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与自然史博物馆事业的开拓者杨锺健院士

【摘要】杨锺健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博物馆学家。他是我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也是世界最杰出的古脊椎动物学家之一。他一生的科研领域几乎涵盖了古脊椎动物学的各个领域，其中重点是中国古爬行动物和古哺乳动物的研究，以及中生代—新生代地层的研究，一生发表科研著述670余篇（部）。他还是中国自然史博物馆事业的开拓者，对该领域的开创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杨锺健在我国的地质古生物研究、自然史博物馆事业发展、人才培养和科学普及等方面都做出了非凡的贡献。

【关键词】古生物学；自然史博物馆；杨锺健

杨锺健（1897—1979年），陕西省华县（现渭南市华州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和博物馆学家。

杨锺健是我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也是世界最杰出的古脊椎动物学家之一。大英博物馆中悬挂着世界上6位著名古生物学家的照片，杨锺健是其中之一，他也是其中唯一一位亚洲的古生物学家。杨锺健一生的科研领域几乎涵盖了古脊椎动物学的各个领域，其中重点是中国古爬行动物和古哺乳动物的研究，以及中生代—新生代地层的研究。杨锺健曾荣获中国地质学会最高奖章——“葛利普奖章”和“丁文江纪念基金”。1955年，他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1993年改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杨锺健是中国自然史博物馆事业的开拓者。他说自己一生有两大志愿，一个是终身从事古脊椎动物研究，另一个就是发展博物馆事业。他为中国自然史博物馆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奔走呼吁，呕心沥血。作为北京自然博物馆的首任馆长，杨锺健为北京自然博物馆的成长倾注了大量心血。从科研力量的培育，到标本的展示和保管，讲解员的培养，再到行政与后勤，他无不严肃用心对待。杨锺健经常说：“我有一个女儿，就是北京自然博物馆”。他在博物馆事业上的开拓精神和宏谋远虑对中国自然史博物馆事业的开创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杨锺健历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局长、西北大学校长、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等，在我国的地质古生物研究、自然史博物馆事业发展、人才培养和科学普及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矢志不渝的研究者

1919年，杨锺健进入北京大学地质系，这是他一生事业的基础。他在回忆录中不无风趣地讲述自己为何加入地质系：“我自己当时也莫名其妙，大约只是因为没有别的系可入”。由此可见他的幽默和淡泊。而选择了这个方向之后，他对地质和古生物的兴趣日趋浓厚。

1923年，杨锺健从北京大学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同年赴德国留学，到德国慕尼黑大学古生物专业研习古脊椎动物学，1927年获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中国北部之啮齿动物化石》以德文在《中国古生物志》上发表，这是第一部由中国学者撰写的古脊椎动物学论著，是中国人研究脊椎动物化石的开端，也奠定了杨锺健毕生从事脊椎动物化石研究的基础。

杨锺健认为一个人一生的时间与精力是有限的，各方面兼顾，势必一无所成。所以他认为应当只求精于一门，不求其普遍，以免难以专精。然而当时我国对脊椎动物化石的研究尚在初期，如他在回忆录中所写，“势不能不旁及其他，在不知不觉之间，范围逐渐扩大”，结果则是他在古脊椎动物学的各个领域以及地质学领域，都结出了累累硕果。

杨锺健几乎研究了我国当时能够发现的各类哺乳动物化石，尤其是肉食类、有蹄类、啮齿类等目研究的属种最多，对于整个新生代哺乳动物的分布和演化均获得了一定认识。他首次描述了我国云南侏罗纪的似哺乳爬行动物“卞氏兽”，杨锺健认为这是他最重要的贡献之一。除此之外，他还发现和记述了山东山旺动物群，和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一起发现了山西静乐动物群和化石异常丰富的榆社盆地，和德日进共同完成了河南安阳殷墟中哺乳动物化石的研究，等等。

对哺乳动物化石之外的研究，原本不是杨锺健的志愿，但后来却演变为他大半时间从事于此，且兴趣逐渐提高，尤其是对侏罗纪爬行动物的研究，这其中以许氏禄丰龙为典型代表。1938年，杨锺健组织了对云南禄丰地区的考察，发现了以许氏禄丰龙为代表的爬行动物群。在此后十多年间，杨锺健研究发表了这个动物群中各类动物共计20余个新种，发表了20余篇论文和3本专著，其中1941年发表的《许氏禄丰龙》是中国学者研究恐龙的第一部专著。许氏禄丰龙是中国科学家发现和命名的第一种恐龙，杨锺健将它的名字赠给了对他的研究有帮助的德国古生物学家许耐（Huene）。杨锺健还研究命名了海生爬行动物胡氏贵州龙，这被认为是我国海生爬行动物研究的开端。

杨锺健自述，“多年之工作重心，始终在古生物方面，在周口店发掘是如此，在各地旅行调查也是如此，地质及其他问题材料之收集与写作，只是些副产品而已”。然而，即便是他所说的“副产品”，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他发现了中国内地当时唯一已知的上中新统地点（后归入中中新统）——山东中新统地层，这是他对于中国中新统地层研究最大的贡献之一。他对于中国北方黄土地层的研究，为我国晚新生代地层、古生物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杨锺健的一生中，不管处于什么样的境地，政局不稳也好，家中变故也好，都未曾使他的研究工作中断。即使在抗战期间，以破庙为办公室，用装煤油的木箱拼凑为桌凳，他也毫不颓丧，仍然极力做好自己的研究工作。这样的努力精进伴随了杨锺健的一生，是他能够获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杨锺健不仅在个人的工作上取得了累累硕果，他还是一位高瞻远瞩的科学研究组织者和领导者。1928年回国后，杨锺健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技师，主持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工作。1929年，该所成立新生代研究室（1960年改建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杨锺健此后几十年一直在这里工作，历任副主任、主任、所长，直至逝世。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杨锺健就明确提出了该研究室的发展战略，他将其形象地概括为“两种堆积”“四个起源”八字方针。“两种堆积”是指中国北方广泛分布的土状堆积与南方广泛分布的红层堆积；“四个起源”是指鱼类（亦即整个脊椎动物亚门）的起源、哺乳类的起源、灵长类的起源和人类的起源。八字方针涵盖了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的多方面内容，显示出杨锺健的战略远见。半个多世纪以来，新生代研究室和后来的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一直在这个总方针的指引下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二、中国自然史博物馆事业的开拓者

杨锺健在德国留学期间，曾游历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到一地，他都会去当地的博物馆参观学习并撰文记录。他参观访问了欧洲的多家博物馆，包括德国慕尼黑国立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比利时布鲁塞尔的自然科学博物馆等。通过参观学习，杨锺健认识到博物馆的益处，一方面可以促进学术，一方面又可以开展科学普及，还能收藏保存国家宝藏。他认为博物馆事业是我国应急起直追的重要工作之一。从此，他便一直坚持宣传博物馆。1925年还在德国留学期间，杨锺健就在国内刊物《学生杂志》上发表了《论陈列馆》一文，首次提出建立各种类型的博物馆特别是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观点和主张。回国以后，只要有机会，他都尽力宣扬、推动，企盼我国的博物馆事业能日益发展。1936年，他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陈列馆的意见》，这是他对自然历史博物馆建设最富有代表性的发言。他提出博物馆有三种重要的使命：搜集、研究、保存陈列。杨锺健关于博物馆建设的意见，对今天从事博物馆工作的人们仍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杨锺健1944年到美国考察，1956年又有访苏联之行，他照例重点参观考察了这些国家的众多博物馆。纽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还为他专门准备了一间办公室，他在那里进行了半年多的研究。外国博物馆事业的蓬勃发展和卓越成就，进一步激发了杨锺健的博物馆情怀，他对祖国的博物馆事业寄予殷切的希望，发展中国的博物馆事业的志愿越加坚定。

1959年，北京自然博物馆新馆正式对外开放，杨锺健担任首任馆长，直至逝世，任职长达20年。杨锺健到馆的头一天就讲：“我不务虚名，要做实事，不做挂名的馆长，要做具体工作”。他也的确是这样做的，从博物馆的发展方向和规划到各项具体工作，他都关注、了解并提出意见，有些工作还身体力行，亲力亲为。他亲自审阅陈列提纲，检查陈列效果，从科学内容到艺术形式都力求完美，还要反映出国外的最新科研成果。他强调要壮大科研力量，他说：“没有强大的后台，前台就搞不好”。他关注标本的保管和保护，以国外博物馆保管员的水平来要求和引导馆内的工作人员。他重视讲解员的培养，常以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格兰杰教授（Walter Granger，1872―1941）从普通工作人员成长为世界著名的古生物学家的经历为例来鼓励年轻人。杨锺健逝世前的半个多月，虽然病痛缠身、步履艰难，他还是坚持走上三楼，向全馆同志讲话，鼓励大家同心同德搞好工作。

除了北京自然博物馆之外，杨锺健心里还装着全国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天津、上海、重庆、杭州等地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中，都留下了杨锺健的心血与汗水。他说：“化石标本……我懂得它们的价值，我也希望大家都懂得它们的价值”，“我们搞科研、办博物馆，就是把自然界的规律告诉人们，让人们不做自然的奴隶”，充分体现出他对于自然史博物馆事业、科学普及事业的深刻认识。

三、勤奋的著作者和用心的教育者

杨锺健还是一名勤奋的著作者和用心的教育者。

杨锺健勤于笔耕，一生发表科研著述670余篇（部），可谓著作等身。他对写作的热忱贯穿了一生。在学生时代，他就喜欢将生活中的观察写成文字并公之于众，甚至在小学时便撰写过剧本。中学时他的文章得到老师的高度评价：“……健笔凌云，中学甲班，此为冠冕”。在北大读书时，杨锺健写作更为积极，包括生活观察、民间故事等，连听教授演讲也会记下笔记发表，时常向报纸、杂志投稿。杨锺健因学地质，有许多机会在各地旅行，每到一地，除了调查后撰写学术报告之外，还会将希望大众了解的自然知识、当地的人情风物等，写成游记或杂感等文章发表。甚至在文革受批判期间，杨锺健也写了不少文稿。

殊为难得的是，杨锺健作为一位从事地质学、古生物研究的科学家，一生对文学兴趣不减。他曾写过短篇小说，翻译过德国童话，而更多的是写诗，一生写下2000多首诗歌。杨锺健常以诗记录自己的见闻和感受，这个习惯也持续了一生。大学满怀赤诚，出国孤寄海外，回国骤逢家变，抗战只身南行……种种遭遇和心境，杨锺健都把它们写进了诗歌。青年时，他作“国事嗟如此，忍作袖手观？此生无所补，空为一青年”。壮年时，他作“天生我辈必有用，忍看神州半沉沦。指锥虽愧雕虫技，救亡亦存报国心”。老年时，他作“光阴有限争分秒，来日虽暂不蹉跎。暮景一年十年用，生平经验树新模”。诗句中满溢着他的拳拳爱国之心和只争朝夕的奋斗精神。杨锺健自谦地说，“我的文章和诗歌……从未下过布局与修辞的功夫……均多不当之处……然一个做研究工作的人，若要发泄一下内心的感受，舍此又有何途呢？”

在教育方面，杨锺健曾在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重庆大学等学校开课，教授地史学、脊椎古生物学、新生代地质等课程。虽然教学不是杨锺健的核心工作，但他仍然非常认真地对待。有的学校流行发讲义的风气，有的学生只领讲义不上课，杨锺健就不愿发讲义，而代以大纲，要求学生听课必须记笔记。杨锺健也亲自带研究生，他有自己的一套培养方法。总的原则是不主张闭门读书，而是在实践中成长。他的研究生叶祥奎说，杨老从来没有给他们开过“小灶”，而是让他们像实习研究员一样，整理标本、检点人民来信、野外出差、发掘化石、接触不同地层和不同化石等，以及到化石修理室、模型室、照相室实习，掌握各方面技术的基本手段，学会古脊椎动物学的全套知识。正是因为经过这样全面的培养，才让他们成为了全面的能手。

尽管杨锺健自谦地说自己多年教书完全失败，没能造就出一个以新生代地质和脊椎动物化石研究为中心工作的团队，但实际上，中国的第一批古脊椎动物工作者几乎都是他的学生，他无愧为我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开山鼻祖”。他曾先后创办过三期训练班，学员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文博馆，课程内容包括古脊椎动物学、古人类及旧石器学、地质学等，此外还有发掘、修理、模型、照相等技术课。他还在太原、天津、禄丰设立工作站, 派驻专职人员，直接领导、推进当地及其邻近地区的古脊椎动物学方面的工作。杨锺健生前曾不无骄傲地说，“在中国，凡是耍龙骨的都是我的学生。”就连闻名世界的古人类学家裴文中院士，也说他的古脊椎动物学知识是杨老在周口店亲口教给他的。我国第四纪地质学家刘东生院士，也说自己是杨老的学生。

四、结语

杨锺健一生精进，成就斐然。他对古脊椎动物学执着坚定，取得了世界瞩目的科研成果，为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他对自然史博物馆事业热情投入，为中国的自然史博物馆事业开疆拓土，指引了方向。他若看到今天祖国在古脊椎动物学和自然史博物馆事业上所取得的长足的发展，想必是十分欣慰的吧！

杨锺健开拓进取、孜孜不倦的科学精神将永存于世，给后辈们以启发和激励。谨以此文，缅怀这位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与自然史博物馆事业的开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