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三波新古典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涌现之时，它们的一个目标是：不论在科学方面还是在工程方面，削弱旧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基础。在他们的论文“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之后”中，萨金特和卢卡斯（1979）写到，“在政策方面，核心的事实是：凯恩斯主义政策建议，在科学的意义上，比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甚至经济学家之外的人士，缺乏更为合理的基础。”
尽管萨金特和卢卡斯认为凯恩斯主义工程学以有缺陷的科学为基础，他们亦知道新古典学派迄今仍没有一个能够提交给华盛顿的模型：“我们考虑将最好的现有均衡模型，作为更好的、未来的模型的原型；我们希望它将表明在形成政策方面能够取得实际用途。”他们还冒险说，“如果我们幸运”，这种模型将在“10年之内”可以得到。稍后，我将重新回到“上述推测是否如他们所愿那样发展而成”这个问题。
正如这些引文表明的，那些从事新古典运动的经济学家，并没有为他们的意图感到羞愧，亦没有为他们的成绩感到谦卑（were not shy about their intentions or modest about their accomplishments）。在1980年题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灭亡”一文中，卢卡斯甚至提出了一个更为坦率的看法：“人们不可能找到少于40个好的经济学家，将他们或他们的成果标榜为‘凯恩斯主义’。
确实，如果称之为‘凯恩斯主义’，人们甚至会感到恼火。在学术研讨会上，人们不再认真对待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化；听众开始彼此吹口哨或窃笑。”不过，就在卢卡斯兴高采烈地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写悼词的时候，该专业已开始迎接“新凯恩斯主义”一代。
三、新凯恩斯主义
在经济周期方面被凯恩斯主义方法所吸引是经济学家，很久以来就在微观基础问题上受到刁难。确实，克莱因在1946年的一篇文章中（最早使用“宏观经济学”一词的文章之一），开篇提及：“许多新近对于经济体系构建的数学模型，尤其是经济周期理论，同个体家庭或企业的行为（必须以经济行为的全部理论为基础）有密切的联系”。
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现代经济学家都是古典经济学家。我们向我们的学生讲授最优化、均衡和市场效率。如何调和对于经济的两种观点，即一个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供求曲线、一个是凯恩斯对遭受有效总需求不足的经济的分析，自宏观经济学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以来，就是一个深邃的、但不断受到困扰的问题。
早期的凯恩斯主义者，譬如萨缪尔森、莫迪利亚尼和托宾，认为他们在有时称为“新古典－凯恩斯主义者综合”的观点中，得到了调和。这些经济学家相信，斯密和马歇尔的古典理论，在长期是正确的，但看不见的手在短期则会象凯恩斯描述的那样陷入瘫痪。
时间长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些价格（最显着的是劳动力价格）随着时间缓慢地调整。早期凯恩斯主义者相信，古典模型描述的是经济逐渐向其演进的均衡状态，但凯恩斯模型则为可以将价格合理地视为既定的时间段的任何时刻的经济，提供了更好的描述。
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neoclassical-Keynesian synthesis）是合乎逻辑的，但同时也是模糊和不完整的。对于这些缺陷，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反应是拒绝综合和重新表述，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认为，有许多东西应该保留。
他们的目标是利用微观经济学的工具，为早期凯恩斯主义者实现的令人不安的妥协，提供更多的缜密性。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很像1940年代建造的房屋：新古典经济学把它视为过时的体系，并得出了必须拆除的结论，而新凯恩斯主义则欣赏其古老的工艺，并把它作为重建的机会而热烈拥抱。
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新凯恩斯主义”的第一波研究，是对一般均衡的研究（Barro and Grossman,1971和Malinvaud,1977）。这些研究旨在利用一般均衡分析工具，来理解当市场不能出清时的资源配置的结果。
工资和价格被视为给定的，分析重点放在：一个市场不能出清，如何影响相关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根据这些理论，一个经济能够确定它自身处于几种体系（regime）下的哪一个，而这取决于哪一些市场正在经历过度供给、哪一些市场正在经历过度需求。
最为有趣的体系（在能最好地对应于我们在经济衰退期间所能观察到的现象的意义上）是所谓的“凯恩斯主义”体系；在该体系中，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均表现出过度供给。在凯恩斯主义体系中，失业率增加的原因，是劳动需求太低，以至于不能保证现行工资下的充分就业；劳动需求之所以低，是因为企业不能在现行价格下卖出它们所希望的销售量；对企业产品的需求之所以不足，则是因为许多消费者处于失业状态。经济衰退和经济萧条，源于需求不足的恶性循环，而刺激需求可以产生乘数效应。
新凯恩斯主义研究的第二波，旨在探索如下问题：在不存在市场出清假设的情况下，如何将理性预期概念引入模型之中。在某种程度上，这项研究同下述问题有关：通过表明系统的货币政策如何能够在理性预期的情况下稳定经济，来回应萨金特和华莱士关于货币政策无效性的结论（Fischer, 1977）。
从某种程度上讲，它主要受下述研究的激发：如何寻找到经验上现实可行的通货膨胀动态模型（Taylor, 1980）。这项研究的致命缺陷（Achilles heel）是：它需要假定某种形式的劳动合同，尽管从经验基础方面可能是合理的，但很难同微观经济理论相一致。
由于凯恩斯主义传统，过于依赖“工资和价格不能实现市场出清”的前提，因此，新凯恩斯主义研究的第三波，旨在解释为何会这样。它们采用了各种各样的假设。比如：企业在选择改变价格时面临“菜单成本”；企业向工人支付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效率工资”，以提高工人的生产率；以及工资和价格的制定偏离完全理性等。
曼丘（1985）和阿克洛夫与耶伦（1985）指出，在企业具有市场影响力（market power）的情况下，针对价格调整所进行的私人成本收益计算和社会成本收益计算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因而粘性价格的均衡可以是私人理性（或近似理性）的、而社会方面则是高成本的。
Blanchard和Kiyotaki（1987）表明，私人激励和社会激励之间的这一差异，部分源于总需求的外部性：当一个企业减价时，它提高了真实货币余额、从而提高了对所有企业的产品的需求。Ball和Romer（1990）表明，真实刚性和名义刚性之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因此，旨在避免相对价格变动的任何动机，都将加剧名义价格的惰性。
回顾起来，上述各种新凯恩斯主义研究，都比它们当时看起来的那样，更具相关性和互补性，即使对从事上述研究的人们来说亦是如此。例如，把一般均衡的早期研究视作思路一条是有吸引力的——这类研究通过假定预先设定的价格，为自己播下了自我消亡的种子。
事实上，目前的阅读清单已很难看到这类研究。然而，当价格不会即时变动以平衡供给与需求时，人们可以看到同“经济如何运转”相关的思想的进展。
例如，对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第一波和第二波之间的关系，它们非常有趣、但很少被人注意到。具体而言，人们可以把第三波视为第一波所凸显的凯恩斯主义体系的核心内容的构建。当企业拥有市场影响力时，它们索要一个超出边际成本的价格，从而它们总是希望在现行价格下卖得更多。
在某种意义上，如果所有的企业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市场影响力，那么产品市场通常会处于过度供给状态。产品市场的这一理论，通常同具有高于均衡工资的劳动市场理论相联系，比如效率工资模型。在这种情况下，广义的超额供给的“凯恩斯主义”体系，并不仅仅是经济的一种可能结果，而是一种典型的结果。
在我看来，上述三波凯恩斯主义研究，意味着对于短期宏观经济现象，关于看不见的手的失效的一种内在一致的微观经济理论。我们理解了存在价格刚性时市场如何相互作用、预期能够扮演的角色、以及价格制定者在选择是否改变价格时所面临的激励。
作为一门科学，这些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尽管我作为参与者，不能声称是完全客观的）。这些研究并不是革命性的，但这并不是它的本意。相反，它是一种“反革命”：它们的目的是面对新古典的攻击，试图扞卫新古典－凯恩斯综合的精髓。
这些研究作为“工程”是否同样取得了成功呢？它能够帮助政策制定者设计出对付经济周期的更好政策吗？我在这里的判断是，肯定性必定很少——我一会儿还会回到这个主题。
不过，显而易见的是，新凯恩斯主义者从秉性上看，比那些在新古典传统下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家，更愿意成为宏观经济的“工程师”。在新古典学派的领军人物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据我所知）曾经离开学术界、并在公共政策部门担任重要职位。
相反，新凯恩斯主义运动，正如早期的凯恩斯主义一代一样，到处都是牺牲几年象牙塔时光、而到首都呆几年的学者，包括Stanley Fischer,Larry Summers,Joseph Stiglitz,Janet Yellen,John Taylor,Richard Clarida,Ben Bernanke和我本人。
在上述经济学家中，前四位在克林顿时代就职于华盛顿，后四位是在布什时代。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分界线，从根本上讲并不是政治上的左与右；在更大程度上，而是纯科学家和经济工程师之间的分别。
四、题外话与刻薄语（Digression and Vitriol）
长期经济增长的理论和经验，超出了本文的论述范围，但值得指出的是：这些主题在1990年代吸引了宏观经济学家的大部分注意力。这方面的研究令人们的关注焦点，偏离了短期波动，而自半个世纪前宏观经济学诞生以来，短期波动就主导了宏观经济学领域。
之所以会出现增长成为主要研究领域现象，有几个原因。
首先，保罗•罗默（1986）和其它学者的一系列论文，对于经济学中毫无疑问是最引人注目之一的主题，即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巨大差距，提供了一组新的思想和分析工具。
第二，新的跨国数据变得可得，并使得系统考察各种理论的有效性成为可能（Summers and Heston,1991）。
第三，美国在1990年代经历了有史以来最长的扩张期。正如早期凯恩斯主义吸引人的原因，在于它同国家的健康直接相关，1990年代的经济意味着，对于那一代的学生来说，经济周期不再具有明显的现实重要性。
当然还有第四个、也是有些累赘的原因，来说明为什么1990年代的宏观经济学新秀被长期增长而非短期波动所吸引：此即新古典与新凯恩斯世界观的紧张关系。当新古典经济学家的领军人物卢卡斯宣称“人们已经不再将凯恩斯主义理论当作一回事”时，凯恩斯主义的领军人物同样高人一等地对待他们的新古典同行。
索洛（1980）在他的AEA主席任职演讲中，将新古典经济学家通过假设排除工资和价格刚性的存在性记忆市场不能出清的可能性，称为“愚蠢的约束”。他指出，“我记得曾经读过，长颈鹿究竟如何通过何种方式向头部供应充足的血液，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但很难设想，任何人可以据此得出长颈鹿并没有长长的脖子的结论，”
几年后在Arjo Klamer（1984）所做的访谈中，卢卡斯评论说：“除了开玩笑，我并不认为索洛曾经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在同部着作的访谈中，索洛解释了他为何不愿意接触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原因：“假如一个人走过来，在我正在坐着的地方坐下，并向我宣称他就是波拿巴•拿破仑。我愿意同他谈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讨论奥斯特利茨战役中的骑兵战术的细节。如果我确实那样做了，那么我就是默认参与了他是波拿巴•拿破仑的游戏。”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争论反映了领军学者在对研究目标的看法方面存在差异。卢卡斯似乎是在抱怨，索洛不懂得欣赏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所能提供的更严谨的分析；索洛似乎是在抱怨，卢卡斯并不重视其市场出清假设所存在的显而易见的非现实性。他们每个人都各有道理。从科学的立场看，新古典提供的更严谨的分析更为吸引人；但从工程的立场看，新加的严谨的成本太大，似乎到了难以承受的程度。
我之所以详细论述上述争论，不仅是因为它反映了科学家和工程师之间的基本对立，而且是因为它有助于解释未来一代经济学家所做出的选择。思想巨头之间的这些“刻薄话”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更多地是以下述方式：围绕着挥拳斗殴的酒吧顾客，不断怂恿那些参与者）。
不过，它对于宏观经济学领域是无益的。毫不奇怪的是，许多年轻的经济学家，选择将注意力从经济波动转向其它主题，而避免在这些争论中站在哪一边。
五、“新综合”还是“休战”（A New Synthesis,or a Truce?）
有一句古老格言，称科学进步是一个葬礼接一个葬礼。今天，受益于预期寿命的增加，更准确的说法（如果不是太生硬）应该是：科学进步，是一个退休接一个退休。在宏观经济学领域，随着老一代主要学者的退休或接近退休，他们已经被年轻一代的宏观经济学家代替，而这年轻一代宏观经济学家采用的是更有礼貌的文化。
与此同时，对于理解经济波动的最优方式，新的共识已经开始出现。Marvin Goodfriend and Robert King（1997）将这种共识戏称为“新新古典综合”（the new neoclassical synthesis）。在货币政策研究中，这种综合模型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Clarida,Gali,and Gertler, 1999以及McCallum and Nelson,1999）。对这种新综合的更为扩展的处理，是Michael Woodford（2003）这部不朽（在此词的两方面含义上）着作。
如同上一代的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新综合试图将它之前的竞争性方法的力量揉合在一起。从新古典模型中，它取用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理论的方法。偏好、约束和最优化是分析的起点，且分析以这些微观经济基础展开。从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它取用了名义刚性，并利用名义刚性来解释，为什么货币政策在短期具有真实效应。
最常用的方法，是假定间歇性调整价格的垄断竞争企业，从而导致了有时称为“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的价格动态。新综合的核心是，将经济视为一个因价格粘性（以及或许各类其它市场不完美）而偏离帕累托最优的动态一般均衡体系。
人们不禁将这种共识的出现，描述为巨大的进步。在某些方面，它确实是；不过，同样也存在不怎么乐观的方面。也许，发生的一切与其说是一种综合，不如说是智力战斗的一种休战，以及双方保全面子的撤退。不论是新古典还是新凯恩斯，都可以关注这一新综合，并宣称某种程度的胜利，而同时忽略隐藏在表面之下的深刻失败。
这一新综合的核心（具有名义刚性的动态一般均衡体系），恰好是人们可以在早期凯恩斯主义模型中看到的。例如，希克斯提出的IS-LM模型，就是试图将凯恩斯的思想放进一般均衡的框架之中（回忆一下，希克斯与阿罗因对一般均衡理论的贡献，共同分享了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克莱因、莫迪利亚尼和其它建模者，过去曾经试图将一般均衡体系用于数据、以设计出更好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新综合捡起的研究对象，正是1970年代在新古典的要求下、学术界所丢弃的东西。
作为事后诸葛亮，显而易见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家承诺的东西远远比他们能提供的多。他们声称他们的目标，是抛弃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化，代之以市场出清模型，而新模型能够令人信服地用于数据、进而用于政策分析。若以此为标准，他们显然是失败的。
相反，他们有助于发展一系列分析工具，而这些工具目前已被用于提出另一代假定价格粘性的模型；这种模型，在许多方面与新古典所抨击的模型相似。
在这里，新凯恩斯主义可以声明一定程度的平凡昭雪。新综合抛弃了被索洛称为“愚蠢的约束”、以及新凯恩斯主义通过对粘性价格的研究而旨在抨击的“市场出清假设”。不过，新凯恩斯主义也应该收到批评，因为他在新古典的诱惑下，追求一种结果是过于抽象、现实性不足的研究。对于新凯恩斯主义的研究，克鲁格曼（2000）提出了如下评价：“现在人们能够解释价格粘性如何‘会’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