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汉学家吴芳思：追随理论的历史写作是危险的

采访、整理：柯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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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芳思

中国读者熟悉英国学者吴芳思女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早年的一部著作《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吴芳思提出这一观点的依据是她个人对历史文献的分析和理解，她也期待读者阅读之后，能够在思考之后形成自己的观点。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人，吴芳思历年来的作品展示她数十年不变的“中国情结”。虽然已经退休多年，但她笔耕不辍，读书、写书、以历史记述为基础，把她所知道的中国历史和文化介绍给众多感兴趣的西方读者。近日，吴芳思接受了笔者的专访，就其写作理念、中国历史与文化、中国的发展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与解读。

《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中英文书封

东方历史评论：您的中国研究著作《口岸往事：海外侨民在中国的迷梦与生活1843-1943》，以丰富的文档、日记为基础，叙述百年历史进程中各色人物在中国的经历和“表演”，侧重于纪实和再现；也有不少汉学家，例如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主张从宏观层面、理论层面分析（中国）历史进程，能否谈谈您在研究和写作中对这两种历史叙事方式的偏好？

吴芳思：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以下几点意见。

首先，曾经在中国居住过的外国人留下了熟练丰富的文字记载，我非常喜欢阅读他们的相关记述。这些记述经常是一些个人经历，当然也经常会提供他们在中国居住期间的很多细节，或者展示作者对生活在中国的理解。其中的不少记述带有明显的偏见，作者掌握的信息也十分有限，但也经常包含富有趣味的内容。即使这位作者是不折不扣的反华派，他的在华记述也不能忽略，因为通过文字，读者能够了解作者的反华态度是如何形成的，即使这样一种态度显得十足无知。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19世纪对华偏见的主流，进而影响了英国对华外交政策的形成。我认为，将标题定为“Treaty Port Life”至关重要，因为它代表了我的写作意图，描述那些身处陌生环境的外国居民，如何安排他们自己的生活。

第二，约翰·默里（John Murray）出版社希望出版的是一本学术性不那么突出的著作。罗伯特·比克斯（Roberts Bickers，中文名毕可思）向他们提交过他的著作初稿，但不符合出版社的要求，因为毕可思的文稿学术性强，主题严肃。罗伯特（现为布里斯托大学东亚历史系教授）在该领域发表过多部出色的著作，但面向的基本都是专业领域的学者。出版社因此特别要求，希望我能写出一部吸引更广大读者群的著作。

第三点，我个人相当反对“理论”。我认为，这不过是最近数十年才产生的现象，撰写学术性专著的作者觉得，他们必须展示或者紧跟这种或那种理论。理论的困扰在于，它们会成为流行标杆，也会过时落伍。举例来说，曾几何时，认可并引用福柯的理论是至关重要的，现在这样做却会被嘲讽。所以，如果你正在写一本书，你或许希望这本书能够拥有更为长久的生命力，那么追随理论就是危险的，因为你会发现自己突然就被流行抛在了身后，不再时髦！我同样还发现，有如此之多的学术著作撰写者扭曲事实以迎合理论。

《口岸往事：海外侨民在中国的迷梦与生活1843-1943》中英文书封

东方历史评论：从《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开始，您一直反思人们习以为常的普遍观点。《口岸往事：海外侨民在中国的迷梦与生活1843-1943》告诉读者，这些来自异域的西方人绝大部分并非什么帝国主义分子，也是普通人；在《谁背叛了中国：中国与一战》中，您想用“一些外国居民和外交官眼里的中国一战经历”来回顾中国对一战的贡献。您的著作毫无疑问适合普通读者，但也可能会遇到专业学者的质疑，您如何面对这样一些质疑的声音？

吴芳思：我写书的时候，对待注解和参考文献非常仔细，即使出版方对此并没有强烈要求，我希望学者们也能够承认这一点。让人们能够真切地看到我所使用的材料对于我而言非常重要。不过，我的写作通常面向那些有理解力的读者、面向学生读者，诸如此类，并不面向研究型学者。

东方历史评论：今年年初，北京方面宣布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据官方报道称，成立该机构的主要目的包括“建立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为西方的中国研究学者，您如何理解和定义“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它们与欧洲或西方同类体系的区别会是什么？

吴芳思：我承认，中国现在已经拥有自己的、独特的历史，不过如果让我具体阐明区别、差异所在，听上去好像是在为自己辩护。对于我来说，以中国历史为标题，已经足够。西方人书写中国历史，会被视为一种辩护性质的回应吗？我不得不说，如果我所写的书被译成中文，我会感到很高兴，不过我写这些书的初衷不是要给中国人看，而是面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历史。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包含如此之多引人入胜的领域，我想让英国的民众分享它们，让英国的民众分享我从不同的中国历史中获取的快乐。当然，我意识到中国学者们在书写中国历史上的主宰权，也承认他们在利用中文资料方面的优势，我唯一的目的，就是和西方的读者分享我对中国历史的认识。

东方历史评论：您研究“丝绸之路”，也关注中国政府提出的 “一带一路”倡议。在过去的访谈中，您曾提及“担心”一词。有的年轻读者认为“担心”是一个傲慢的词，表明您在中国人面前有优越感。这样一种敏感心态与国家有意培养的自豪感杂糅在一起，成为现阶段的奇怪现象，请问您如何看待自己对待中国以及中国人的情感？ 

吴芳思：这是一个艰难的话题。 我认为，谈论这个问题势必触及一段漫长时光，我身在中国、访问中国。我应当强调“访问”这个词，因为我不是中国人，只能是“访问”。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1971年。自那以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非常高兴的看到，我的中国朋友们的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在1971年，他们居住的小公寓里没有热水，大家合用一个厨房，也没有冰箱，不一而足。但生活质量提高、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存在着消极的一面：随处可见的世界性问题——污染、人口过度集中、交通拥堵，以及旅游热潮。1970年代初期的中国，没有人会出门旅游，没有游客一说，人们旅行只是因为开会出差之类的原因，不是为了游玩。丝绸之路上的绝美景致能够抵挡住蜂拥而至的游客吗？不得不说，我有些许的伤感，看到敦煌的变化如此迅速，摩天高楼赫然出现在这座古老的城市之中。我忧虑当地的水资源可能匮乏。

但是我必须得接受中国的变化，至少我可以说，像敦煌研究院就正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对增长过度的游客数量进行管控。我想是因为年纪的关系吧，我已经老了，就像我很多上了年纪的中国朋友一样，带着轻微的惊惧心情，注视着中国的高速发展。

东方历史评论：中国一直强调“文化走出去”战略，在您看来，这样的战略宣传有怎样的成效？今天的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和印象发生了怎样的改变？能否谈谈您的理解。

吴芳思：这个问题很微妙。众口难调。我见识过不少中国政府方面促成的演唱会（比如说，在巴比肯[Barbican]艺术中心举办的中国三大男高音演唱会），我不是很喜欢，或者说像我这种类型的人群不太能够欣赏，但这样的演唱会受到英国的中国侨民的欢迎。我更愿意观看，中国演员合作出演《理查三世》（其中伴有精彩的京剧武打场景），是伦敦举行的国际莎士比亚季的参演剧目之一。中国政府希望促进和推动文化传播，这一点我能够理解，不过他们有时候按自己的方式推动文化传播，并不总是能够达到预期的成效。驻中国的英国大使馆存在同样的问题，他们知道中国民众喜欢古典音乐会和莎士比亚戏剧演出，但他们也想推动“现代英国文化”，但成功的范例并不多。在文化传播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技巧，同时也期待一定的理解。

东方历史评论：您的历史研究领域跨度很大，既有敦煌经卷的研究，也有中世纪中国的对外交流研究，当然更主要的还是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促使您拓展研究视野的主要动力是什么？对于后辈历史学者，您有怎样的建议？

吴芳思：我很幸运，我不算是一个学术型学者，我不隶属于任何大学。如果在大学里，我一定会有专业方向，并且会执着于一个学术主题。对于我感兴趣的中国历史上的不同领域，我都涉足，而且努力将它们介绍给西方读者，希望他们和我一样，对这样的中国历史感兴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是如此丰富，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观察世界的别样路径，我从中体会到无穷乐趣。我有幸能够追随自己的兴趣进行写作，我鼓励所有愿意效仿我的做法的人。

研究的重要性在于，能够以负责任的态度使用材料，并将其清楚呈现，令读者在这些文献材料的基础之上，如果他们有意愿，能够自己进行探索和思考。有关马可·波罗的争议，我由衷希望人们亲自去阅读丰富的文献，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

访谈者后记：

吴芳思女士告诉笔者，她最近正在写一篇文章，介绍来华英国马戛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使团成员安德森（Aeneas Anderson）的中国记录。安德森是马戛尔尼勋爵贴身男仆，其中国记录全名A Narrative of the British Embassy to China in the years 1792, 1793, and 1794 - Containing the Various Circumstances of the Embassy, with Accounts of the Customs and Manners of the Chinese, and Description of the Country Towns, Cities, etc。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一次标志性事件。使团成员访华日志的中译本《乾隆英使觐见记》很早就已经出版，使团成员巴罗爵士（John Barrow）撰有《我看乾隆盛世》（Travels in China），此外使团随员亚力山大·威廉（William Alexander）绘制的多幅中国社会写实图景也为世人熟知。吴芳思女士相信，与其他使团成员的文字记录相比，安德森的文字最为生动具体。通过安德森的记述，读者仿佛拥有了一双穿越时光的眼睛，“看到”18世纪末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实况，知道他们的饮食习惯、穿衣风格、信仰崇拜……，进而感知那个曾经鲜活存在过的年代。

天津附近的一座城楼(威廉·亚历山大绘制的水彩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