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许纪霖：
我们家受冲击不是因为知识分子问题，而是因为我奶奶是小资本家，文革一来，我们就被抄家。当时我家住在山阴路上的大陆新村，是父亲在世时的房子，我现在还记得，山阴路在上海是蛮特殊的地方，住在山阴路，特别是大陆新村的，有很多高级知识分子，比如说良友图书公司的赵家璧。
我记得读中学时，还是按照居住地来分班的，我们班同学都住得比较近，成绩又好，即使在文革时依然保持了非常浓郁的读书氛围。我觉得我最早的现代性的启蒙，是在中学里传看禁书，就是
“文革”前17年出的欧洲经典作品，特别是19世纪俄罗斯
托尔斯泰
、屠格涅夫、契可夫、普希金等人的作品，我的近视眼就是那时看出来的。比如说《安娜
·
卡列尼娜》传到我手里，只能看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要还，只能通宵看书。
▲托尔斯泰
我觉得我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就是那个时候奠定的。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有着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特别是我们看的从赫尔岑到托尔斯泰的作品，充满着一种人道主义关怀，同时又具有一种民粹主义倾向，对民众的苦难有一种深切的同情，同时对专制、社会的黑暗有强烈的义愤。
我是1977年高考，作为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进入大学，大学赋予我的是一个思想，一个头脑，但我的心灵是在中学时奠定的，那个时候刚好是身体的发育期，人格刚刚开始的成长期。读了那些作品，虽然当时似懂非懂，但很多萌芽就此播下种子，这就像传统中国私塾，学生上来就要背四书五经，根本不求甚解，但就是背的这些东西，影响了人的一辈子。
我自觉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经济上是社会主义者，文化上是保守主义者，从某种意义上，这是和19世纪俄罗斯思想传统能够接上轨的。我很难接受一个冷冰冰的，很冷酷的自由世界，也很难接受一个非常狂热，似乎很平等但是漠视个人价值、个人尊严的世界。
这不仅是我个人的经历和体会。后来我和
王元化
先生走得比较近，先生一直讲心灵的契合。王先生去世以后，我为他写文章，说王先生是十九世纪之子，没有把他定位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里，王先生早年受到的教育，和他一生挚爱的，都是
19世纪文学，从这点来说，我们构成了一个心灵的契合，这不是偶然的。
▲王元化
财新记者：
1975年您中学毕业后就去插队，当时的
生活
情况
又是
怎样的，
有时间阅读、学习、思考吗
？
许纪霖：
1975
年，我下乡了三年，
1977年再通过高考回到上海。我当时在南汇县的东海农场，现在的临港新城，上海自贸区的总部就在那里。
说到阅读，这个问题很好，我们不能把启蒙说到“文革”以后才开始。当时中国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是在林彪“爆炸”，特别是尼克松访华以后，中国虽然没有打开大门，但已经悄悄地开了一道窗缝，开始改变了1949年以后的政治上一边倒局面。
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在农场三年，有幸管理单位的小图书馆，当时中国内部已经出版发行了一些东欧图书，以及苏联
“解冻”以后的文学作品。上海当时出了一本杂志
《摘译》
，内部发行。上海福州路和山东路口有一家科技书店，二楼有一个专门卖内部书籍的地方，我可以凭着单位介绍信，盖个红印章去买书。
在文革后期，读了不少这种作品，这让我打开了一个世界，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事情，虽然事情都是发生在苏联，虽然还都是批判式参考。
那些书翻译得非常好，都是“五七”干校里的资深老学者翻译的，有苏联的小说《你到底要什么》，南斯拉夫的《新阶级》等。启蒙在这时已经开始了。这段历史，现在似乎已经被忘却了，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启蒙前史。
那时我还太小，
20岁不到，
还没有能力去思考中国现实。
1975年批判邓小平翻案风时，我们也是稀里糊涂参与的，心智还不健全，虽然心灵上非常亲和“文革”前的人道主义传统，但是在知识能力上，远远缺乏自觉的反思能力。我
们不像老
“红卫兵”这代人，他们在林彪事件以后已经有了反思能力。
比如
金观涛
作为文革中的老大学生，那时已经构思出了《兴盛与危机
——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像
“老三届”里的
北岛，对现实已经不仅有反感，而且有批判。
▲
金
观涛
那时只有基本的是非观念。我记得1975年批判邓小平时，发下来反面批判资料，我也读了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的讲话，到现在还记得胡耀邦在讲话里说，“我们要高举骨头，前进！”当时就觉得，啊，这个看上去更亲切，有一种同感，要比批邓材料更亲切，但我在那时还没有达到自觉反思的程度。
上大学之前，启蒙的种子已经播下，让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是心灵意义上的，还不是知识意义上的，但是我想说，心灵比知识更重要，不要以为知识是万能的。心灵才是最重要的，当你的心灵开放时，什么知识都能吸纳进来，但是很多人的心灵处于某种封闭或半封闭状态，哪怕你给他书，给他知识，他也接纳不了。
财新记者：您在回忆文章中称，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你是在一艘船上听到的，当时是怎样一种情景？
许纪霖：
那时，我母亲作为上海支援内地的职工在重庆工作，所以我每年都要去探亲。
1977年探亲，我是和中学时最好的同学一起去的，在从重庆回上海的船上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突然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10月。当时船已经开到了武汉了，早过了三峡，视野里前景非常开阔。
啊，当时我突然感觉得救了！那时我们在农场，唯一的希望就是回上海，起码要5年以后，现在突然有了一个新的机会。我喜欢读书，考试不在话下，就突然有一种得救的感觉。所以，我们在这点上真的非常感谢邓小平。
在我看来，
1977年，在历史上和1905年一样重要。1905年是废除科举，引起20世纪中国一连串变化，但是1977年同样重要。恢复高考，这不
只是技术性的安排，它意味着什么？毛时代对人才的要求是只讲政治，表面上说
“又红又专”，实际上“专”不重要，政治可靠才重要，所以才出来一个“白卷英雄”
张铁生。
▲
张
铁生
恢复高考之前，工农兵上大学，首先是要求政治可靠，是接班人，你有没有能力、有没有知识不重要。但是恢复高考，邓小平作出了最重大的决定，他树立了一个典型陈景润，表明有才能、有知识的人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这是一个重大转变。过去都是强调外行领导内行，恢复高考以后，开始推行专家治国，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应当说，恢复高考到现在40年，我们的大学体制生产出大批专业人才，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财新记者：
1977年，您考入华东师大，作为“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您接受了怎样的教育？
许纪霖：
我进入华东师大的时候，读的是政治教育系，教我们的老师，大部分是心有余悸，知识也比较陈旧，能够学到新的东西不多，我和同学们不满足于课堂教学，把大量时间花在图书馆里。那时候吸引我们的，一个是图书馆，一个是书店，书店里若有新书，我们就赶紧跑过去抢书，叫秒杀嘛。
还有新的杂志，那时候，思想解放运动已经开始了，通过杂志的方式，新的观念进来了，比如说，我们最早从《贵阳师范学院学报》读到金观涛、刘青峰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当年还有个印象很深刻的杂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办的
《未定稿》
，是个内部杂志，这些都起到极大的思想解放作用。那时，我读的东西很杂，还读各种小说，到今天我知识比较博杂，和大学所形成的习惯是有关系的。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财新记者：看您的回忆文章，您大学毕业后，研究中国民主党派史，别人从民主党派史中看到的是政治，您看到的是民主
党派内的大知识分子，波澜壮阔的人生经历、复杂斑驳的心路历程
。
1987年在新启蒙运动中，您开始发表文章探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文章中您借鉴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是专门去学
了
心理学吗？
许纪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