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2001年7月13日，正在放暑假的张雪莉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视机屏幕，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宣布北京将主办2008年的夏季奥运会时，她也禁不住激动地喊了出来。这一喊把已经睡着的妈妈给吵醒了。杨爱兰翻个身，想继续睡觉，但是此时窗外开始噼里啪啦放起鞭炮来了，加上一肚子的心事，她再也睡不着了。
第二天杨爱兰一早起来上街时，发现“庆祝北京申奥成功”的横幅已经满大街挂起来了。然而时刻为生计问题焦虑着的她，对这种普天同庆表示木然。她盘算着不去上街摆摊卖水饺了，一方面是因为赚不了多少钱，另一方面则是丈夫张友进正在准备开一家洗车行，正好缺人手，杨爱兰过去正好可以帮一把忙。
过去一段时间，张友进的工艺品生意一直没有做起来，他一直在琢磨新的出路。
那个时候，私家车在这个小城镇里悄然多了起来，相应的洗车服务也应运而生。
张友进盘算了一下，除去租房、买设备，洗车服务最大成本就是人力，而他们夫妻两个人只要肯干，应该能从“洗车”这块蛋糕里分一杯羹。
杨爱兰的弟弟杨宏军在当地的城管大队工作，他人脉广，关系多，于是杨爱兰和张友进便拜托杨宏军找了一个门面，且和管辖这一片区的“相关人士”打点好关系，简单装修了一下门头就开张了。
由于没有雇人，多数时候需要张友进和杨爱兰齐上阵。先是张友进穿着防水胶鞋，拿着洗车水枪把车子清洗一遍，然后杨爱兰提着一桶装有洗车液的水，用抹布里里外外仔细清理一遍。上完腊后，张友进进行最后一道工序的擦腊抛光。
对于杨爱兰来说，撸起袖子干活并不难。但是对于坐惯了办公室，拿惯了笔杆子的张友进来说，他的心情却五味杂陈。从前在厂里上班时，工厂里有公车，但凡有事，不论公私，张友进都可以指派司机车接车送。但是现在，他却要为别人洗车，这不能不让他感叹今不如昔。就连张雪莉每次看到父亲洗车的样子，都忍不住一阵鼻酸。
张雪莉正处在“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纪，她心目中的父亲是一个靠脑力吃饭的人，不仅可以写一手好书法，更是可以写一手好文章。可是无论如何，她不能接受自己的父亲为了现实生活而去出卖自己的体力。可是，作为一个未经历过社会的高中生，张雪莉又能做些什么呢？她什么都不能做，除了在日记里抒发一下自己的心情之外，她只能更加努力的学习，以这种方式为父母争口气。
洗车的生意越来越忙，杨爱兰和张友进开始“以店为家”。杨爱兰在门面后面搭了一个简易厨房，夫妻两人的一日三餐都在这里解决。张雪莉和弟弟放了学也不再直接回家，而是跑到店里，一家四口在店里解决晚饭后才回家。
家越来越变得像一个睡觉的地方。这一年的冬天，杨爱兰为了省钱，干脆没有缴纳那将近2000块钱的暖气费。没有一丝热乎气的家，让张雪莉不再盼望每个可以放学回家的周末，她宁肯住在学校宿舍里，也不愿意回家挨冻。
在张雪莉眼中，跟父母谈心聊天几乎变成了一种奢侈。
唯一一次是杨爱兰主动提起的，她感慨自己过去在工厂里上班时，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有会生计发愁的时候。
现在唯一后悔的就是当初没有好好学几门技能。她嘱咐张雪莉以后不管怎么样，都要有一技之长。
2002年七月份的一个早晨，杨爱兰从街角的早餐店里买了油条和豆汁，打算带到店里当早餐
。当她打开洗车店的门时，发现昨晚放在门后的一个洗车设备不见了。她心里一沉，赶忙打开抽屉，昨天收来的800块钱也不知去向。她跑到附近的公共电话亭，给家里的丈夫打电话。张友进听说后匆匆赶来，两个人查看一圈后确认洗车店被盗了。
心急的杨爱兰赶紧给自己的弟弟杨宏军打电话——她对自己这个“公务员”弟弟十分依赖，大事小事都喜欢找他出主意。杨宏军来了之后给他们报了警。警察很快来了，围着盗窃现场四处侦察，他们发现门上面的锁有被撬开的痕迹，地上还留有小偷作案时不小心留下的一根细钢丝。
然而，这次报警并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警察只是如实登记后，告诉杨爱兰和张友进，案子有了进展会及时通知他们的。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三个月过去了，这次失窃案以不了了之而告终。
失窃的洗车设备是店里唯一一个值钱的东西，没有了设备，店也没法继续开张下去。这次失窃案给杨爱兰心里重重一击。
从1998年下岗到现在，四年过去了，杨爱兰两次做生意都以失败而告终。
当初的意气风发不再，她越来越怀疑自己的能力。她觉得自己好像不是那块做生意的料，与其这样折腾，还不如服从命运的安排。
这个时候，原先厂里的一位车间主任下岗后，自己干起了纺织刺绣工艺品的进出口生意，他那里急需大量车间女工。她很快通过应征——每个月工资600元，在完成保有工作量后每多完成一件刺绣产品多赚8块钱。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杨爱兰开始了数年如一日的纺织女工生活。杨爱兰每天的工作就是按照给出的花样图纸，一针一线、一圈一扣缝制在纺织品上。为了多赚几个钱，杨爱兰把“绣花边”的活儿带回家来，每天吃完晚饭收拾妥当后，她打开电视机，一边听着电视里发出来的声音，一边做手上的活儿。长时间的劳作让杨爱兰很快得上了“职业病”——她的眼睛开始老花，必须佩带老花镜才能看清楚手上的针线，与此同时，她的颈椎劳累过度，每天必须靠贴缓解疼痛的膏药和用手大力揉捏和敲打才能缓解。即便每天如此饱和的工作量，杨爱兰每个月挣来的工资不过1000元左右。
这一年，杨爱兰一家最大的事情是女儿张雪莉考上了大学，这是张家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杨爱兰一方面为女儿的争气感到骄傲，走在路上邻里之间都在夸自己的女儿有出息；可是回到家后她看看家里的存折，只能默默咬紧牙关。
张雪莉读出了母亲眼中的忧虑，她开始变得懂事。高考的事宜忙完之后，她就缠着妈妈，让妈妈教她如何绣花边。杨爱兰于是把最简单的“打圈”工作交给女儿。所谓“打圈”就是把一个圆环套在一根笔尖上，然后用线一圈一圈缠上去，缠满了之后再锁边，一个圈就这样完成。张雪莉打一个圈，交给杨爱兰，杨爱兰就把这些圈镶在刺绣品上，一颗连着一颗。
相比于杨爱兰顺从地接受了生活的安排，张友进则始终不愿意服输。对于一个中年男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事业上的一败涂地更让人觉得羞愧，他准备“三进宫”，再次寻找新的门路。
这一次，“门路”是杨爱兰的弟弟杨宏军介绍过来的。张友进生活的城市是一个典型的工业城市，煤矿碳厂、水泥砂石化肥厂林立，这些工厂生产出来的原料多数销往其他城市，中间过程中的货物运输环节则鱼龙混杂，一片散沙。只要能跟这些工厂打点好关系，他们就会优先把货物运输的活儿交给你。
杨宏军正是认识了当地其中几家大型碳厂和水泥厂的老板，于是介绍给张友进。张友进第一个活儿是把2吨水泥从当地水泥厂运输到江苏省无锡市的一个工地上。除去雇佣货车和司机的费用，这一趟下来让张友进小赚了一笔。
这次尝到的“甜头”让张友进看到了希望。他为了巩固这得来不易的战果，又拉上杨宏军给这几位相熟的厂长老板送礼请客，请他们以后多给些“好活儿”。把“财神爷”供奉好以后，张友进的心开始大了起来。既然手中有了货源，干脆自己买个货车，这样成本降低，利润岂不是更多？
于是，张友进开始跟杨爱兰商量买车的事情。家里存款还有五六万块钱，买辆承载量2吨的货车大概需要8万块钱，差了2万块钱张友进准备向银行贷款。一向谨小慎微的杨爱兰并不同意买车。她觉得这样风险太大，不仅家底掏空，而且还欠银行一屁股债。如果以后运货生意不好，这个家庭将举步维艰。
然而，此时一根筋想要扩大生意的张友进根本听不进去。他觉得不把步子迈大，怎么赚钱？最终，杨爱兰顺从了张友进，把家里的几张存折找出来，交给张友进。经过数月的繁复手续，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停在了张友进眼前。张友进感觉他的生意马上要红火起来了。
“天真”的张友进没有意识到，任何依靠人情关系得来的生意都不是长久的。张友进供奉的金主们，被不少人眼红。为了维系好得来不易的门路，张友进必须花更多的血本去请客、送礼，否则这些货源被抢走是分分钟的事情。
除此之外，还让张友进头疼的一件事情是路上那些“血口大张”的交警们。在货物运输这一行当，超载超量几乎是行内默认的潜规则，否则根本没法赚钱。交警们也心知肚明，他们经常以各种理由在高速路口检查货物，但凡超载一点点，他们就开出罚单，这些罚款也就进了他们的“小金库”中。在张友进自己城市的地界里，还有杨宏军可以照应一下，但是多数时候张友进要拉货去别的城市，这些“马路警察”杀他个措手不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