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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一金岳霖，左二梁思成，右一林徽因
中国有句古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话倒过来理解，意思是说：只要是我族类，他厌恶行政，曾经辞去清华哲学系主任一职，让给了冯友兰；如今不仅二度出山，重返旧栈，而且还以无党无派之身，出任清华文学院院长。这之中，自然有感恩谢德的意思。因为刚刚解放，许多教授惶惶不安，连金岳霖也一度无所事事，成为局外人，想去摆烟摊，聊度余生。不久，在怀仁堂碰到毛泽东，毛对金说，你搞的那一套还是有用的！金岳霖放心了，他似乎找到了自己在新社会的位置，而且还不坏。士为知己者而死，他没有理由不出山。金岳霖的变化不是偶然的、个别的，在他朋友圈中，张奚若已经做了新政府的大官，连一向清高的梁思成、林徽因，也空前热忱地参加了新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尽管，自由知识分子们对新社会还不太适应，但新中国却具有一种无法抵御的魔力，一种极富感染力的“场”，让人振奋，让人想动。不知不觉地，金岳霖、梁思成们也失去了往日的定力，他们被气象一新的时代氛围所吸引，身不由己地卷入到群体的激情之中。
新中国究竟有些什么魔力，会令这些心如止水的清高学者，一夜之间变得如痴如醉起来？在这里，不得不提一提金岳霖的一块心病，一个纠缠在他心底几十年的情结，这就是“瓜分恐惧”。金岳霖出生在1895年，他说自己“余生也晚，没有赶上朝气蓬勃的时代，反而进入了有瓜分恐惧的时代”，早年从家乡湖南去上海，长江水路上的火轮船，不是日本的，就是英国的。这在金岳霖的心灵深处留下了一个长长的阴影，一直挥之不去，骨鲠在喉。即使以后在清华学堂念书、到美国留学，他一直为祖国的屈辱而痛心疾首。尽管他满脑袋的英美思想，但那颗心却是中国的。别的事情可以姑且将就，但只要有人说中国没有救了，他就会情绪激动，与人大声争吵，甚至打起架来。当年留美的那批自由知识分子，有两类人，一类是胡适那样的世界主义者，不是说胡适不爱国，而是指其判断事情的标准以普世性的“现代化”价值（如民主、自由、科学等）为首要，民族立场还是其次的。另一类是金岳霖这样的民族主义者，虽然在理性上也以西方的价值为依归，但假如西方的价值与民族主义的情感发生冲突了，理性就会乖乖地为情感让路。
▲ 哥伦比亚大学的金岳霖（左）和张奚若（右）
1949年以后的中国，的确让人扬眉吐气。帝国主义赶跑了，大英帝国、小日本的火轮船也不见了。据许涤新回忆，在开国大典上，当金岳霖听到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以他熟悉的家乡话慷然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兴奋得几乎跳了起来！9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是否真的会象年轻人那样“跳起来”，这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情结、那心病——“瓜分恐惧”真的从此解开了、没有了。回到清华，他逢人便感叹：“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真好呵！解放了，中国人再也不受列强欺负了。”
所谓“解放”，在当时的含义也许是因人而异的。对于一个佃农来说，“解放”是个人意义上的，意味着自己不再受地主的剥削。而对于金岳霖而言，“解放”不是指个人地位的上升，而是所属民族在国际上的翻身。他晚年曾经私下对人说起，只要民族有了自由，个人即使少一点自由，受一些委屈，也就认了！胡适为个人的自由去争民族的自由，而金岳霖为民族的自由可以牺牲个人的自由，这里就体现出“世界主义”知识分子与“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不同的追求和理想。
金岳霖那代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所难以想象，甚至是不可理解的。大部分的旧中国知识分子，就是从民族主义走向了马克思主义。1958年，刚刚入党的金岳霖访问英国，有一个从东欧逃到西方的前共产党教授质问金岳霖，为什么不好好做一名教授，而去参加共产党？金岳霖当即很响亮地回答：“我加入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才能使中国翻身。我从一位教授变成共产党员，感到自豪，感到自己的活力增强了！”
那位东欧来的教授大概一辈子都不会理解金岳霖的情感，因为东欧的共产主义是苏联红军的坦克捎来的，无法使知识分子产生“民族翻身”的情感。而金岳霖对共产党的确有由衷之情，即使到了晚年，也是如此。1982年，当他觉得自己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特意给党组织写信，为“瓜分问题的完全解决”，再次感谢党和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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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那代知识分子
不过，从共产党的要求来说，知识分子仅仅在民族立场上作认同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世界观深处转变立场，接受新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延安整风运动以后，中共对改造知识分子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经验，即理论学习—小组批评—公开检讨三部曲。1951年秋季之前，主要还是和风细雨的学习阶段。也许是爱屋及乌，对共产党的好感引发了金岳霖对马克思主义的莫大兴趣。他自告奋勇，在清华园里带头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课。还刻苦学习俄语，下决心掌握马列主义。他把自己比做一年级的学生，信心十足地说：“明年是二年级，十年八年总有进步”。其态度之虔诚、劲头之高昂，连一向积极的左翼教师也自叹弗如。不久，金岳霖交出了第一份学习的答卷：《了解〈实践论〉的条件——自我批评之一》。不过，思想转变毕竟不及政治认同那样简单迅速，金岳霖尽管愿意接受新哲学，但对旧哲学还有点恋恋不舍，在文章中说，恋旧是非常自然的事，问题是如何将对旧哲学的眷恋，转变为“对于历史上的宝贵材料的眷恋”。
1951年底，急风暴雨式的思想改造运动终于正式降临。外有镇反运动的强大威慑，内有学生同事的四面紧逼，再也等不得你从从容容地细思慢想，而要立马表态、火速转变。除了那些投机分子，大凡认真一点的知识分子都为此而痛苦不堪。顾颉刚当时就谈到，“本年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三种运动，刚无不参与，而皆未真有所悟。所以然者，每一运动皆过于紧张迫促，无从容思考之余地。……今马列主义之精深博大，超过我《古史辨》工作何限，而工作同志要人一下就搞通，以刚之愚，实不知其可”。金岳霖是如何度过这一关的，如今已不复可考，不过，即使金岳霖比顾颉刚更欣赏马克思主义，要想脱胎换骨，以新我否定旧我，又谈何容易！毕竟他是一个有自己体系的成熟哲学家，而非人云亦云的幼稚青年。内心的痛苦还在其次，更难堪的是要当众检讨，自我作践。冯友兰几次检讨都没有通过，金岳霖去看他，一时情急，两个大哲学家竟然相拥一块，抱头痛哭！
▲ 左起依次为
金岳霖、张奚若、徐志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