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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殖民扩张
写到这里，收到崇明的回应（5.19）。其实已经崇明解释了第一个问题，我很认同。成功的帝国必须在一定文明形态中。这样帝国才可能真正兴起、然后或退场或转型，而不是崩溃。我认为，帝国理念，一面是生存走向扩张和资源掠夺，这个“古老而羞耻的秘密”一直躲在“文明的面具”背后，这个扩张掠夺的诉求仍然会持久存在。但在另一面，它也会受制于它的“面具”。
我认为，自由文明与帝国理念是有内在冲突的。崇明提到密尔是帝国主义者，这是对的。密尔父子都在东印度公司长期供职。但是看看他们对殖民印度的辩护，基本逻辑是“文明社会”统治“未开化”的民族，老密尔（James）写的《英属印度史》是如此，小密尔（J.S.）在《代议制政府》的论述也是如此（说如果这种统治是“最便于他们向进步的更高阶段过渡的统治方式的话”，就是正当的），甚至比喻为“父亲”对“儿童”监护的道德诉求。但是，这个逻辑最终坚持不下去，因为自由文明的逻辑里面有还有平等、还有对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尊重。所以，小密尔在黑奴问题上，在对英国在牙买加实施暴力的问题上，转而采取了“进步”的立场。
▲J.S.密尔，19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政治理论家
再看看反殖民主义理论的演变谱系，也是从自由文明的某些基本前提中发展出来的。哈佛历史系右翼少壮派教授Niall Ferguson几年前的著作（Empire: The Rise of the British World Order and Its Lessons for Global Power）非常有意思。他说到英帝国的政治困境是“自由的理念”——无论何时当英国人搞专制，英国社会内部总会出现对这种专制的自由主义批判。所以，帝国要被英国人接受的前提是：不能让国内人民对自己feel bad，同时不需要他们花很多钱。我的意思是说，自由的逻辑发展到一定的地步，会反过来制约帝国理念。
推动战后民主解放运动的力量，不只来自被殖民地民族的英雄，也来自“自由国家”内部的“自由进步的诉求”。二战后的反帝话语，也基本上是一个尊重“平等自主”的自由话语。所以，帝国的历史与自由政体的历史是重叠的，但两者的理念有内在紧张，还会持续下去。现在的美国是另一种转型的帝国，它的根本困境在于美国自己的“出身”——它的立国就是“反帝”的产物，这使得“美帝”很难维系领土上和人口上的殖民，只有文化和经济上的软性殖民。它更需要人权和自由贸易之类的“文明面具”，也就更受制与文明逻辑的制约和批判。但自由的逻辑最终是否会压倒帝国的逻辑？帝国最后会不会是“阑尾”？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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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无辜的受害者民众
可以有一种天真的黑格尔式的设想：“自由精神”是在历史进程中逐步“现实化”的——先是在小共同体内落实，后来是民族国家，到现在有了欧盟，最后未必就一定不会有自由平等的大同世界。欧盟这个事件是令人震惊的，那么天真的想法居然在实践了。说欧盟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文化宗教传统，这个解释或许有道理，但没有多少说服力。欧洲共享的文化传统，一点也不比“大东亚”更有同质性，为什么“大东亚共荣圈”覆灭了？为什么苏联阵营覆灭了？我想，是欧洲在分裂与斗争中，它的宗教与文化获得转型，让一个标榜为“理性、自由、平等和兄弟之爱”的文明胜出了。这个文明有大道理和大力量。那么，如是理解的“自由民主”是不是“王道”？也许，要看怎么理解“自由民主”，也要看怎么理解“王道”。
最后说一点矛盾心态。如果这是“历史的终结”，我是很无奈的。这个西方现代自由文明有许多内在的问题，有精神上的“堕落”，有“末人的腐败”。它还有没有自我超越的力量？我也不知道，我还看不准。在这个意义上，我祈望一个新的强有力的现代的中华文明的创生。但首先是要有文明，才有“王道”，否则帝国不堪一击。
刚刚从布列塔尼回来，读到你们的信，深有同感。崇明分析的帝国与文明的关系，自由主义者不能只讲自由、而忽视自由背后的文明基础（宗教、文化、制度等），刘擎进一步指出自由的文明与帝国的理念之间的紧张性，自由文明的内部如何发展出抑制帝国野蛮扩张的反殖民力量，我都非常赞成。自由的学术讨论是比独立的学术研究更令人兴奋的事情，不仅在于发现别人的洞见，也是一次次自我发现与自我反思。
先谈文明这个新的主题。无论是古老的轴心文明，还是现代的自由文明，总是与各种各样的帝国有关，或者是精神的帝国（基督教、伊斯兰教），或者是实体的帝国（中华帝国、罗马帝国），其文明的强势带有扩张性。古代轴心文明的多元性已经被公认，眼下最大的分歧是：被艾森斯塔特称为第二次轴心文明的现代文明是一个还是多个？刘擎相信“历史的终结”，历史可能“无可奈何”地走向同一种自由的文明。文明相互之间有竞争，但竞争的结果是同化，或相互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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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雅斯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理论
每一个特定的历史地域和历史时段，总是有一种强势的文明，其凭借其不同的帝国形态，获得主导性的文明话语权。但主导文明在同化“他者”的同时，也可能被“被同化者”所打败。时殷弘在十多年有一篇精彩的短文《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他发现近代世界国际盟主的更替有其规律，新的盟主往往不是敌人，而是老盟主的朋友。英国代替西班牙、美国替代英国都是这样。而所有主流文明的挑战者，从轴心国到苏联，统统都铩羽而归。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发现。与主流文明过不去，对着干，最后都没有好下场。另一方面，一种文明一旦形成主流，便会自我分化，后继者学到了最好的东西之后，又借助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超越老国王取而代之。
回到中国文明崛起这个如今最热的话题。我们就明白，与主流文明抗争，永远是一条死路，只有在同化中发展自己，才是出路。中国本来具有别的国家所没有的本钱，老祖宗留下来的，不仅是习俗、语言这些低级文明形态，而是有宗教、哲学和道德这些高级文明形态。用张灏先生的话说，外来的文明起“催化”作用，让自身文明中的某些因素在新的文明语境下“发酵”，从而使中国文明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可悲的是，如今的国家主义者，只认实力，不见文明，只仿效西方的霸业，而抛弃其文明的内核。甘阳前几年有一个提法，我觉得有其道理，他说，要从“民族国家”发展为“文明国家”。他以土耳其为例，表示中国不能搞“自宫现代化”，要发展出与西方不一样的中国文明，虽然对于这一点我无法苟同，但如何从“民族国家”的霸道转向“文明国家”的王道，是问题的核心所在。以文明对抗文明无异自杀，被同化的同时又超越之，方有新生。三十年代的日本“脱亚入欧”不过半个多世纪，稍稍有一点小本钱，就自不量力试图“超克”西方文明，结果有了敌人，却找不到自我，徒具实力，却失去文明。缺乏道德自我辩护的扩张，最后难免失道寡助。那些狂热的国家主义者，真的应该好好读读日本现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