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624 田耕 | “社会调查”的内与外：思考早期社会研究的两种思路

192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陆续开始将实地调查（social survey）作为收集材料的新办法。实地调查的范围和规模，以及它所引起的中国学者的热情，都使其成为早期社会研究最主要的形式之一。即使是史论色彩浓厚的1930年代社会史大论战，也在相当程度上和论战各方在农村的社会调查经历有密切联系（钱俊瑞，1981；雷颐，1996）。社会调查的概念和手法并没有取得空前一致的认识，但其作为社会研究的“运动”却为当时学者所重视。[1]早期中国的社会科学界通过调查，重建社会事实，并以之作为启发民智的基础，这一努力在一般思想史的观察中也被认为是中国20世纪革命或现代化的组成部分（李景汉，1932；Lam，2011）。

仰赖于社学家和学科史工作者在过去十数年间的努力，散落在不同机构和不同领域的20世纪上半叶社会调查开始逐渐呈现出它丰富的样态。[2]一些社会学史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了早期社会学在社会学整体学科品质形成上的重要意义（杨雅彬，2001；姚纯安，2006；齐钊，2013；侯俊丹，2014）。近年来一些针对中国社会学开拓者的深入研究则进一步丰富了早期社会学的研究在思想史和社会史方面的含义（朱浒，赵丽，200；吕文浩，2009；杨清媚，2010）。我们至少可以发现，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研究，在科学救国之外的缘由亦多，所赖以施行的机构各不相同，最终实际操作的人员更是在学界内外都有。因此，要对它做一个清晰的判断，除了继续目前重要的文献整理工作，也非常需要我们对早期社会调查的理论史背景有所探讨。本文即从“内在”与“外在”状况来讨论早期社会调查的两个重要的理论史背景。在反思这两个理论史的过程当中，本文将重点阐释早期社会调查在西方社会理论和历史脉络中的变化。在上述脉络中，社会调查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调查（social investigation），其源起的思想和政治动力集中体现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诸脉对人口与财富的关注。因而广义的社会调查有着更为丰富的理论史背景，和社会理论在近代早期的关注点很接近。而狭义的社会调查（social survey），专指工业革命兴起之后，面对工业化对西方社会秩序的冲击这一主题的调查实践，其发达大约和古典社会学同时，在一战之后达到高峰。

一般的学科史与学术史研究强调欧美的早期社会调查在这一高峰之后消退：一方面，早期社会调查中的社会批判和改良色彩越来越难以被学院化色彩加重的知识生产所接受。另一方面，早期社会调查的自发性的社区民族志也越来越被更为成熟的调查技术，尤其是以统计推论为基础的调查取代。

本文认为上述观点对早期社会研究是一种简化的理解。本文的观点是，早期社会调查在理论上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和国家科学的密切关联，也在“社会调查时代”促成了经典社会理论对“社会团结”这样整体问题的思考。更重要的是，早期社会调查的规范意识（normative sense）和社会科学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矛盾，而是一种相互强化的关系。从时段来考虑，是二战之后大型的应用类调查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及学院知识生产对之的反动，才真正瓦解了早期社会研究和社会科学的规范共识。

下文的主干将分为两个小节。第一小节将从“外部状况”，即社会调查与国家治理以及社会道德状况的关系来讨论早期社会调查的第一个理论史脉络。第二小节将从“内在状况”，即社会调查在社会科学沿革中的意义和位置，来检讨早期社会调查的第二个理论背景。本文最后将简单指出上述两个理论史背景对我们进一步理解中国早期社会调查所提供的一些可能的方向。

所谓社会调查的“外在”，指社会调查是在何种社会关系里面发生的。就此来说，关注社会调查“外在状况”的最重要的理论史主题之一即是其和政治治理的关系。重商主义时代的“治安国”理想中（police state），人口之稳定与繁盛是国力最重要的象征，因此社会调查的第一个稳定的形态，是依赖教区和地方精英的人口调查，对遭遇过三十年战争重大人口压力的德意志邦国来说，更是如此。[3]不过人口压力导致17世纪的德意志邦国在人口任务之外发展出合理性的调查和维系财政的技艺。这个技艺成为典型的重商主义时代的“治安科学”（Polizeiwissenschaft），此后作为漫长的德意志的国家学说（Staatswissenschaft）的前导。[4]

在治安科学里面，社会调查的前身都从对人口或者说“人力”的关注来到了经济的健康。人口成为了自然史的一部分（Schumpeter 1994：233）。人力关乎的是具备不同的生产能力，对不同的物品进行劳动的人的相互关系。但“人口”内的各个部分之间，远非只是不同行当之间的分工和交换。不同的人口组成如何形成具有合意的整体早在威廉·佩第（William Petti）时代就成为焦点（Buck，1977:78）。如何在对人口的调查里面获得不同人群的合意，换个说法，就是人口调查能用什么样的手段来使得人口获得一个新的有团结意义的主体身份。这是人口调查在18世纪末期开始成为国家建构手段的动力之一（Anderson，1988；Patriarca，1996）。

通过社会调查来掌握民情，亦是自由主义的国家理论中所谓知情政府（informed governance/knowing state）的一部分。如我们在下一小节将讲述的那样，在不列颠政治里面，将社会调查视为国家治理的组成部分，从18世纪末开始一直延续到维多利亚时期（Collini et al.,1983:18）。在这种社会改良意味浓厚的调查中，社会调查实则是理智清醒的“立法科学”（science of legislation）的一个组成部分（Winch，1993：65）。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理论传统，透过托克维尔对民主制的深刻反思，成为更具批判色彩的工业时代社会调查的基础思想（Drolet，2003；崇明，2008）。

早期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调查运动促成了“实地调查者”（fieldworker）对特定社区或地方的深入描写取代了相关部门以“问询”（interrogatories）取得的信息，从而使得“人群的生活”成为调查的真正对象（Abrams，1968：18；Bulmer,1991：16）。但至此之后，社会调查的两个层面开始出现分化：专注于特定社区状况的社区民族志（community ethnographer）和统计数据的提供。后者在19世纪中期仍集中由地方官员和机构掌控。对前者来说，随着工业革命在英国的展开，改良论和道德统计式的社会调查催生了大量亲无产阶级的专门调查，“志愿调查者”的视角开始越来越多的加入了劳资批判和阶级分析。[5]但同时，社会调查也从笼统的道德关怀分化为针对特定社会人群（如移民），或是特定类型的社会组织（如法国的小家庭工业）的更为专门和深入的调研（Yeo，2003：91）。介于政府和纯粹志愿者之间的调查组织，特别是以“统计”和“社会科学”为名的调查研究组织开始出现，典型的例子是不列颠社会科学促进会的成立（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Sciences，1857年）。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后期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调查非常坚定地走向了对特定地点和具体社区的整全的观察。其代表是布思（Charles Booth）于1886年开始在伦敦针对贫困，越轨和犯罪进行的调查（Booth，1903；Cullen，1975；Goldman，2002）。布思说得很明白，这样的调查虽然强调田野工作，力图在“个人道德”之外找到精确量度贫困这一“社会事实”的办法，它仍然是道德改良的一部分，和历史或系统地分析产生贫困的社会过程的“社会”分析有本质区别。

对比上述两个和近代早期的政治经济学渊源颇深的主题，其中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当人口和社会调查走出了早期的人口定律，不将人力视为自然史的一部分，而是具有高度文化性质的时候，将人群类分为不同的范畴越来越发达，也越来越成为独立于被调查人口的“客观范畴”（Donzelot，1988;Steinmetz，1993;Joyce，1994）。早期社会调查希望通过对社会的“知情”而建立新的国家主体的想法，在高度工业化的现实中遭到了极大的反动。[6]

事实上，社会调查的进一步发展就是上述从缔造合意到社会撕裂的反转的进一步发展，佩第的预言没有过时，工业时代的社会调查是狭义的，也被认为是典型的早期社会调查。而这个今日还在社会科学年代记上留下记忆的“社会调查时代”，恰恰是因为它催生了更深的社会分裂，也为社会思想考虑团结留下了最深的震动。对西方早期的社会调查来说，工业化时代的“社会病”（Social Question）是核心。

“社会调查时代”在西洋社会史上的核心是围绕贫困的工人阶级（working poor）所产生的大量社会问题（Campbell，1995；Calhoun，1996；McGerr，2003；Yeo，2003:88）。与此相应的是，大量旨在阻止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秩序崩坏的社会改良（social engineering）项目开始出现（Danbom，1987；Lasch-Quinn，1993；Flanagan，2007:9）。这些社会改良的项目针对特定的社会问题进行调查，宣传，并在此基础上酝酿重建社会秩序的方案。这些旨在帮助社会重建的改良项目催生了针对各种社会问题进行专门调查和民族志式的社区观察（community ethnography），这成为世纪之交欧美早期社会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动力（Abrams，1968:44；Horne，2001：18）。

表面上，社会问题催生的社会调查的“专门化”代表着早期社会科学的学术论点和社会研究实践的密切结合。这一结合，直接反映在20世纪初期的各项社会政策上面。[7]“社会调查时代”的旗帜之一，Russell Sage基金会对大量社会重建项目的努力就是其中的一例子（Anderson，2008）。许多社会调查不仅大大扩展了经验研究的深度，使得原本较为笼统的劳工问题在社会调查当中开始形成了和工业社会紧密相关的一系列研究主题。这一系列调查的进行，反映的不仅是调查传统的继续，也反映了19至20世纪初期的欧美社会学的核心问题。在后来编的六卷《匹兹堡调查》文集中（Pittsburgh Survey），由费齐（John Fitch）进行的针对钢铁工人调查的项目，就很深地体现了制度经济学（所谓的威斯康星学派）对经济组织和劳工组织关系的认识。[8]费齐对阿里戈县（Allegheny County）的钢铁工人（尤其是其中的欧洲裔移民工人）的生活境况的“深描”，他对早期调查发展出来的借助家庭账簿进行生活调查的熟悉，以及书中随处可见的对劳资矛盾的回应，使得这一社会调查有充分的理由进行我们所熟知的工业资本主义批判。但是费齐的论证却非常明显地将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后果放在了集体人格和行动中（corporate action）去理解，而不是仅就劳工问题展开社会批判。全书社会学的核心是工会组织为什么会在钢铁业工人当中失败（failure of unionization）。[9]这个充满了有意思的组织观察的社会调查，正如他在书稿一开始所说的那样，不只是关于“劳工问题”的调查，不惟关乎“工作时间和工资”，也超越了“雇主和工人关系”的问题，而是对民主制原则的一个考察（Fitch，1989：3）。就此意义上，进步主义时代的调查及与其密切合作的早期社会科学，实则是托克维尔时代的“社会问题”研究的继承者。

也就是说，“社会调查时代”并不是一个不成熟的社会科学纠缠在学院之外的世俗（mundane matters）的时代。准确地说，社会调查标志着社会科学对规范性（normativity）问题有着独特思维和实践的时代。如何检讨这个时代及其思考的规范性问题，这是“内在地”思考社会调查需要面对的问题。

内在地看早期社会研究，其实践者看待社会世界的知识主张是学者关心的第一个问题。对西方社会科学来说，截止于维多利亚时代（Victorian times），乃至大西洋两岸的进步主义（Progressive Era）时代的早期社会科学，是漫长的“早期现代”科学与思想史的一个晚期的组成。[10]学科史和思想史学者的关注焦点之一，在于社会调查的认识论奠基，特别是其对经验事实的陈述以及分析。社会调查者对将“事实”从其生长的社会环境中剥离出来的手段成为知识主张的关键。需要注意的是，总体来看，知识主张向来是思想史和科学史学者对近代早期之后的社会认知（social epidemics）的一个重点。［11］但20世纪前期的社会调查所体现的精神，并不完全是工业时代的“事实至上”，也包含了社会调查的先行者（Frédéric Le Play）身上的那种观察社会之法（méthode d’observation）的道德旨趣（Pitt，1988；Liebersohn，2003）。作为早期社会研究的代表，这种着眼于社会疾患，乃至像黎伯勒那样钟情于传统社会形式的调查更容易被放入到学科演进的轨迹里面去看待。不过，“社会调查时代”事实上终结了黎伯勒这样的保守主义的理想（Lazarsfeld，1961）。

社会调查一向在西方的社会科学历史中被视为重要的纷争阶段和分水岭（Horn，1994；Anderson and Greenwald，1996；Horne，2001）。充满社会批判和呼吁社会改良的“调查道义”（investigative morality）在社会调查运动中存续，但最迟在两战之间，要求更冷静的，实事求是地看待社会问题的“科学化”呼声同样在这一波运动中崭露头角。最终，以“科学”为目标的“专业化”占据了上风，促使社会科学进入了学院化的时代（Bateman，2001；Bannister，2008：335-336）。

所谓的专业化，一方面是调查手段的问题，即要求更为系统的社会数据的获取方式和更少偏见（impartial）的测量手段。另一方面，是学院，或准确地说大学来主导可信的调查。在“专业化”的观点看来，社会调查在两战之间走向“科学测量”的趋势和高等教育在这一时期开始更严格地区分世俗和道德领域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研究型大学（research university）在20世纪初之后的革命性变革之一，是将现代大学建立之初的道德关注从研究与教学的体系中逐步边缘化（Reuben，1996：135-155；Gieger，2004）。而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却越来越依靠大学提供的专业化来进行知识生产。这就决定了以“社会调查”为代表的道德批判意识浓厚的早期社会学必须走向科学化。

在检讨早期社会调查的“内在性”的思路里面，专业化的命题遇到的最大挑战是，早期的社会学研究者并不认为淡化或者摒弃对“工业化社会”的道德批判是将社会学区别于其他类型的“社会学研究”的根本特点。［12］强调大学的主导地位和学科化，乃至学院知识的优越并没有使得社会科学对规范性问题的意识有根本的排斥（Platt，1996：150-154）。与此同时，如我们在费齐的钢铁工人调查中所看到的那样，社会调查的道德感具有非常的变动性和历史感，而促成这些变化力的来源之一恰恰是学院知识。也就是说，上述专业化的思路在于简单地看待了学科知识和规范性（道德意识）问题之间的关联。将“道德感”仅仅视为反智的社会批判（anti-intellectual social critique）。因此这一观点简单地认为学科，学院在知识生产中的上升一定会取消规范问题在学科中的地位，而使得社会科学远离“道德”。

因此，今天我们回头检讨早期的社会研究的各种实践，核心问题不是“求事实”和“规范”之间的对立，而是理解社会科学的“规范”意识，包括体现在劳工研究等“批判性调查”中的道德感。从学术史“断代”（periodization）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早期社会调查的终结，并不在进步主义的结束，而是二战之后研究性大学的一系列变化。战后大学和社会研究的什么变化真正改变了早期社会调查中的规范意识呢？

实质性的变革在于二战之后的大型社会调查机构（research entrepreneur）在大学中的兴起，以及大量的针对应用研究的资金从国家进入到研究型大学（Kleinman，1995：100-145；Geiger，2004：265）。表面上，形成于战时气候的大型研究机构非但不能自然地融入到研究型大学的科系架构当中，它科层制架构明显，极耗人力的组织架构还相当强地引起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不满，将之视为大学“官僚化”的最紧迫动力。［13］

非常反讽的是，尽管学者们早已担心上述变化会使得大学追求学术的自主向研究资本低头（Gouldner，1971:444-445；Ross，1990:429），但这最关键的变化在于系科在这个变化面前，以形式化的“道德中立”来平衡和对抗这个二战之后的变化。［14］也就是说，社会科学是在几乎彻底科学化的大型社会调查开始深入社会科学的生产之后，才“后知后觉”地认为标榜“价值中立”可以拯救学术自主，并维系社会科学的学科边界（disciplinary boundary）。因此，并不是科学化，而是学科这种自我纯洁式的“价值中立”彻底切断了早期社会科学的规范性的思路。但其背后，恰恰是社会科学最没有韦伯所谓的“理智清明”（韦伯，1998：43-45），而在价值判断力最为纷杂的时代。在19世纪中期已经开始分道而行的统计（推断）型的调查和社区民族志至此更明确地一分为二。后者相当程度上认为自己的“规范性”完全建立在前者不具备的对权力系统的怀疑与批判，以及对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的深刻观察（Goldthorpe，2000：第四章）。“专业化”在学科史研究中的广布今日仍然如此，指出其背后的假设，以及这段往事，也许对我们正在进行的对中国早期社会研究的整理会有些启示。

从时间上看，社会调查运动和民国学界内外对各地的省县方志的搜求热有相当的重叠。［15］事实上，20世纪前期社会调查的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是乡土志或风土志，其目的是为撰写新的地方志作准备。［16］方志之热，除了对旧志的搜寻，考证和重印之外，也相当程度上使社会调查研究者相当清楚原有的方志体例并不能给出中国社会在辛亥革命后的基本形态。［17］而中国的社会调查时代，实则是早期社会研究者在实地研究的基础上重新理解“地方”（locale）的时代。这种长时段历史中形成的特点，构成了调查者自觉或不自觉意识到的最鲜活的中国社会的传统。也使得20世纪早期的中国社会调查具有浓重的当代史意味。事实上，吴景超盛赞李景汉的名作《定县社会调查》的原因之一，在于后者以社会调查为重写地方志找到了新路（吴景超，1933）。而杨堃对李景汉的《实地社会调查方法》一书在肯定之余的批评，着眼点也在“定县调查”要应对中国这个礼俗社会的问题，基础还是窄小了些（杨堃，1991：35；吕文浩2007）。

就此来说，社会调查无疑属于变革密集的晚清民初重新发现“社会”的历史。它作为认识种种社会改良和革命的前提，与重新发现20世纪前期的“社会团结”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而社会调查对社会团结的发现大略集中在心态（mentality）和组织（organization）的方面。［18］在这两个面相上，社会调查的研究者一方面描述了传统社会组织方式的遗迹，乃至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传统中国社会持存的力度揭示出来。另一方面，社会调查试图跳出一方风土的文字，以新的语言来记录社会的变化。社会调查描述的新旧心态与制度，构成了就此来说，社会调查贡献的概念和心态，是跳出“西方冲击论”和“在中国发现历史”争论的一个天然的入手点。理论地观之，接下来的学术史和思想史考察，无论是就专门关注社会调查而言，还是广泛地看待晚清民初的早期社会研究实践，都需要仔细梳理20世纪前期社会研究者发现中国社会的过程。［19］

在理论的考察之外，从机制分析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分析接受和实践社会调查的行动者（调查研究者）及其组织基础有何异同。20世纪上半叶的学者对中外的学术传统都有着非常关键的继受，在继承和转换中形成的学术路径的差别，一向是认识此一时期中国学术的观察点，社会调查也不例外。从事社会调查的学者不仅对经验事实的观察有不同，对如何研究这些社会问题，以及调查研究这些问题何以构成新的学问都有非常不同的理解。这些调查者之间的异同，以及彼此的纷争与合作，可被视为学术生态（intellectual ecology）内的关系，将这一生态之内组织（无论是建制性的学术组织，如大学，还是依附于其他机构，较为临时性的社会调查机构）与研究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是知识社会学的入手点之一。学术史研究中随处可见的学科形成和学派传承研究某种程度上都是研究学术生态的产物。［20］

社会调查在学者，机构与（临时性的）组织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网络。即使以社会调查运动中最为人熟知的燕京大学为例，通常所说的“社会调查运动”主要包括许仕廉，杨开道，李景汉，赵承信等中国学者主持的一系列开创性的调查。［21］但参与这场“社会调查运动”的许多重要学者都知道乃至亲身参与过之前由外国学人和社会组织（以传教机构和教会大学为甚）进行的社会调查。［22］而且，即使在中国学者广泛开展社会调查之后，外籍学人依托上述组织进行的社会调查仍在进行（赵晓阳，2016）。那么，在重合的时空内进行的社会调查，由“社会调查自觉”驱动的社会调查和自传教机构的深入实地传统延续下来的社会调查之间的异同是什么？在不同的调查机构，参与过不同类型的社会调查的学者，他们基于调查的作品有何不同？在不同性质的高等教学或教育组织（比如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以及类似中央研究院这样的专事研究的机构）从事的社会调查，异同又是什么？［23］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进一步考虑社会调查，乃至早期中国社会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前文中，我们简要讨论了从外在状况和内在状况理解早期社会调查的主要思路。就其外在状况来说，包括社会调查在内，早期社会研究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越来越难将社会调查作为当时整体社会事实的一部分，而不是社会疾患的一种来表述。就内在状况来说，早期社会研究的实践和其时社会科学的关联，为社会科学的规范性表达提供了独特的借鉴。在这两点意义上，我们会发现，作为早期社会调查同时代人的涂尔干在著名的《社会分工论》二版序言中提出的重建社会团结的方案，实则是当时的少数派（涂尔干，2000:30页以下）。回到上一小节提出的问题，如果社会调查内在的规范性并不能靠“专业化”和“典范转移”来决定，那么何以真正认识社会调查的规范基础呢？笔者以为，这是今天重新检讨中国早期社会研究仍要直面的问题，而且需要专门持续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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