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
胜利当选为英国保守党新领导人（虽然是不同的国家，但你明白我的意思）。我认为哈里斯落选的主要原因是特朗普代表了真实的政治方向；他（和他的追随者们）扮演的是参与政治的角色，而她代表的是非政治的角色。哈里斯的许多立场是好的：提供医疗保健、堕胎机会等。然而，特朗普和他的党派——再发表非常明确（尽管极端）的声明，而哈里斯却成功地避免了困难的选择，而是提出了空洞的陈词滥调。在这方面，哈里斯很像英国的基尔·斯塔
默（
Keir Starmer
）的
政治节奏。只要回想一下他是如何小心翼翼地避免在加沙战争问题上明确战队，结果不仅失去了激进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选票，还失去了许多黑人和穆斯林年轻选民以及左派运动人士的选票。
民主党人没有从特朗普那里吸取教训是，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极端主义”是有效的策略。哈里斯在败选演说中说：“对正在观看的年轻人来说，感到悲伤和失望是可以的，但请知道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不，万事并不会如意，我们不应该相信进步会取得胜利，历史会以某种方式恢复平衡。
在整个竞选过程中，特朗普将哈里斯描绘成一个比拜登更糟糕的候选人（不仅是社会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将她的立场与共产主义混为一谈是我们今天所处境况的一个可悲指数——从另一个民粹主义的号召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混淆：“人民已经厌倦了极左派的统治！”这简直荒谬至极！民粹主义者把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仍然是）归类为“极左”，而这只是进步自由主义的中间派，他们比新右派更有兴趣与左派（不管还剩下什么）进行斗争。如果西方现在的情况是
“极左统治”，那么冯德莱恩就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者（正如匈牙利的维克托·奥尔班所宣称的那样！）。
新民粹主义右翼把共产主义和企业资本主义视为一体。但真正对立的各方却是其他东西。早
在
2016
年
，我就因为声称特朗普是纯粹的自由主义者而受到批评——我不可能忽视他的独裁和法西斯主义倾向。我的批评者没有抓住要害。也许对特朗普最好的描述是，他是一种自由主义者，即自由法西斯主义者；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终极产品，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特朗普不仅是一个独裁者，他还希望让市场自由发挥其最具破坏性的功能，从野蛮的暴利到将公共媒体的所有道德考虑（如对仇恨言论的限制）都视为一种社会主义形式。
在此，我们应首先对特朗普的反对者进行批判。鲍里斯·布登
（
Boris Buden
）反对
将新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视为现代化失败造成的倒退的主流看法。在布登看来，宗教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是后政治社会解体的结果，是哪些用来保障稳定的传统的共同体关系的机制遭到解体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原教旨主义宗教不仅是政治，而且就是政治。更不堪的是，它不再仅仅是一种社会现象，而是社会的本体，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社会本身也成为了宗教现象。因此，再也不可能将宗教纯粹的精神层面与其政治化区分开来。在后政治时代，宗教是各种对立情绪的主要领域。因此，宗教右翼的崛起并不是宗教在政治中的回归，而仅仅是政治本身的回归。因此，真正的问题是：激进世俗意义上的政治——欧洲现代性的伟大成就——是如何失去其塑造社会的力量的？
让我们回溯一下历史，我们可以将关键的转捩点定位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当时大多数社会主义政权已经垮台，全球资本主义似乎取得了胜利
。弗朗西斯
·
福山（
Francis Fukuyama
）的《历史的终结》（
The End of History
）最著名地阐述了这一概念，该书将历史的终结
描述为一个后意识形态时代，在这个时代，宏大政治斗争已成为过去，冲突是微小利益的争端，这些整段应该而且可以通过务实的协商对话来解决。这种后意识形态进程几乎贯穿于社会的各个层面：以专家治理代替政治；以个人自由代替集体权利和团结；以私人慈善代替社会关怀；以文化代替艺术；以特殊身份代替阶级斗争；以性代替爱。由于这种观点主导了世俗的公共空间，因此政治本身现在只能在宗教领域继续存在。
大卫·
戈德曼（
David Goldman
）在评论特朗普的选举胜利时说：“蠢货，关键是经济！”但他补充说，这并不是直接的评论。主要指标显示，拜登执政时期经济表现相当不错，尽管通货膨胀对美国穷人的打击尤其严重（也许这正是他们在投票日所记得的）。贫富差距拉大是过去三十年来西方国家的全球趋势。是的，日常产品（尤其是食品）价格的上涨、房租和医疗费用的上涨将数百万人推向贫困，但拜登在经济政治方面绝对是自罗斯福以来最左翼的总统，他为工人、妇女和学生的权利做了很多事情。拜登总统任期内的暂时性通货膨胀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如此多的美国人认为他们的经济困境是永久性的。是的，它使“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鸿沟更加明显，但这种鸿沟是美国持续趋势的一部分，肯定不是什么新鲜事。这里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即意识形态。
我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并不是思想体系和指导原则，而是更基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政治话语如何发挥社会纽带的作用。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