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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敌后援会下设宣传委员会所属的国内宣传部内，专设有广播组，由苏祖国等人参与广播工作。广播组负责协调对内、对外宣传中需要由电台安排播出的演讲、歌咏、戏剧等，同时又指定5座广播电台为监察电台，随时收听播出情况，及时纠正凌乱现象。播音组还指定专人从事干扰敌台广播，并对平津两地少数受敌方利用的广播电台发出严重警告。为了充分发挥广播激励抗日救亡的作用，广播组多方向民众宣传积极利用收音机，把收听到的抗战消息记录下来编印成壁报张贴，或在亲朋好友中广泛传播。根据抗敌后援会制订的《战时广播电台统一宣传办法》，上海的民营台均以时事报告、劝募款物、战时常识、抗战文艺为主要内容。8月10日-29日，抗敌后援会组织上海各界名人吴蕴斋、王芸生、王云五、曾虚白、梅龚彬、洪深等80人轮流在上海、华美、大中华和中西4家广播电台举行筹募救国捐广播演讲。9月，抗敌后援会又与中国特种教育联合会举办无线电名人抗日救亡广播演讲，每日两次，每次由两人分别在两家电台同时演讲，其他电台转播。同时还聘请专人分别以英语、法语、俄语、德语、日语、朝鲜语进行对外广播，揭露日本侵华的反动本质，表明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争取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10月20日，当时在上海的宋庆龄女士亲自到美商RCA广播电台发表了题为《中国走向民主的途中》的英语广播演讲。她在演讲中大义凛然地宣称：“不管日本军阀是怎样的疯狂，必定在我们的领土上遭遇灭亡，中国人都准备以最后牺牲，来保卫祖国。”
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从9月起，一方面请文化界人士在交通部上海广播电台作救亡播讲，前后共50多次，其中有郭沫若的《抗战与觉悟》、钱俊瑞的《抗战胜利的基础》、胡愈之的《抗战中的国际形势》、郑振铎的《如何保持抗战的胜利》、萨空了的《抗战中的宣传工作》、刘思慕的《上海抗战后的日本国内社会经济》、恽逸群的《抗战中的农民运动》、沙千里的《抗战中的职业青年》、许广平的《鲁迅与抗日战争》等，另一方面又多次组织音乐、戏曲、文学节目到电台播出，为保卫大上海呐喊，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服务。
上海的曲艺、戏剧、电影、音乐各界救亡组织和爱国人士纷纷利用广播电台进行募捐宣传，取得了明显的效果。8月中旬，上海曲艺界救亡协会分别在中西、华东、富星等电台举行募捐播音三天。9月24日，梅兰芳、周信芳等为募集救国公债及慰劳前方将士举行平（京）剧大会串播音。此后一段时间内，抗日救亡歌曲《出征歌》《救亡之歌》《伤兵慰劳歌》等，爱国戏剧《大家一条心》《最后一课》《放下你的鞭子》《第七个“九一八”》等在几个电台连续不断地反复播出。著名剧作家洪深、夏衍、孙瑜、于伶等创作的揭露汉奸卖国、配合抗日斗争的广播剧《开船锣》《“七二八”那一天》《最后一课》《以身许国》和田汉等人发表的一批短剧本，都曾由救亡演剧队第十二队（队长于伶、石凌鹤）、十三队（队长陈铿然）等在电台广播过，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从8月到11月上海沦陷这一阶段，上海军民的战斗精神可歌可泣，上海电台的广播宣传有声有色。对此，茅盾曾给予相当高的评价，他在《救亡日报》上撰文说：“无线电播音在抗战宣传上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方面的工作人员也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淞沪抗战广播告一段落。
“孤岛”期间的广播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后，对国民党广播电台采取“接管”方式，加以霸占，对于民营广播电台则多方加以迫害，直至使其停止播音，借以达到垄断广播事业的目的。
上海是中国民营广播电台的大本营。上海民营台的状况以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为界，前后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在前一阶段，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地区以外的全部地方，对于租界地区，由于尚未与英、美、法等国交战，故暂时未实行军事占领。这样，租界地区便形成了一座“孤岛”，这种状态一直维持了4年多的时间。日寇占领上海非租界地区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凭借租界的特殊地位，利用英、美、法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矛盾，展开了一场特殊形式的斗争，这便是闻名遐迩的“孤岛抗战”。在“孤岛抗战”精神的影响下，上海的部分民营台曾与日本占领当局进行了一场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