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不经检验就认为《左传》是可靠的，加上检验手段的有限，无疑反映出大家对待《左传》材料可靠性的轻信程度，要更甚于历史作为一个学科对别的领域和时期的研究者所许可的程度。其实，《左传》被当成是春秋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最早始自东汉。一旦取得了这样的地位，《左传》便被赋予任何其他材料从未获得的权威。它通常被认为是一部准确的、不偏不倚的，不受个人偏好、学术偏见、宗教倾向及信息沟通障碍影响的史书。更不应该的是，基于同样的逻辑，它既被读成对于重大历史事件的综合叙述，又被看成是言行典范的代表。此类关于《左传》的观念在缺少另外一部文献佐证的情况下很难得到支持：我们对事件记录以及最后收入《左传》的标准根本就一无所知，但尽管如此，我们可以相当地肯定，无论是什么样的标准，它们都达不到现代史学家收集数据的标准。
除了产生几乎看不见的偏见、虚构和省略外，将一部文献看成是综合全面的史料还会误导史学家将原本特有的事情看作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比如说，《左传》里提到，齐田（或者是陈）贷给民众粟米时对待他们要远胜于齐国公室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在讨论春秋经济发展的时候，许倬云引用了这一条记录来说明当时的一个一般趋势：
形形色色的工业进步肯定也跟商业的繁荣联系在一起。然而，商业的繁荣带来了财富分配的不均。到春秋时期晚期，一部份人变成了贫民，需要依靠富人的借贷和帮助过活。（原文第582页）
但是除了陈氏贷米的例子，《左传》里很少再提到借贷；我们没有证据显示齐国的这种做法是典型的，也无法证明像陈氏那样的借贷属于新现象。如果没有这样的背景，《左传》里的这一条记录便不能支持许氏的解释。再进一步说，因为这条记录是在一个预言陈氏必将篡齐的演说里提到的，这条证据很显然没有它试图证实的现象那么早。再举一个例子。许倬云说（原文第584页）：“公元前639年，鲁国大夫臧文仲废除了大旱之年求雨不成辄杀巫觋的风俗。”更确切地说，臧文仲只是在那一年说服了鲁僖公不要通过烧死巫尪的方式来解除旱灾。事实上，类似情形并未在《左传》其他地方提及，因此我们无法肯定只是一种“惯例”或者说是臧文仲永久地“废除”了焚巫求雨的习俗。
就像我们在《剑桥中国古代史》其他章节也能看到的那样，许氏不是唯一一位像处理《左传》那样处理其他文献的学者，而《左传》也不是唯一一部能给人带来这么多信心的文献。正是由于周史研究材料的缺乏，才一再让学者采用在其他情形下无法想象的方法。但是《左传》及其他类似文献，尽管无法证实，至少像其他出处不明的文本文物一样提供给我们诸多有用的史学证据。尽管现在我们任然难以将《左传》的编辑时间精确到哪一年或是哪一个十年，但《左传》的辑成这一现象本身即具有不可否认的意义。许倬云这一章，作为根据《左传》对春秋大事及其意义的介绍和导引非常有用。在某一时刻——可能是战国中期的某一时刻——《左传》作为一部轶闻集（也就是现在的《左传》的前身），代表了某个或某些群体的思想者认为有据、值得保存的历史知识集合。因此，《左传》首先是战国思想史的重要史料；其次它才能勉强被作为春秋时期叙事史的资料来使用。至于现有史料能否满足我们为该时期写一部有根有据的叙事史的要求，这仍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
关于第九章《战国政治史》
第九章，也就是陆威仪的《战国政治史》，是战国政治史研究方面的典范，也为我们如何处理有问题的文献信息提供了一个精巧的模式。就像我强调的那样，一旦认识到《左传》是经过了很长时期的经典化过程才获得其权威地位这一点，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现存关于战国时期的研究资料跟关于其之前几个世纪的研究资料之间的不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明显。因为没有哪一部文献具有像《左传》那样的权威，有时候学者们只能通过整合轶闻资料来编写战国时期的编年史。但是这些资料在很多地方互相抵触，围绕着年代和真实性问题也处处充满疑惑；因而这些编年史虽然不乏精妙之处，整体上却缺少说服力。绝大多数证据都表明，大部份的史料源自于对历史的论辩和说教式的使用，而不是源于任何形式（比如说，在一群太史公之间展开）的对于事实的辨证。
与其调和各家编出自己版本的编年史，或者从众多文献中选出一部作为权威，陆威仪绕过那些陷阱，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他使用的文献（无论是传世的还是考古发现的）源于一个不同派别间竞争的背景下，而这些派别“通过忠于各自共同的师祖来界定自己。”这段话，尽管已经在本篇书评的一开始就提过，仍然值得在此给予更长篇幅的引用：
这些派别的成员们寻求那些对他们所宣称的能给予智慧和专长的说法感兴趣的赞助人。结果，那些保留了有关该时期政治史内容的书写，也因此显得非常注重实用而且具有派别性。这些书写是为相关政策、哲学、以及积极参与创建新国家者的行为而作，而且极力声称这些行为和哲学极其有效。（原文第587页）
这一认识也为陆威仪这一章的组织提供了准则，陆威仪说：
因此，这些文本界定了组成战国时期国家组织的一整套理想化了的角色，包括君主、改革大臣、军事指挥、游说者或外交官、以及学者。每一种角色都产生了自己独特的文本，而这些文本的现存部份以及相关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战国时期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的证据。（原文第587页）
陆威仪心目中的文本基本上指的是子书。但他走得还要更远：尽管我们对别的书写周代文本的写作和传播的背景所知甚少，子书告诉我们在解释文本的时候对于场合的理解是多么的重要；这还告诉我们，那种认为有的文本因其背景不确即摇身变成一目了然的资料的假设是多么的鲁莽。因为《剑桥中国古代史》不重视章节间的参照互检，也没有对共同面对的方法论问题作过实质性讨论，陆威仪对周代文本问题的见解理应、然而却没有被史学家们当做历史研究的首要准则。
陆威仪仔细地按类别叙述了他所使用的材料（其中很多倪德伟在他的一章里也会讨论），包括了各种各样的文本，对每一个都简短地提到了关于它们的年代和出处的观点。就像在氏着《早期中国书写与权威》（Al⁃bany1999。本章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该书的彩排）一书里做的那样，陆威仪在本章使用了所有种类的材料，包括编年史、政治实践方面的著作、政府档、军事专著、百家文献、礼书、地书、诗作及汉代轶闻集，等等，而且在传世文献和考古发现的文本之间游刃有余。尽管陆威仪也以这些材料为基础来写战国史，尽管在本章的许多地方也包含叙事成分，但他保持必要的谨慎，在证据许可并在诸多条件的约束下重建战国政治史。这一章充满了诸如“看起来好像”、“这意味着”、“如果这条记录是可信的”之类不肯定的句式，而这是一种在《剑桥中国古代史》有些章节中应该出现却没有经常出现的句式。对陆威仪来说，模糊而混乱的轶闻式记录的有用性，就好比是无计划的抢救式发现对考古学家是有用的那样：无论那些文献被说成是多么的有价值，它们所共有的一般性倾向、假设、甚至是沉默，跟单个的未经证实的经典相比，都要是更硬的证据。在这里还应该指出，陆威仪写作本章时引用了学者们以数种语言写成的大量研究成果；他是带着对这些研究成果的深入了解去读去用他的原始资料的，因而从来没有给人以单纯地搬用原始资料来写历史的印象。
陆威仪在检视过研究所用材料并对战国七雄进行了逐个介绍之后，根据上文所提及的计划来安排组织本章内容。在第一部份“以君主为中心的国家”中，他既利用传世文献，又利用像从战国时期属于晋地的山西侯马和河南温县等地出土的盟书等出土资料为依据，讨论了诸侯国所拥有疆域的扩张，权利机构中新成分的融入，以及君主权利的集中等现象。本节以及下一节“战国制度”两节证明，即使小说化的文本也可作为有价值的历史研究材料，陆威仪并以此提出了处理可疑文本的新手段：
事实上，战国时期的诸侯国没有制度史，有的只是个人人物传记。法律及行政程式在学者的作品里提到，而且好像真实地出现在法律文书中，但在史料中它们只不过是据说制定了这些法律的那些官员传记中的点缀。这种将所有改革都归因于个人的思想是如此强大，以至于集体的或渐进的发展都被当成是有名有姓的个人（比如说是吴起在楚国或是孙武在越国）所为。结果，战国制度史就变成了勇敢的变法者一系列大胆的革新，因此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在“自己”的书中传递的传统中得到吹捧，每一个都能成功地引起君主的注意并能说服君主推行他们的新法。根据这些证据，学者们通常只能推演出大体的趋势和一般的发展性信息。（原文第603页）
根据文献所记李悝、西门豹、申不害和商鞅等的所写和所作所为，陆威仪推断出战国时期可能存在或发生的在政治经济、水利灌溉、法律条令、官吏任命、官吏收入、权利代表以及军队招募和组织方面的具体改革。他的认为县和郡属于诸侯国政府结构及统治手段军事化的结果的观点尤其引人注意。而且，这些变革以自传性轶闻的形式出现在多个文本中，这也增加了陆威仪的推断接近真实变化的可能性，而不仅仅是那种只是偶尔出现一次的偶然现象。
在接下来的两个部份，也就是“多国世界的形成”和“兵法”两部份，陆威仪将注意力转向那些通过变法使其成为可能的战争。根据参战者的身份以及他们如何结盟的状况，他描述了该时期战争的不同阶段，接着简短介绍了某些主要冲突以及因之产生的国际政治发展。“兵法”部份主要讲述使得该时期大型战争得以持续的战争技术和战略手段，还包括一个特别有用的关于军事专家和条约的日益加强的重要性的部份。在“盟友与说客”一部份，陆威仪讨论了战争间隙的外交手段。因为游说者的演说和谋略成为该时期历史传记的主要内容（就像我们在《战国策》和《史记》这样的作品里看到的那样），陆威仪对于文学想象与现实可能性的分析就显得特别有用。陆威仪还对该时期的外交史作了一般性的描述，分时期地讲述了某些大国陆续称霸的行为，但他作一般性描述的时候，也并没有忽略诸如苏秦和类似的其他战国时期人物的所作所为。如果某个著名人物被认为是在哪里扮演了重要角色，陆威仪会毫不犹豫地提到，但他从不过分依赖那些细节，而他的描述也大致上令人信服，因为这些描述并不假设现有资料有多准确。本章的倒数第二节，“士与国”，预告了他后来出版的《书写与权威》里的某些重要主题。尽管这一部份非常适合本章的内容要求，但它对倪德伟那一章的方法而言，确实是一个挑战。这让我们再一次对本书的缺少互检参照感到遗憾。在本书的最后部份即“人文地理”中，陆威仪描述了战国时期的百姓可能经历过的政治、农业、及宗教景观。以下论点是体现陆威仪通篇运用的分析精度及深度的典型例子：“如果战国世界可以用网格来表示而普通百姓都被安排在他们各自的方格里，那么这种在方格间移动的能力就是政治权利的标识。”（原文第649页）这正是证据所支撑的论断，而这一论断反过来又成为作进一步历史调查的基础。
关于第十章《战国时期的艺术与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