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生产主义理论
各自的议题和要求从未在不同类型的工作场所被深入检验，所以其中的
问题很少能在实践中被解决
。因此，这也是为什么高夫对约甘森在Prokatchik工厂任职的分析具有高度的启发性，因为约甘森的工作是生产主义的理想及冲突在实践中得到体现的少数例子之一。约甘森以一名研究基础结构的构成主义者角色开始了在INKhUK的事业生涯，他用几何形的单元构造独立的形式。当他进入Prokatchik时，几乎转变成了一名生产主义发明家，即艺术家为劳动过程做出贡献，以提高生产
整体
的创造水平。换句话说，他进到Prokatchik时，在某种程度上武装了解放型生产主义的理想：即艺术家的技能有助于变革生产模式，有助于工人全体转变为艺术家。不过，从高夫的叙述中，我们并不清楚约甘森在Prokatchik任职期间有什么样的期望，但可以说，考虑到时局的动荡，他肯定不只是为了凑数。然而，他的工作有助于培养“新工人”或新工厂的看法，很快就被新经济政策的严格限制摧毁了。事实上，从一开始，Prokatchik的经理们就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一个能为提高产量、改进或精炼生产手段而出力的人。他们当然不希望有人在工厂内创建一个“实验室”或在工人中间引发关于工人异化的讨论。因此，在工厂任职不久，他就被鼓励贡献自己的技能，以消除工厂某些部门仍然盛行的“落后”工艺流程和行为方式。例如，在精加工车间，他引入了一种自动浸涂工艺，从而消除了手工缓慢的涂饰——这是一项真正且实在的技术革新。换句话说，他被充分鼓励接受新经济政策的准泰勒主义意识形态，即合理化和提高生产力。他仿佛对自己正在承受的新经济政策压力视而不见，因此，在1924年1月约甘森为INKhUK撰写的一篇未完成论文中，[7] 他称赞自己所参与的合理化进程的优点和成功，就好像解放型生产主义对劳动过程的批判是发明家生产主义者和其他应用型生产主义者无法承受的奢侈品。他列举了自己在Prokatchik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其中第一项是：“一名设计师[konstruktor]的第一项具体工作，和他的第一项具体成就——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50%”。[8]
[6] 参看Gough,
The Artist as Producer
, op cit, p 177.
[7] 同上, p 168.
[8]
同上
,
p
168.
建造者罗钦科｜
瓦尔瓦拉·斯捷潘诺娃｜
1921
毋庸置疑，需要引入这样一些自动化浸渍的流程——至少是为了减少金属工人受到伤害和持续中毒，同时提高效率。虽然阿尔瓦托夫和其他生产主义者在1921-22年强调艺术家在技术学校学习要好于艺术学校学习，但这些可能不是他们希望听到的：一位生产主义艺术家为党领导的合理化进程做出贡献，取缔了工厂内有关劳动过程和工人异化的讨论！对这篇论文的回应没有记录，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它会让许多生产主义者深感沮丧，或许还可以确定的是，阿尔瓦托夫对一般工厂体制条件下解放型生产主义的可行性持保留意见。
因为，尽管艺术家转向工厂的做法已开始明了，但阿瓦托夫在1920年代讨论生产主义和构成主义的文章收录在1926年
于莫
斯科
出版的《艺术与生产》中，当中有关工厂作为变革实践的基础场所的说法有些模棱两可。与阿列克谢·甘、库什纳和布里克一样，他在1920年代早期劝告艺术家要么进入工厂，要么将工厂视为艺术与劳动关系发生真正变革的潜在场所。但相应地，他也认为生产主义的解放效力，大体上，在于艺术家和专家在工厂外对技术和工艺流程施加的集体控制，以此作为艺术技术向环境技术和设计延伸之一部分，
如新形式的建筑、城市发展、交通等
。此外，《艺术与生产》当中的一章“无产阶级文化体系中的艺术”（1926年）提到，他将生产主义者的概念拓展为物质结构和社会过程在主体间流动的组织者，以涵盖所有的社会和文化活动。新的生产主义将“把艺术活动投入到一切事物中”。[9]实际上：
“无产阶级艺术家必须体验所有的材料，并希望以艺术的方式组织它们，无论是在音乐中使用噪音，在诗歌中使用街头行话，在艺术和手工艺中使用铁和铝，还是在剧院中使用马戏技巧”。[10]
这显然更接近于传统的（构成主义）先锋运动，而不是约甘森的发明家-生产主义；约甘森可能根本不会承认这种立场是生产主义的，或许他会对阿瓦托夫、布里克和其他人也这么说。因此，这就揭示了革命艺术家们在生产关系的斗争上是何等的紧张和激烈，这些人过去认为工厂是艺术的天然家园，也是唯一的家园。很明显，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展开，新经济政策转变为斯大林式的集体主义，工厂是一个比早期生产主义想象的要更棘手的现实问题。那么，约甘森介入Prokatchik的事务，根据目前的证据，我们可称之为生产主义的实验品，实际上可能证实了，对许多生产主义者而言，特别是在列宁死后，反动势力正在巩固自身的统治，艺术家在生产中扮演任何角色都非常危险，除了那些极敷衍或极认同的做法。因此，工厂作为1927以年后艺术、劳动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想象纽带，越来越脱离了艺术家的文化议程。曾经是潜藏“自由劳动”的熔炉，现在变成了等级制和工具主义思想的堡垒。事实上，随着生产主义的消亡或退出，工厂失去了作为一种文化单位或文化关系场所的身份，以及它在共产主义想象中的关键性变革角色，各种形式的革命象征主义取而代之，它们大都围绕革命国家的进步功能而非工厂本身进行运作。从本质上讲，这就是LEF的思想在1925年后转向表征实践的主要原因。
[9
] Arvatov, 同前所引, p 13.
[10] 同上，p 14.
在十月革命十周年之际，为呼捷玛斯大楼作的设计
｜
亚历山大·维斯宁
｜1927
▶
版权归
作者-译者所有，译
者
已授权发布
。
文章来源
｜
Third Text，第23卷第5期｜2009
未完待续
▶
《Искусство и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1926
《Art and Production》2017
Art and ‘Life-building’: The Legacy of
Boris Arvatov
1 Capitalism and the Artistic Indust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