天下凛然，始知有大义。其正人心，扶世教，功不浅矣。”[19]

由此可见，吕本中无论是拥有的历史文化典籍，还是个人的学养、品格，都具备了传承“中原文献”的良好条件。

二

朱熹说：“吕居仁家往往自抬举，他人家便是圣贤。其家法固好，然专恃此以为道理，只如此却不是。如某人才见长上便须尊敬，以求见教；见年齿才小，便要教他。多是如此。”[20]这个“某人”，很显然指的就是吕本中。朱熹是嘲笑吕本中好为人师，甚至强加于人。话说得太刻薄，也有失公允。如果我们从积极意义来理解朱熹的话，那就是吕祖谦所说的，吕本中“躬受中原文献之传，载之而南，裴回顾望，未得所付”，对传播“中原文献”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希望传授得人。他的弟子汪应辰就说过：“吕丈于吾人甚眷眷。”[21]又说：“宫使舍人，误相期待，有意笃之使有成。虽知不称，不敢不勉。”[22]可见他对后学的殷殷期待。

南渡以后，吕本中入朝作官的时间很短，其主要活动即著书和聚徒讲学。他的著述十分丰富，除部分诗作外，大多著述完成于南渡以后，现存的有《春秋集解》三十卷、《紫微杂记》一卷、《师友杂志》一卷、《童蒙训》三卷、《官箴》一卷、《轩渠录》一卷、《童蒙诗训》（郭绍虞辑录）一卷、《紫微诗话》一卷、《东莱诗集》二十卷、《外集》三卷、《紫微词》一卷，散见各种典籍的文章多篇，存目有《吕氏大学解》（不知卷数）、《痛定录》（不知卷数）、《吕居仁文集》（陆游序，不知卷数）、《吕文靖公事状》、《申国春秋》、《江西诗派诗集》一百五十卷等。

至于南渡后的聚徒讲学，则始于绍兴三年（1133）寓居临川时。当时，时局稍事稳定，士大夫大都忙于入朝做官，他却忙于聚徒讲学。吕祖谦在《题伯祖紫微翁与曾信道手简后》一文中转述他父亲大器的话说：“绍兴初，寇贼稍定，舍人与诸父相携出桂岭，临川，访旧友多死生，慨然太息，乃收聚故人子曾信道辈，与吾兄弟共学。亲指挥，孳孳不怠。今集中寄临川聚学诸生数诗是也。”[23]其中所说的“寄临川聚学诸生数诗”，今集中《闻大伦与三曾二范聚学并寄夏三十一四首》[24]就是其中之一。在这些人中，可考者如下：

吕大猷字允升，本中子。[25]以荫补官，淳熙八年以朝奉大夫知汀州，九年七月奉祠，主武夷山冲佑观。

吕大同字逢吉，本中子。以荫补官，曾官从事郎，早卒，后以子祖平通籍于朝，赠通直郎[26]。

吕大器字治先，其弟中子，祖谦之父。以荫补官。绍兴十六年，为江东提举司干官；二十一年为浙东提刑司干官，二十五年为福建提刑司干官，三十年通判岳州，三十二年知黄州，乾道元年知池州，二年召为尚书仓部郎，四年出知江州，改吉州，乾道七年奉祠，卒。

吕大伦字时叙，中子。以荫补官，曾官奉议郎。绍兴十六年曾为武义县县丞。

曾季狸字裘父，临川人，曾宰的曾孙。所存只《艇斋诗话》一卷。

曾季直，曾季狸的兄弟行（见《艇斋诗话》）。本中有《送曾季直下第归临川》诗。

曾发字信道。亦曾季狸的兄弟行（见《艇斋诗话》）。绍兴二年进士，初为临川掾，后为吉州教授（见《南轩集》卷四一《张氏墓表》）。早卒。著有《泮林讨古集》二卷、《选注摘遗》三卷（见〈宋史·艺文志〉）。其子曾撙（节夫）为吕祖谦同年。

二范，范顾言叔侄（见《艇斋诗话》），行实不详。

夏三十一，当为夏倪之子。

晁公庆字仲石，诸晁之后，本中有《送晁公庆西归》诗，周必大跋云：“仲石讳公庆，绍兴初，与范顾言、曾裘父同学诗于吕紫微，故得是诗。”

这一次聚学，多为子侄和故人子弟，主要传授儒家经典，也兼授诗学。后来寄诗勉励他们：“后生慎所习，正是丝在染”，“举动思古人，此志岂不远”，“但能守箪瓢，何事不可为。”

在这些人中，吕氏兄弟是能守家学的，其中吕大同（逢吉）与汪应辰为讲友，汪说他“所讲绎者，莫非前言往行之要”[27]；吕大器（治先）虽无著述存世，其子祖谦后来与朱熹、张并称为东南三贤，当得他的训导之力。曾季狸“尝遍从南渡初诸名宿，而学道以吕舍人居仁为宗，乾、淳诸老多敬畏之”[28]，在道学和诗学上皆有成就。

绍兴四年至福州，在福建两年时间，本中又接收一批从学的弟子，有的人后来成为很著名的道学家，如林之奇、李楠、李樗诸人。

林之奇（1112-1176）字少颖，一字拙斋。福州候官人。吕本中入闽，之奇甫冠，从本中学。绍兴五年，之奇赴试礼部，本中《送林之奇少颖秀才往行朝》云：“穷通决有命，所愿求诸己。圣贤有明训，不在拾青紫。丈夫出事君，邪正从此始。”[29]林之奇行次衢州，以“不得事亲”而反，从此学习更加努力。在吕本中离开后，他遵照师嘱，从闽中诸贤如陆佑、方德顺、胡宪、刘勉之等人讲学。绍兴十九年进士，官止宗正丞，然讲学、著书不辍。著有《尚书》《周礼》《论语》《孟子》《杨子》等讲义，又有《拙斋集》二十卷。

李楠字和伯，李樗字迂仲，为林之奇的舅表兄弟，候官人。两人与林之奇同时从学本中，林之奇说李楠如元紫芝（唐元德秀），而李樗如黄叔度（东汉黄宪）。可惜都乡贡不第，早卒。

林、李三人，为当时闽中名儒，登门求教者络绎不绝。吕祖谦说：“长乐之士，知乡大学，知尊前辈，知宗正论，则皆先生（林之奇）与二李公之力焉。”

绍兴八年（1138），吕本中罢官，流寓严州、衢州、婺州、信州等地，每至一地，都有人从之问学。这期间有方畴、汪应辰、王时敏、王师愈、徐止、周宪、詹、方丰之诸人。

方畴字耕道，弋阳人。学者称困斋先生。建炎中，成进士。初为婺源尉，绍兴元年上书论宰相范宗尹过失，六年，为敕令所删定官，因受赵鼎的牵累，罢官。从吕本中学，本中告以“守至正以待天命，观物变以养学术”。后起为武冈通判，绍兴二十四年坐与流人胡铨通书，除名勒停，永州编管。秦桧死，通判建康，卒于官。有《稽山语录》。汪应辰说：“幸闻耕道之风，庶取则不远，且足令吾同学者有所兴起。”[30]

汪应辰（1118-1176）字圣锡，信州玉山人。出身贫苦，读书无膏油，自拾柴薪照明。绍兴五年，进士第一，时年十八。先为镇东军签判，绍兴八年三月，召为秘书省正字。五月上疏反对言和，触怒秦桧，出为建州通判，遂请祠以归。寓居常山永年寺，“益以修身讲学为事”，就在这时从本中问学。三主台州崇道观，后通判袁州、静江、广州，十余年不内迁，直至秦桧死，才召回朝。孝宗时，官至吏部尚书。

王时敏字德修，上饶人。先从吕本中学，本中荐之于尹，与韩元吉为同门友[31]。有《师说》三卷，记和靖语。后朱熹曾从问和靖之学[32]。

王师愈（1132-1190）字与正，金华人。年十三即从同乡潘良贵学，良贵颇奇之，与见杨时，“受《易》、《论语》之说”，吕本中罢官寓居金华，又从“问知中朝诸老言行之懿”，深得杨时、吕本中的期许。绍兴二十七年登进士第，乾道七年除金部郎官兼崇政殿说书。绍熙元年卒，年六十九。朱熹说他“居官取予，问法如何，推达贤才，不为势屈”，“病革，犹为诸子诵说前贤事业”。[33]

徐止字大雅，一字知止，玉山人。在本中居上饶期间，曾从之问学，与汪应辰为同门。本中称赞他“学有根源”。淳熙间，赵蕃有赠诗曰：“好在东都孺子孙，壮年曾谒舍人门。只今此道同终少，君独深藏耻自论。”[34]可见其终身严守师教。

周宪，字可则，永丰人。绍兴十三年从本中受业，本中病重，便把他推荐到王苹门下继续完成学业。在给王苹的信中说：“周宪秀才朴茂可喜，有志斯道，当自蒙与进。”有《震泽记善录》，记王苹言论。[35]

詹慥字应之，崇安人。远道来上饶登门求教，临行，本中有《送詹秀才》诗为赠。初以孝廉为乡校师，执经者屡溢牖下。晚为信丰尉。金完颜亮叛盟，曾向张浚献破金秘计，张浚辟为幕官。有文集二十卷。

方丰之字德亨，莆田人。亦远道来上饶登门求教者。本中在《送方丰之秀才归福唐》诗中教以“求圣根源，惟正之守。正之不守，弃师背友”。仕至监镇。能诗，陆游、朱熹皆为作序。《紫微学案》说他有“紫微之余风”。

韩元吉在《两贤堂记》中还说，吕本中寓居上饶广教寺期间，“上饶士子，稍宗其学问”。稍者，甚也。意思是，上饶的士人非常推尊吕本中的学问。足见从学之人，难以胜记。

三

朱熹说吕家学问“博杂”，说吕本中的学术“不纯”。或许正是这种博杂和不纯，使吕本中在传播“中原文献”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首先，吕本中在道学上强调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推进了性理之学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践履的进一步结合，对南宋道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其弟子大多能守师说。如林之奇长期在闽中讲学，“及门者常数百人”，“士类归仰，如水赴壑”[36]，对闽学的前期发展起过不可忽视的影响。朱熹虽然批评吕本中学术“不纯”，甚至“诋及婺学”，但他受吕本中的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其业师刘勉之、刘子、胡宪即与吕本中为讲友，且互相推重，学术思想当互有影响；林之奇年长朱熹十八岁，且早闻道，朱熹并不否认曾从之问学，后来他在给弟子讲论《尚书》时，也多引林之奇之说。最值得重视的是，他与吕祖谦关系密切，曾合撰《近思录》，还令其子朱塾师从祖谦。他作《伊洛渊源录》、《宋名臣言行录》，及《朱子语类》中讲论历史人物和事件的部分，显然也是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为指归的。在吕祖谦卒后，他处处贬低吕本中、吕祖谦，极力与吕学划清界线，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又如汪应辰，史称“应辰接物温逊，遇事特立不回”[37]，又说他“博综诸家”，为师门“干蛊（能弘扬师说）之弟子”，“其骨鲠极似横浦（张九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似紫微（吕本中）”。他认为“学问之道止是揆于心而安，稽于古而合，措于事而宜。所以体究涵养，躬行日用，要以尽此道而已”。他批评不重视前言往行，空谈性理者：“世之自谓得道者，以前言往行为糟粕刍狗，以治天下国家为绪余土苴。迄之放弃典刑，阔略世务，至于为西晋之祸。或者出而矫之，曰：吾之道，固所以经世也。然而天人异观，物我殊归，高明中庸，析为二致。迹其行事，则私智之凿而已，道果如是乎？”[38]朱熹说：“汪圣锡日以亲师取友，多识前言往行。故其晚年德成行尊，为世名卿。”[39]其子汪逵“能继世科，恪守家法……博学多识，绰有父风”[40]；门人如尤袤、章颖皆一时名臣。

最为重要的是对婺学的影响。婺学的创始人是他的从孙吕祖谦，早年以其父大器为师，后又师从林之奇、汪应辰诸人，而实为吕本中的再传。《东莱学案》说：“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熹）学也，吕（祖谦）学也，陆（九渊）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又说：“小东莱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化其偏，宰相之量也。”他当时不仅与朱熹、张、陆九渊交往，与永康学派和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如陈亮、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人交往亦颇深，在思想上或多或少都互有影响。其中如陈亮一向恃才傲物，但对吕祖谦却十分尊重，他有不少著作都征求过吕祖谦的意见。这说明吕祖谦发扬吕本中“以广大为心”的包容精神。其实这也是婺学的生命力所在。在吕祖谦的弟子中，《宋元学案》为另立学案的，有《丽泽诸儒学案》、赵广的《潜庵学案》、舒的《广平定川学案》、袁燮的《斋学案》等，其薪火相传，至明而不绝。

其次，吕本中重视“前言往行”的目的，是以史证经，借古人或近人的言行阐释修齐治平的道理。他熟悉历史典籍，又熟悉本朝的历史掌故，在他的著述中往往旁征博引，借历史故事或历史人物，阐明义理，明辨是非邪正。他教育弟子：“上欲穷经书，下考百代史。发而为文词，一一当俊伟。”[41]这方面，对吕祖谦的影响最深。如吕祖谦《少仪外传》即“杂引前哲之懿言嘉行兼及于立身行己应世居官之道，所该繁富，不专主于洒扫进退之末节”[42]。由此发端，激起了他研究史学的热情，他认为“中国所以不沦于夷狄者，皆史官扶持之力也”[43]。因此，在治经的同时，他撰写大量的历史著作，其史学观点的精到与治史方法的严谨都深受学者的推崇，李心传说：“近岁吕伯恭最为知古，陈君举最为知今，伯恭亲作《大事记》……世号精密。”[44]一时在浙东学界研究史学蔚成风气，史学不再为道学的附庸。对此，朱熹深恶痛绝，说吕祖谦“于史分外仔细，于经却不甚理会”，“缘他先读史多，所以看（经）粗着眼”[45]，甚至说“近年道学外面被俗人攻击，里面被吾党作坏。婺州自伯恭死后，百怪都出，至如子约（吕祖俭）别说一般差异的话，全然不是孔孟规模，却做管、商见识，令人骇叹。然亦是伯恭自有些拖泥带水，致得如此，又令人追恨也”[46]，从反面证明婺学对历史研究的重视程度，而其滥觞之功，应归于吕本中。

其三，与重视“前言往行”相联系的，是吕本中重视政治伦理的建设。在他的著作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借助“前言往行”谈如何处理好君臣之间、上下级之间、同僚之间、官民之间的关系，而且把这种关系都上升到修身的高度。如《官箴》，专讲为官之道，开宗明义就说：“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则知所以持身矣。”把“清”、“慎”、“勤”同“持身”联系起来，也就是把做官当作一个实际的修身过程。后来吕祖谦把《官箴》作为家规编入《家范》中，并作为教育学生的教材，对后世有很深的影响。南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陈在刊刻《官箴》的跋中说：“颛蒙之资，早膺吏事，尘嚣驰骛，无所津梁，既得此书，稍知自勉。敬锓于梓，与有志者同之。”陈是把它作为为官的“津梁”推荐给同好的。可以想象，在当时刊刻、传抄此书的不只陈一家。元张养浩的《三事忠告》、清王永吉的《人臣儆心录》皆不出清、慎、勤三事，显然是受到吕本中《官箴》的影响。《四库提要》说：此书乃作者“多阅历有得之言，可以见诸实事。书首即揭清、慎、勤三字，以为当官之法，其言千古不可易。……至其论不欺之道，明白深切，亦足以资儆戒。虽篇帙无多，而词简义精，因有官者之龟鉴也”。清康熙帝曾书清、慎、勤三字刻石遍赐内外诸臣[47]，足见其重视的程度。

再者，吕本中作为道学家兼诗人，在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上也有很高的造诣。他在诗歌创作上崇尚江西诗派，主张学习杜甫和黄庭坚。年青时，虽不及见黄庭坚，但曾与年辈稍长的韩驹、徐俯、潘大临、洪炎、夏倪、谢逸兄弟、晁冲之、汪革、李彭、饶节、江端本和王直方等人交游，熟悉当时文坛情况，因仿道学传承的渊源关系，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列黄庭坚而下二十五人为江西派诗人，推黄庭坚为宗主，这些人大多有道学背景，诗风也近似。在当时虽不无异议，但却开拓了宋代诗歌流派研究的先河。鉴于江西诗人在创作上产生的种种弊端，他引进禅学中关于“参活句”的说法，提出“活法”和“悟入”说，认为“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具备，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作文必要悟入处，悟入必自工夫中来，非侥幸可得也”。并针对江西诗人实际存在的生硬枯涩的诗风，强调追求“流转圆美如弹丸”的艺术效果。这本来是为了挽救江西诗派的颓风，客观上却起着推进南宋前期诗风变革的作用，被称为中兴四大诗人的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无一不或多或少受到过吕本中的影响。

自吕祖谦淳熙三年（1176）祭林之奇文出，吕祖俭作吕祖谦《圹记》、黄干作朱熹《行状》、陈自强等祭周必大文，皆以“中原文献之传”美之。其后，用之者不胜枚举。但倡风气之先者，不能不首推吕本中。全祖望说：“先生（吕本中）之家学，在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盖自正献（吕公著）以来所传如此。原明（吕希哲）再传而为先生，虽历登杨（时）、游（酢）、尹（焞）之门，而所守者世传也。先生再传而为伯恭（吕祖谦），其所守者亦世传也。故中原文献之传独归吕氏，其余大儒弗及也。”[48]

参考文献：

[1]《论语集注·八佾》：“子曰：‘夏礼吾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朱熹注：“文，典籍也；献，贤也。”《书·益稷》：“万邦黎献，共惟帝臣。”孔安国传曰：“献，贤也。”

[2]吕祖谦《吕东莱文集》卷九

[3]《宋名臣言行录别集上》卷七《吕本中》

[4]吕本中《师友杂志》。善财参善知识故事，见《华严经》；“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出自《书·咸有一德》

[5]《宋元学案》卷二八《震泽学案》

[6]吕本中《童蒙训》卷上

[7]《嘉定赤城志》卷二九《寺观门》三《重建仙居净梵院记》

[8]吕本中《童蒙诗训》（郭绍虞辑）

[9]嘉庆《宁国府志》卷二一《艺文志》文上

[10]吕本中《东莱诗集》卷十八《教授郑国材挽诗》

[11]《东莱诗集》卷六《临川王坦夫从溪堂先生谢无逸学北行过广陵见余意甚勤其行也作诗送之》

[12]《东莱诗集》卷十九《送詹 秀才》

[13]《东莱诗集》卷二十《送晁公庆西归》

[14]王苹《王著作集》卷八《震泽记善录》

[15]《东莱诗集》卷九《叔度季明学问甚勤而求于余甚重其将必有所成也因作两诗寄之》

[16]黄震《黄氏日抄》卷三四《晦庵先生文集》

[17]李幼武《宋名臣言行录别集上》卷七《吕本中》

[18]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二绍兴八年九月丁未记事

[19]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二五《吕居仁瞻仰收召二帖》

[20]《朱子语类》卷一三二《中兴至今日人物下》

[21]汪应辰《文定集》卷十六《答毛季中》

[22]《文定集》卷十四《与吕逢吉》

[23]吕祖谦《吕东莱文集》卷六

[24][41]《东莱诗集》卷十五

[25]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编》卷三六《吕本中》

[26]陆游《渭南文集》卷三六《吕从事夫人墓志铭》

[27]《文定集》卷十四《与吕逢吉》

[28]《宋元学案》卷三四《紫微学案》

[29]《东莱诗集》卷十四

[30]《宋元学案》卷三四《紫微学案》

[31]韩 《涧泉日记》

[32]《宋元学案》卷二七《和靖学案》

[33]《晦庵集》卷八九《中奉大夫直焕章阁王公神道碑铭》

[34]赵蕃《淳熙稿》卷二 0《报谒徐大雅仁因以题赠三首》之一

[35]《王著作集》卷八附周宪《震泽记善录》后记云：“宪绍兴癸亥间，获供洒扫于吕公之门，……公病日渐，乃以书属著作先生曰：‘周宪秀才朴茂可喜，有志斯道，当自蒙与进。’未果行，而公启手足。公之门弟曾（几）文清公又以书申公意，且勉其行。”

[36]林之奇《拙斋文集》附录潘自牧所作林之奇《行实》

[37]《宋史》卷三八七《汪应辰传》

[38]《宋元学案》卷四六《玉山学案》

[39]《朱子语类》卷一三二《中兴至今日人物下》

[40]《攻 集》卷六八《恭题汪逵所藏高宗宸翰》

[42]《四库提要》卷九二《少仪外传》

[43]《东莱博议》卷八《曹刿谏观社》

[44]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二《昔人著书多或差误》

[45]《朱子语类》卷一二二《吕伯恭》

[46]《晦庵集》卷三五《与刘子澄》

[47]王士祯《古夫于亭杂录》卷一

[48]《宋元学案》卷三四《紫微学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