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单位：十亿美元，
军事、财政和人道援助分别用
绿色、黄色和蓝色表示）
，美国、欧盟和德国位列前三名（来源：statista.com）
在更深层次上，弗里德曼的分析揭示了民主体制在长期战争中的结构性弱点。民主国家的决策者必须不断向选民解释战争的必要性与代价
（代价往往就是选民本身）
，面临着定期选举的压力，这使得他们难以维持长期且代价高昂的军事承诺。相比之下，威权体制能够更为强势地调配资源、管控信息并遏制反战言论。俄乌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这种体制差异对战争走向的影响就越明显。欧洲领导人面临着选民对能源价格上涨、通货膨胀与经济下滑的不满，这些国内政治压力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他们对乌克兰的支持政策。
弗里德曼对西方战略文化的另一洞见是
“
记忆的周期性失忆
”——
每一代西方领导人似乎都需要重新学习前几代人已经掌握的战争教训。冷战结束后，欧洲经历了一段罕见的宁谧与昌盛时期，战争被视为一种遥远的、几乎是抽象的现象。这种历史断层导致了当代欧洲政治精英在面对俄乌战争时的准备不足
——
无论是物质层面的军事能力，还是心理层面的战略理解。他们低估了战争的残酷性与持久性，也高估了自身影响战争进程的能力。
战争一旦爆发，便彰显出其内在的辩证逻辑与动力学。正如克劳塞维茨在其经典著作《战争论》
（
On War
）
中所言，战争虽然是政治的延续，但它拥有自己的语法。这种语法往往会反过来塑造政治目标，使得战争的实际进程偏离最初的设想。
在这方面，约翰
·
米尔斯海默与斯蒂芬
·
沃尔特在《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外交政策》
（
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
，
2007
）
中对特殊利益集团如何塑造外交政策的分析，为理解欧洲对乌立场的内部分化提供了有益启示。尽管该书聚焦于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但其核心论点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外交政策往往并非源自客观的国家利益衡量，而是为各种国内政治势力的微妙博弈所裹挟。
《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外交政策》（
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
）
这一观察在欧洲对乌政策中得到了印证。欧盟内部的立场分化，很大程度上折射了不同成员国的历史记忆、地缘境遇与政治生态。以波兰为例，其对俄罗斯的历史伤痕与地缘邻接，使其自然成为对乌援助的坚定支持者；而德国则受到其
“
二战
”
后和解文化、对俄能源依赖以及工业界压力的多重影响，表现出更为克制的立场。这些国内因素的作用，使得欧盟难以形成真正统一的对俄战略，而是呈现出
“
多速欧洲
”
的特征——不同成员国以不同步调、不同程度地参与对乌支持。
米尔斯海默的另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
（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
2001
，更新版
2014
）
提供了理解俄乌冲突更为宏观的框架。在这部奠定其
“
进攻性现实主义
”
理论基础的著作中，米尔斯海默申辩道，大国行为主要为地缘政治逻辑所驱动，而非意识形态或国内政治因素所左右。
“
大国害怕彼此，总是竞争权力，并且努力在彼此之间建立优势。
”
这一论断对解析俄罗斯的行为动机以及西方反应的局限性具有洞幽烛微之效。
《大国政治的悲剧》（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
根据米尔斯海默的理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非源于普京的个人野心或意识形态偏好，而是对北约东扩这一地缘政治变化的结构性反应。同样，西方对乌支持的局限性也不仅仅是意志不坚定的表现，而是受到大国竞争内在逻辑的制约
——
尤其是核武器带来的升级控制需求。米尔斯海默早在二〇一四年就警告，西方将乌克兰拉入自身阵营的尝试必将引发俄罗斯的强烈反应，而当前冲突正是这一预警的悲剧性实现。
这种结构性解释直击欧洲主流的道德叙事范式之软肋，后者倾向于将冲突简化为
“
民主对抗专制
”
或
“
国际法对抗侵略
”
的道德二元对立。米尔斯海默主张，在洞悉大国行为时，地缘政治因素往往较规范性考量更具本质决定性。这一视角也许能够解释为何欧洲国家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实际行动常常落后于其道德修辞
——
他们不得不在价值宣示与地缘政治现实之间寻找平衡。
沃尔特对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分析提供了另一个关键视角。在《以善意铺成的地狱》
（
The Hell of Good Intentions: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Elite and the Decline of U.S. Primacy
，
201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