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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一所休学社区的负责人霍登山也见证过一个男孩的转变。他17岁，从初三起辍学，刚到社区时沉默寡言，每天闷在房间里打游戏。后来霍登山了解到，他父母长期在外务工，把他留给了爷爷奶奶，而老人对他最常说的话是，“你看看人家的孩子”。在家里得不到足够的关心，但在游戏里，男孩打到了很高的排名。“看到有那么多人愿意和他一起玩，给他那么多的赞赏，他觉得特别有成就感，慢慢地就把自己的生活过得虚拟化了。”霍登山分析。
得知这个男孩对中医感兴趣，霍登山帮他联系上一位中医老师，教他刮痧、理疗，几个月后他决定到中医馆上班。最近一次联系时他告诉霍登山，他现在也打游戏，但只是作为一种放松的方式，“我要学很多东西，要治病救人，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
沉迷网络是果不是因。
”陶乐茜强调。她开过20多次面向家长的游戏科普工作坊，邀请游戏大厂的资深策划师给家长讲解游戏设计的原理，也请心理咨询师分析青少年沉迷游戏的心理学机制，告诉家长
如何通过孩子的游戏行为获知他们的“心理缺口”——可能是通过短平快、杀时间的游戏缓解焦虑，可能是在一关又一关的打怪升级中获得成就感和意义感，也可能是借由游戏维系友谊或是寻求现实中找不到的陪伴。
在陶乐茜看来，理解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父母做出改变。工作坊开始前，她会先让家长填表回答几个问题：孩子平时玩哪些游戏？游戏里有哪些操作？他在什么样的情绪状态下会玩游戏？玩完后他的情绪有什么变化？
“你回答了这些问题再说让孩子戒游戏。如果答不上来，我建议你先回家观察一下；如果孩子不让你观察，首先要改变的是你们的亲子关系。”陶乐茜说。
家长们急于看到变化。但对于孩子而言，从休学到走入一间休学机构，通常需要不短的时间才能积攒起足够的能量。
第一个阶段常常是睡觉。休学后的头几个月，14岁的陈冉终于找回了之前被课业挤占的睡眠，睡得黑白不分，“太困了”。
几个月过去，她开始做一些上学时没时间干的事，画画，漫无目的地逛商场，逛公园。她给学校里的朋友发消息，夜里十一点多才收到回复——那时朋友刚写完作业，“基本没有人能讲话，非常孤单”。
休学后的负面情绪不止于此。拿到休学通知书那天，陈冉想象中的轻松没有出现，反而是被自责、焦虑和愧疚自此缠住，“这点困难我都坚持不下来，以后进入社会怎么办”“别人会不会对我有看法，我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又要让妈妈难过了”等念头每天交替攻击她。
还有不上学和生病混合带来的羞耻感。开放日上，晓哲解释自己为什么总在家打游戏时也说到，“上外面转悠去我也不敢，走大街上我都怕人家认出来，我怕他们笑我”。实际上，
休学孩子出门难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一位接触过上百个休厌学孩子的心理咨询师告诉我，很多孩子休学后都不愿意在工作日出门，尤其是正处于青春期的初中生，“他们会很不好意思，害怕异样的目光”。
推动当时16岁的周子渊出门的是对改变的期待。精力恢复一些后，他吃过药，也试过心理咨询，带着经历过多次失望后刻意压低的期待，他从北京只身前往杭州，开始了在一家休学机构（他称之为“小屋”）为期一个月的尝试。中间他有事回了趟家，飞回杭州的路上，心里的轻松和雀跃让他意识到，“这个地方来对了”。一个月后，回家前夜，他甚至爆发了严重的分离焦虑，在小屋后院坐到凌晨四点。之后不到一年里，他又去过两次。“一个几乎完美的乌托邦”，他这样形容。
周子渊的手机里有一个专门为小屋建的相册。翻看着当时的照片，他被一种感觉击中，顿了顿，他找到了合适的词，
“安全感”——“在那里，无论情绪还是其他方面有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很肆意地表达我的想法，可以被托住，可以被完全接纳。”
描述小屋的日常生活时，周子渊又两次提到“安全感”。安全感来自于每个孩子都会被分到一位陪伴者，而所谓陪伴，用他的话说就是“一起疯一起闹腾”。更根本地，安全感来自于陪伴者“都随你”的态度：他早上不想起床时，陪伴者说，“好，你接着睡”；他有时不想上课，陪伴者说，“走，我们去玩”；他馋好吃的时候，陪伴者也会点上外卖，叫他一起吃。
这种安全感，是周子渊在过去生活中很少有的，即使是在家里。小时候他在学校被老师批评、被同学孤立，他妈妈知道后说，你要是没有错，老师为什么要说你，同学为什么要那么对你？慢慢地他产生了一种感觉，“家庭并不是一个我可以放心倾诉、完全依靠的地方”，后来他和父母的沟通越来越少，大多限于他们问他成绩、他回答，而他几乎不会主动和他们说什么。
很多时候，孩子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可以彻底放松的空间，即便什么都不做。
嘉辰休学半年多后，妈妈林婷带他去过一个休学机构的线下营。五天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有桌游、剧本杀、魔术、沙滩运动会、烧烤，林婷满怀期待。但到了那里，嘉辰很少去参加活动，也不主动认识其他人，一直窝在酒店房间里打游戏。林婷在一旁看得焦虑，也觉得自己很失败。几个月后又有线下营，林婷不抱希望地提了一嘴，没想到嘉辰很积极地说要去，因为“那里很包容”。
在“过来人”周子渊看来，青少年休学后，安全感是一个最普遍、也是应该被首先满足的需要，“尤其情绪状态比较严重或比较急性的阶段，当务之急是先让他缓下来，放松下来，一直紧绷着是好不了的”。
周子渊最后一次去小屋已经是两年多之前的事了，“它一直会是我记忆中的那个乌托邦，只是我不再那么急切地需要它了”。
周子渊无疑是幸运的，一次就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休学机构。更多家庭要经历一次又一次的试错。
5月那个开放日当天，陈丽敏的儿子晓哲入住了这家休学机构。给孩子买好生活用品，离开北京前，陈丽敏最担心的是他的失眠。三四天后的夜里，她在河北的家中接到电话，晓哲哭着说自己睡不着，很痛苦，最初几晚有老师陪他，“后来人家让他走向独立”。陈丽敏听得着急，“他晚上需要人陪着，跟他聊天，要不他焦虑，一直胡思乱想”。
以博雅教育为核心的课程体系也让晓哲觉得不适应。老师充满激情地讲苏格拉底、弗洛伊德，想引导孩子思考，但对于13岁的晓哲来说，这有些太深奥了。加上机构刚开始招生，晓哲之外只有零星一两个孩子加入，他找不到玩伴，大把的空闲时间里只能一个人玩手机。
深夜电话里儿子的哭腔让陈丽敏心里格外难受。一周后，她去北京接回了晓哲。
陈丽敏及时止损。还有一些孩子在休学机构待过数个月甚至一两年，但回头一看，只觉得“稀里糊涂”。
沈艺彤的15岁在北京一家休学社区度过。我问她在那里都做什么。“其实我也不太记得了，”她想了十几秒，反问自己，“我一整年都干啥了？”在她不多的记忆里，那里很自由：她有时醒得早，有时醒得晚，想参加活动就跟着参加，打羽毛球，玩桌游，上一些“不是很有学习的感觉”的课，都不想参与的话就到处晃悠晃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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