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欧洲缺乏共同文化共识。
左翼的
普遍主义非但未能促成欧洲团结，
反而使欧洲陷入“美国化”
（Americanization）
困境
，
即
美国通过经济渗透、政治操控和文化输出，将欧洲纳入其全球体系。
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洲不仅要应对经济危机，还深陷种族、移民等社会危机。
面对危机，欧洲的左右翼力量都在试图解决新自由主义泛滥带来的相关问题。
左翼试图构建多元欧洲公民身份，却无力遏制新自由主义泛滥，
难以为福利制度提供支持。其平等理念日益脱离现实，无法回应民众的安全焦虑。
欧盟等欧洲机构缺乏意愿和能力维护欧洲整体利益，欧洲各民族国家利益和欧洲整体利益之间也存在冲突。
看似欧盟是欧洲自主的尝试，实则因此沦为了美国的附庸，成为美国全球化中的一环。
在此背景下，极右翼势力开始崛起：第一，
尝试重新定义“人民”，以此将自身困境归咎于移民和少数族裔
；第二，试图限制欧盟权力和跨国大资本力量，夺回
民族国家保持关键比较优势
的能力；第三，试图强调传统观念的合法性，从“政治正确”那里
夺回文化领导权
。
然而，重建“民族围墙”就能够解决上述分歧，实现秩序的回归吗？
跨国资本仍主导欧洲经济，各国治理能力持续衰退。即便重拾民族主义，恐难满足支持者的期待。
而这可能是欧洲面临的最大的困境。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5年第2期，原题为《重建民族国家的围墙——欧洲政治光谱的变化
》，
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以来，欧洲右翼势力显著增强，极右翼势力突起：以“让欧洲再次伟大”为口号的“欧洲爱国者”成为欧洲议会第三大党团；德国选择党首次赢得联邦州议会选举并成为德国第二大党；曾经利用“超越左右”的民众诉求高票当选法国总统的马克龙，陷入了“左右”为难的政治困境；本意想彰显爱与包容的巴黎开幕式激起了西方不同文化信仰的人群和国家的严重对立……
欧洲
政治光谱看上去越来越朝两端极化。
日趋极化的欧洲政治光谱的底色是浑浊细碎的：种族、民族、阶层、宗教、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相互纠缠和复杂作用，形成了一个由各种“我们”与“他者”对立组成的混杂结合体，例如民主与威权、欧洲主义与民族主义、移民浪潮与本土主义、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历史上的“左”“右”区分似乎已经难以涵盖上述混杂对立。
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欧美立场分歧与欧洲内部撕裂叠加，欧洲现有各种政治叙事，更多将矛头指向试图“将世界变平”的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以及“民族围墙”的再起这一“反向运动”，二者正在深刻地改变欧洲的政治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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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世界变平”
西方并不是一个简单同质的地理范畴，其内部差异性很大。到底是“入乡随俗”
（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
，还是“罗马只属于罗马人”
（
R
ome is for Romans only）
？
这两个选项，隐喻了西方文明内部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间的长期对立。
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特殊性，罗马人共同形成罗马的独特之处。罗马将古罗马帝国之外的任何人定义为“野蛮人”，公元4世纪，基督教被宣布为官方宗教之后，“基督徒坚持唯一真理来源于福音书和唯一权威的解释来自教堂，又进一步增强了早期罗马人自认为独一无二的观念”。古罗马文明是由城邦走向了帝国的文明，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很多民族被罗马征服并融入罗马。《安东尼努斯敕令》将罗马公民权授予帝国境内所有的自由民，拥有公民权的人就是罗马人。因此，罗马人并非由某个主体民族所代表，更多的是一种文化概念。
古罗马帝国将军事征服和文化征服相结合进行扩张，将伦理与法律的契合性和普遍性推到了西方历史的极致，
这种“将世界变平”的方式，对整个西方世界影响深远。
因为没有超大规模的主体民族，古罗马帝国难以维护和巩固其长久统治，也未能持续发展其自身文明。也正因为当时的罗马人是一种文化概念，罗马法体系中万民法所蕴含的普遍主义思想、皇权与（一神教）教权的关系等，让追求文化同质化成为欧洲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特殊主义为底色的民族国家源自中世纪末期的西欧。
在中世纪的欧洲，罗马教廷是一种普遍权力的授予者。中世纪晚期，欧洲经历了从各类“普遍主义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变，奠定了当今欧洲的政治版图基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了以主权（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使欧洲的政治多元格局制度化。该体系之下的主权国家是被领土分界线区隔开来的、范围有限的政治实体，内部的亲和与对外的排他是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构建的两个相反相成的方面。
民族国家认同是一种多元认同的融合与汇聚，而文化认同构成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中介形式。法国大革命将民族国家的命运共同体与民主共和的政制安排定型为欧洲近现代以来民族国家的基础框架，自此，国家共同体层次的政治认同与制度安排层次的政治认同相互缠绕。
但是
，特殊主义底色的“国族概念”逻辑和普遍主义底色的“人民概念”逻辑既有合力也有张力
，
在重塑人们的政治想象的同时，也给这两种逻辑的矛盾激化埋下了种子。
民族国家、主权原则是欧洲中心论的基石。在旧殖民主义时期，欧洲列强曾用此统治欧洲、主宰世界。时至今日，民族国家这一国家形态仍占据国际政治经济生活的中心。从中世纪晚期、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经历了纷繁复杂的战争，各国版图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认同也随之不断变化，先后经历了教派（天主教、新教）民族主义、族裔民族主义和公民民族主义三大阶段。
曾经在欧洲发挥的普遍主义作用的基督教，显然已经无法统合各具特性且相互博弈的民族国家，欧洲各民族国家在数个世纪里战争频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