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经济研究杰出贡献者” | 张卓元——推动中国价格改革的经济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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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卓元先生  陈菁霞摄

一

1954年，张卓元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83年，50岁的他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这一当就是十年。1993年，他被调到工业经济研究所当所长。1995年后又转任经济研究所所长。百度“张卓元”词条中显示其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经济学和价格学。但实际上，他在不同阶段的研究重心都有所不同：在财贸所期间，流通经济之外，主要致力于价格改革研究；在工经所时，除了工业经济，开始较多地将研究重心放在国有企业改革上。到经济所以后，更多偏向于基础理论研究，包括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再后来，他又开始着手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而其肇因，则是他长期在《经济研究》杂志工作，从编辑干到主编，因为这一平台，使得他对经济学的动态有着较为充分的了解。

应该说，张卓元在经济学界的成名源于他早年参与价格改革时提出的一系列理论主张和观点，写就并出版于党的十三大开幕前夕的《社会主义价格理论与价格改革》正是这些理论和主张的集中呈现。时隔36年后的今天，这本书被收入商务印书馆“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该系列上承“中华现代学术著作辑要”，主要收录中国大陆学者兼及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人学者的人文社科类原创名著），历经时间的沉淀和淬炼，今天，它已然成为中国当代经济学领域的原创经典。

张卓元关于价格改革方面的研究，最早要追溯到改革开放前所做的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作用的研究。1955年，张卓元所在的经济所正式成立政治经济学研究组，筹办《经济研究》双月刊，他被分配到政治经济学研究组，并参加《经济研究》的筹办工作。1957年底，由于在反右派斗争中，经济所领导被扣上反党帽子，上级派孙冶方到经济所任代理所长，不久又调骆耕漠任《经济研究》主编。“孙冶方和骆耕漠的到来对我后来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国内经济学界正对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关系展开热烈讨论，孙冶方是价值和价值规律“宽派”的代表，而骆耕漠是商品货币“窄派”的代表，作为他们的下属和助手，张卓元受益良多，并在他们的启发下开始写争鸣文章。

孙冶方特别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为此他在“文革”前夕和“文革”中遭到批斗，被说成是“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但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孙冶方的观点对我很有启发，孙冶方赞同恩格斯关于‘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论述，我也认识到这是一个正确的命题，并且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962年11月26日，张卓元在《光明日报》经济学专刊发表了《对“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初步探讨》，论证了商品社会使用价值，即效用，是商品价值能够实现的前提。1964年，在孙冶方提出的生产价格论的基础上，他与何建章在《经济研究》1964年第5期联名（当时使用的笔名“张玲”）发表《试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生产价格》一文，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生产价格的客观必然性，以及实行以生产价格为基础定价的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这一对反对生产价格论的批评进行反批评的文章，在当时引发了一场更为广泛的争论。在争论中，张卓元和孙冶方、杨坚白、何建章等人成为主张生产价格论的代表人物。

二

而《社会主义价格理论与价格改革》的写作则是缘起于20多年后的另一场大讨论。张卓元在该书“再版前言”中回忆：当时还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初期，正“摸着石头过河”，社会各界特别是经济学界对如何推进改革，包括是否坚持市场导向改革、是逐渐推进还是快速转轨、价格改革在经济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有不同意见，争论不休。1987年10月至1988年6月，国家体改委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中共中央党校课题组、北京大学课题组、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等八个单位，上百名当时出众的经济学家，就我国中期（1988—1995年）改革规划纲要分别提出报告，对此后市场化改革如何推进提出不同的方案。报告写作过程中，还专门组织研讨会，交流各家主张，并展开热烈讨论。当时，有的主张中期改革应以企业改革为主线，有的则主张以价格改革为主线，还有的则主张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双线推进；在改革推进的速度上，有的主张快速（五年左右）基本转轨，有的则主张稳中求进等。

作为社科院课题组负责人之一，张卓元也积极参与了这场讨论。几派不同的意见中，张卓元所在的社科院课题组属第三种，即主张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双线推进。“我们之所以提出价格改革是经济改革的两条主线之一，是针对厉以宁教授（北京大学课题组）这之前写的一篇文章《先改价格还是先改所有制选择哪个思路》（《世界经济导报》1986年11月3日第3版）。厉以宁认为价格改革是‘层次很低’的改革，不能成为经济改革的关键。厉以宁主张所有制改革是改革的根本思路，经济改革的成功首先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所有制改革是经济改革的关键。厉以宁认为价格改革不解决根本问题，顶多只是为市场创造环境，与所有制改革相比较，价格改革存在十大弊端。当时我们财贸所价格室，包括我在内，不赞成这样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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