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泰 | 宏观深度研究：出口亚非拉——中国制造的延伸与下沉（微信文章未删减版）

新兴市场出口呈“结构性高增长”态势、而中国对亚非拉地区出口的拉动作用也日益上升。“亚非拉”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北非、中东、拉美和南亚地区统称，2021年总人口占全球54%（42亿），GDP占全球16%。近年，亚非拉成为中国企业和投资出海和商品出口重要目的地，2022年占中国总出口21%左右。本文解析中国对亚非拉出口高增长的驱动因素，对总出口及行业影响，及其可持续性。同时，由于读者对亚非拉经济体经济发展阶段和结构的熟悉程度可能不及欧美，本文也提供该地区较详细的“经济画像”。

核心观点

中国对亚非拉地区贸易呈现哪些特征？

1.出口总增长较快，占比快速上升。2012-19年中国对亚非拉地区出口年复合增速为4.3%，2020-22年间加速至15.7%，同期中国总出口的年复合增速为3.5%和13%。

2.出口商品多样化、彰显中国制造“全产业链”优势。中国对亚非拉地区出口中机电及光学仪器出口超4成，但较低附加值产品占比高于总出口。其中，对非洲出口中，消费品、如纺织服装等占比较高；对中东出口中，金属制品以及汽车、高铁、船舶等独占鳌头；对拉美出口中，化工占比更高；而南亚对中国制造的消费电子产品更为青睐。

3.中国从亚非拉进口以资源品、农产品和基础原材料为主。

中国对亚非拉贸易高增长背后有哪些驱动因素？

1. 中国制造的“极致性价比”优势近年更为突出，其中包括原材料、物流、产业链分工、及人力资源等各个方面（参见《中国出口产业链的升级与重塑》2023/4/16）。

2. 亚非拉发展阶段、需求结构与中国已有产能完美对接。人均消费水平层面，非洲和南亚大体对标加入WTO前夕的中国，而中东和拉美大体对应中国5-10年前，为中国现有产能提供“下沉市场”。同时，亚非拉地区基建的密度和技术水准均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3. 企业主动出海、一带一路政策加持。在国内产能利用率偏低、全球地缘政治不确定性高企的环境下，企业主动出海。此外，一带一路倡议降低贸易壁垒和交运、交易成本，为企业出海打开利润空间。

对亚非拉出口的高增长是否可持续？

从亚非拉地区进口需求、中国国家战略及企业行为等方面看，对亚非拉出口有望保持较高结构性增长。1）亚非拉地区的消费、基建和制造业投资均有较大的升级潜力，配合非洲和南亚等地区城市化和工业化、以及中东基建升级等趋势蕴含投资和贸易机会；2）一带一路等有望进一步驱动中国和亚非拉地区的经贸、金融等领域的合作；3）中国企业对亚非拉地区投资（FDI）高速增长，将进一步与商品和服务出口互相促进、正向循环。

然而，与亚非拉国家经贸合作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犹存。不可回避的是，与亚非拉地区的经济合作面临较高的交易成本，投资的波动性和风险溢价都可能高于发达国家——相对东盟和发达国家，亚非拉国家经济增长波动性更大、债务风险更高，中国与亚非拉的经贸合作，需要更多关注对手方需求波动和信用风险等因素。同时，中国与亚非拉保持较高贸易顺差，需处理好“失衡”带来的可能矛盾。

风险提示：亚非拉经济发展不及预期；亚非拉通胀与地缘政治风险超预期。

1. 中国对亚非拉地区贸易呈现哪些特征？

2. 中国对亚非拉贸易高增长背后有哪些驱动因素？

3. 对亚非拉的出口未来是否可持续？

3.1 亚非拉地区的消费、基建、以及制造业投资均有较大的升级潜力

3.2 一带一路等战略的驱动可能会持续推动中国对亚非拉地区的出口

3.3 中国企业对亚非拉地区投资（FDI）高速增长，将进一步与商品和服务出口互相促进、正向循环

4. 与亚非拉国家经贸合作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犹存

5. 风险提示

附录：非洲、中东、南亚与拉美分地区详细画像

正文

1. 中国对亚非拉地区贸易呈现哪些特征？

美欧以及东盟以外的亚非拉国家人口是中国的3倍，经济规模接近中国的九成。从人口来看，2021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后文简称“非洲”）、中东与北非（后文简称“中东”）、拉美与南亚四个地区（后文将上述四个地区简称为“亚非拉”）的总人口为42亿（图表1），是中国总人口的3倍，占全球总人口的54%，劳动力的45%。从GDP规模来看，2021年非洲、中东、拉美和南亚的名义GDP合计为15.2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的85%，占全球GDP总量的16%。

近年来亚非拉国家是中国企业“出海”和出口的重要目的地，中国对亚非拉出口总增长较快，占总出口额的比重快速上升，从2000年的8.8%上升至2022年的20.8%。2000-2011年亚非拉在中国出口中的占比快速上升，从8.8%升至18.3%。2012-19年中国对亚非拉地区出口仍维持较快增长，年复合增速达到4.3%，2020-22年间加速至15.7%，同期中国总出口复合增速为3.5% 和13%（图表2），亚非拉在中国出口中的占比则进一步上升，2022年底达到20.8%。2023年以来，在全球出口整体低迷的背景下，中国对亚非拉地区的出口表现亮眼，1-5月累计增速达到8.1%，高于中国整体的出口增速（0.3%），亚非拉在中国出口中的占比有望在2023年继续提高。分地区来看，2022年非洲、中东、拉美和南亚在中国出口中的占比分别为3.5%、5.5%、7%和4.9%（图表3）。此外，本轮企业出海中民企占比上升，市场自发驱动因素更强，整个出口和需求的市场化闭环在形成（企业出海详情参见第3.3章中国对外投资拉动经贸往来）。

分品类看，中国出口至亚非拉的商品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彰显中国制造“全产业链”优势。中国对亚非拉地区出口中机电及光学仪器出口超4成，但较低附加值产品总体占比高于总出口。中国对亚非拉的出口中，机电和光学仪器占比为41%，低于对美国和欧盟出口的46%和49%（图表4）；而较低附加值产品占比高于总出口和对美欧出口，例如化工与金属制品等传统工业品占29%，高于对美国和欧盟出口的15%和17%。中国对亚非拉出口产品偏向低附加值产品，可能是和亚非拉经济发展水平有关；近年来，机电产品占比维持在40%左右，随着亚非拉经济发展和消费升级，机电产品占比有望上升（图表5）。

分国别来看，中国对非洲、中东、南亚以及拉美地区的出口产品品类、增长趋势各有特点。具体看，

中国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对非洲出口中，消费品、如纺织服装等占比较高。2000-2022年中非贸易规模从80亿美元上升至1578亿美元，接近美非贸易规模的4倍；2022年对华贸易占非洲贸易总额的17.5%，略低于欧盟（19.5%），为非洲最大的单一贸易伙伴（图表6）。同期，非洲在中国出口中的份额也持续回升，2022年达到3.5%（图表7）。南非、尼日利亚、肯尼亚、加纳等是中国对非出口的主要目的地（图表8）。中国和非洲贸易整体维持均衡，2022年中国对非洲的贸易顺差为32亿美元。中国对非洲的出口中，对非洲出口中，消费品、如纺织服装等占比较高。以南非为例，对南非的出口中纺织服装等轻工产品的占比相对更高，化工、金属制品等传统制造业产品的比重也高于其在整体出口的占比，而机电、光学仪器等高技术产品占比更低（图表9）。

2000年以来，中国与中东之间的贸易规模不断增长，对中东出口中，金属制品以及汽车、高铁、船舶等独占鳌头。2000-2022年中国与中东地区的贸易规模从141亿美元上升至4260亿美元，是美国与中东贸易规模的2.5倍（图表10）；2022年对华贸易占中东贸易总额的15.5%，中国是中东很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例如中国在沙特和伊朗出口和进口中的占比为20-30%（图表11）。2022年中东在中国出口和进口中的占比分别为5.5%和10.0%（图表12）。阿联酋、沙特、埃及、以色列等是中国对中东地区出口的主要目的地（图表13）。与以往印象不同的是，中国对中东地区贸易大体维持均衡，2022年逆差规模仅为32亿美元（图表14）。这背后的原因是中国对沙特、伊拉克、科威特等国维持较大规模的逆差，但是对埃及、土耳其等国则维持顺差。从产品来看，中国对中东出口中包括汽车、高铁、船舶等的运输设备占比为8%，高于总出口中的占比（6%），可能是铁路等基建相关出口占比相对较高；纺织轻工，化工、金属制品等传统制造业产品占比相对更高，而机电、光学仪器等占比更低（图表15）。

南亚对中国制造的消费电子产品或更为青睐；符合当地发展水平的产品具有较大潜力。近年来南亚在中国出口中的占比持续上升，2022 年达到 4.9%，但南亚在中国进口中的占比仍然偏低,2022 年仅为0.8%(图表16)。从国别来看，印度、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是中国对南亚的主要出口目的地(图表17)。从产品来看，2022年中国对南亚(印度+巴基斯坦)出口中(图表18)，包括消费电子和机械设备在内的机电和光学仪器占比达 46%，高于其在整体出口的比重 (44%)，这与非洲、中东和拉美不同。背后可能是消费电子等产品受到印度消费者青昧，例如 2022 年笔记本在中国对印度出口中的占比为 4.5%，而中国总出口中的占比仅为 3.6%。此外，化工和包括钢材、铝材在内的金属制品合计占比达到 32%，超过其在中国总出口中的占比(20%): 而运输设备、轻工产品的占比低于中国总出口中的占比。从人均 GDP、汽车保有量等指标来看，南亚经济发展落后中国 15-20 年，未来消费升级相关产品或有较大前景。例如印度道路上超过 70% 的车辆是两轮车(踏板车和摩托车)，10%为三轮机动车，汽车以及电动汽车未来有较大的升级空间。

拉美在中国出口中的占比持续上升；对拉美出口中，化工占比更高。中国是除墨西哥以外的拉美最大的贸易伙伴。2022年，墨西哥、巴西、智利、哥伦比亚、秘鲁是拉美地区中国主要的出口目的地（图表19）。2000-2022年，拉美在中国出口中的占比从2%左右上升到7%（图表20）。从出口产品来看，中国对拉美的出口中，化工、金属制品的占比合计达到31%，显著超过其在中国总出口中的占比，其中，烯烃和芳烃等有机化合物、肥料和塑料等为代表的化工品占比达到18%，远高于化工品在整体出口中的占比（7%）。而机电、纺织服装等轻工产品占比要低于其在中国总出口中的占比（图表21）。

进口方面，中国从亚非拉进口产品主要以石油、矿产等资源类产品，纺织以及动植物等农产品为主，亚非拉是中国重要的原材料产地。各地区也有参差不同的特点，具体看，

中国自非洲的进口中，纺织轻工产品占比相对较高。以南非为例，2022年自南非的进口中25%是纺织品，24%是化工和金属制品，两类产品都明显高于其在中国总进口的比重（图表22）。

中国自中东的进口主要是油气资源类产品。中国从中东进口的石油等资源类产品占中国从中东进口总额的85%（图表23）。以沙特为例，2022年自沙特的进口中86%为石油等资源类产品，14%为化工和橡胶塑料。中东地区是中国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来源地。2022年中国进口原油5.1亿吨，其中超过一半来自中东地区，其中沙特、伊拉克、阿联酋和阿曼占比分别为17%、11%、8%和7%（图表24）。此外，中东地区也是中国天然气的重要来源地。2022年中国进口中四分之一来自卡塔尔（图表25）。2022年11月，中国与卡塔尔签署了一项为期27年天然气购买协议，为有史以来期限最长的天然气交易。

中国自南亚的进口中，纺织轻工占比较高，与中国从非洲进口的结构类似。2022年中国从印度和巴基斯坦进口的纺织品占中国从该地区进口总额的26%（图表26），化工和金属等传统工业品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中国自拉美的进口以资源类产品和动植物制品并重。2022年中国从拉美进口中，铜矿、铁矿和锂矿等资源类产品占比41%（图表27）。此外，中国从拉美进口大量的农产品，例如动物和植物制品等,轻工品占比46%。

2. 中国对亚非拉贸易高增长背后有哪些驱动因素？

首先，中国制造的“极致性价比”优势近年更为突出，其中包括原材料、物流、产业链分工、及人力资源等各个方面，有助于中国企业开拓亚非拉市场。如我们在2023年4月16日的报告《中国出口产业链的升级与重塑》中的分析，中国出口具有全方位的成本和效率优势：1）原材料，电价、能源等价格低于全球（图表28），2）难以匹敌的物流和电信网络、遥遥领先的电信和物流效率成本优势，3）综合交易成本较低：产业链全、多样化，分工细，以及4）工程师红利：人力的数量、性价比和国际化水平较高。专利数是中国工程师红利的一个例证，中国PCT专利数全球占比从2011年的9.0%快速上升至2022年的25%（图表29）。

其次，亚非拉发展阶段与需求结构与中国已有产能完美对接。人均消费水平层面，非洲和南亚大体对标加入WTO前夕的中国，而中东和拉美大体对应中国5-10年前，为中国现有产能提供“下沉市场”。同时，亚非拉地区基建的密度和技术水准均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具体看，

亚非拉国家之间发展差异较大，非洲和南亚大体对标加入WTO前夕的中国，而中东和拉美大体对应中国5-10年前。从人均GDP来看，2021年非洲和南亚人均GDP（2015年不变价）为1600-1800美元，约为中国的14-16%，相当于中国1995-1997年的水平；而中东和拉美人均GDP（2015年不变价）为7200-8500美元，约为中国的64-76%，相当于中国的2014-2016年的水平。从城市化率来看，非洲和南亚地区城市化率为42%和35%，相当于中国2000年初的水平，而中东和拉美则为66%和81%，高于中国的城市化率水平。从千人汽车保有量来看，2019年非洲和南亚每千人汽车保有量分别为28和22辆，与中国2000年初水平相当，而中东和拉美千人汽车保有量与中国相当或者已经明显超过中国（图表30）。

亚非拉能够为中国现有产能提供“下沉市场”。从2021年人均GDP（美元现价）来看，中国一线、二线、三线和四线及以下城市美元计价的人均GDP现价分别为2.65、1.74、1.08和0.84万美元，中东和拉美人均GDP水平接近中国三四线城市，而非洲、南亚不及四线及以下城市（图表31）。从2021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美元现价），中东和拉美人均收入分别为5512美元和6359美元，与中国平均水平相当，高于农村，不及城镇；而非洲和南亚的人均收入分别为1306美元和1887美元，不及中国农村（图表32）。由于上述四个地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能够为中国现有产能提供下沉市场。由于上述四个地区人口是中国三、四线城市人口的5倍，GDP的2倍，随着经济发展和消费升级，对中国企业来说拥有较大的增长潜力，不仅仅是再造中国的三四线城市。

近年来，亚非拉地区中产阶级崛起，零售和电商市场快速发展，中国企业出海前景广阔。具体看，非洲中产阶层快速崛起，部分中国产品已经占得先机。根据非洲发展银行的测算，正在步入中产阶层级、中产阶层级及高收入阶级层在非洲人口中的占比约为40%。新兴的非洲中产阶层追逐电脑、手机等科技产品，一些中国产品受到追捧。例如总部位于深圳的传音控股主要销售智能手机/功能手机为主，通过不断创新满足非洲市场的独特需求，2021年在非洲市场的占有率达到64%。南亚和拉美的电商市场正在蓬勃发展。印度互联网用户（5.6亿）及手机上网的用户（11.7亿）规模庞大，但网上零售仅占整体零售额的3.4%，未来有较大的增长空间。而拉美人口超过6.5亿，互联网覆盖率达六成，网购人数超过2亿，但网上零售占比只有5%，发展空间较大。2020年拉美网上销售额增速达到36%，是全球增长最快的电商市场之一。

同时，亚非拉地区基建的密度和技术水准均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而中国过去30年所积累的相关经验和产能能够与亚非拉需求完美对接。

中国在过去30年快速发展下积累了大量在交运、电信和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的经验和产能，可以助推中国对亚非拉地区的贸易与投资。2000年之后，中国基建投资高速增长，2009年高达42%，2013-17年，中国基建投资增速仍然保持在15%-21%的高速增长。中国企业在交运、电信和电力等基础设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产能，可以满足亚非拉地区基础设施升级的需求。例如，美国《工程新闻记录》杂志（ENR）发布的“250家全球承包商”排名中，2022年名列前七名的都是中国公司（如中国建筑、中国中铁、中国铁建等），中国公司在前20强中占了15家。中国企业也成为亚非拉地区基础设施项目的重要承建方，拉动了中国相关产业的贸易与投资。

中国为非洲基础设施相关大量贷款，中国企业在非洲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对非贷款显著高于美欧（图表33），过去二十年，中国国家金融机构向非洲政府提供了 1600 亿美元的贷款，近三分之二是针对交通、电力等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图表34和35），中国为非洲提供的基础设施融资是所有其他双边机构融资总和的 2.5 倍。2019年中国来自非洲的工程项目的企业收入为460亿美元，是当年非洲吸收FDI总额的1.7倍；受疫情影响2021年中国来自非洲的工程项目收入下降了19.3%至371亿美元（图表36）。2016年至2020年，非洲开工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总额近2000亿美元，中国企业参与实施的项目接近三分之一。例如，中国企业参与了多条连接非洲和欧、亚、美洲大陆海缆工程；与非洲主流运营商合作实现非洲电信服务全覆盖；建设了非洲一半以上无线站点及高速移动宽带网络，累计铺设超过20万公里光纤，帮助600万家庭实现宽带上网，服务超过9亿非洲人民。

近年来中国对拉美投资由石油、矿业等转向电力和港口基建等领域。2005-2009 年，中国对拉美直接投资（ODI）中的95%为石油、矿业等原材料领域，集中在委内瑞拉；2015-2021年，原材料领域占比已下降至46%，制造业和服务业占比上升，特别是电力和基建领域，这一时期投资以巴西和阿根廷为中心。例如，2017年中国企业斥资 210 亿美元以上，在巴西购买发电厂、电力分销商和港口；2021年两家中国国有企业合计斥资 60 亿美元收购智利和秘鲁的电力公司，为两国有史以来获得的最大外国投资之一；中国正在升级通往阿根廷西北部的铁路。根据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的数据，2017-2021年间电力行业的投资占中国在拉美并购交易的71%。中国对拉美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似乎正在加速。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在 2005 年至 2021 年期间中国参与的 192 个区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有 57 个是在 2020 年和 2021 年实施的。
中国企业亚非拉地区的基础设施对当地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非洲，中国葛洲坝集团承建了安哥拉最大的水电站——凯凯水电站，2023年5月开启大坝主体施工，建成后将为安哥拉提供强大稳定的电力保障，改善当地水资源利用条件，同时为当地提供近万个就业岗位。在拉美，中国国家电网公司独立投资、建设和运维巴西美丽山二期特高压输电项目，为当地创造1.6万个就业岗位，贡献约22亿雷亚尔税收，2200万巴西人口因该项目受益。在中东，中国参与兴建了麦加—麦地那高速铁路，该线路穿越沙特阿拉伯境内，连接了两个伊斯兰圣城麦加和麦地那，是中国企业在海外参建的世界首条穿越沙漠地带高铁。在南亚，中国建设的巴基斯坦第一条地铁线橙线项目于2020年正式开通运营，项目建设期间创造了7000多个工作岗位，完工后还带来2000多个工作岗位。

最后，中国对亚非拉贸易高增长有企业主动出海、一带一路政策加持。在国内产能利用率偏低、全球地缘政治不确定性高企的环境下，企业主动出海。此外，一带一路倡议降低贸易壁垒和交运、交易成本，为企业出海打开利润空间。

在国内产能利用率偏低、全球地缘政治不确定性高企的环境下，企业主动出海。中美贸易摩擦、疫情冲击、俄乌冲突等因素推动全球产业链重组，部分领域的“去全球化”对全球贸易也带来重创——中国和全球产业链承受了较大的“效率损失”呈现“双输”的局面。中国美国商会的调查显示，2019-2021年14%-17%的企业正考虑或已经将产业链转移至中国外的其他国家，这部分企业中37%是因为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担忧（图表37和图表38）。近年来中国企业出海再次加速，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增长。2021年中国对外投资存量增长7.9%，达到2.79万亿美元，占全球对外投资存量的6.7%，位于全球第三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021年达到1788亿美元，占全球的10.5%，位于全球第2位，自2003年以来已经连续10年位于全球前三（详见本文第三部分）。

一带一路倡议降低贸易壁垒，也带来了交运、交易成本的下降，为企业出海打开利润空间。第一，“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已基本形成，中欧班列发展势头迅猛（图表39）。2021年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屡创新高，开行数量为15183列，同比增长22.4%（图表40）。第二，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活跃，经贸投资合作不断拓展。对外投资方面，2013-2022年，我国与沿线国家双向投资累计超过2700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方面，我国在“一带一路”国家业务的占比过半。2022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承包工程业务新签订合同额以及完成额分别占同期总额的51.2%和54.8%（图表41-图表44）。第三，一带一路倡议降低贸易壁垒；交运、交易成本的下降，为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较大机遇，为中国企业出海打开利润空间。根据世界银行2019年的报告，一带一路倡议将促使各成员国的贸易增长2.8%-9.7%、全球贸易增长1.7%-6.3%、全球收入增加0.7%-2.9%（图表45和图表46）；对东亚（3.8%）和南亚地区（3.7%）的贸易促进作用最大（图表47）；拟议的交通网能够增加沿线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FDI流量有望增加7.5%（图表48）。世界银行估计到2030年，共建“一带一路”有望帮助全球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帮助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总结来看，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发展。2013-2022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货物贸易额从1.04万亿美元扩大到2.07万亿美元，年均增长8%，高于中国贸易总额的平均增速（5.7%）；“一带一路”国家在中国出口中的占比从2013年的25.8%提升至2022的33%（图表49），增强了中国出口的韧性和“反脆弱性”。

3. 对亚非拉的出口未来是否可持续？

从亚非拉地区进口需求、中国国家战略及企业行为等方面看，对亚非拉出口有望保持较高结构性增长。1）亚非拉地区的消费、基建、以及制造业投资均有较大的升级潜力，配合非洲和南亚等地区城市化和工业化、以及中东基建升级等趋势蕴含投资和贸易机会；2）一带一路等战略有望进一步驱动中国和亚非拉地区的经贸、金融等领域的合作；3）中国企业对亚非拉地区投资（FDI）高速增长，将进一步与商品和服务出口互相促进、正向循环。

3.1 亚非拉地区的消费、基建、以及制造业投资均有较大的升级潜力

亚非拉国家和地区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和消费升级潜力，中国的基建和制造业产能有较大的输出空间。亚非拉地区人口基数大，2021年四个区域人口合计占比53.6%，市场规模庞大；然而总消费支出占全球的比重仅16.3%，远低于人口占比，显示亚非拉国家具有很大的消费升级潜力。以汽车为例，非洲和南亚每千人汽车拥有量仅28.4和21.6辆，显著低于中国的137.2辆，有望成为我国汽车出口重要的市场。除此之外，非洲和南亚的城市化率分别为41.8%和35.4%，未来城市化提升可以带来庞大的基建需求。接下来，我们分别对非洲、中东、南亚和拉美进行消费者和投资标的“画像”。限于篇幅，在正文中，我们从人口、经济总量与人均GDP、经济结构、消费升级空间与基础设施情况，以及与中国的经贸前景出发，挑选最具有突出特点的地区进行概括和精炼分析，不求面面俱到；对于四个地区全面详细的解析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附录。具体看，

从人口数量与结构看，非洲人口规模大，人口红利突出；南亚人口稠密且保持了较快的增速。

2021年非洲总人口为11.9亿（占全球14.4 %），劳动力规模为4.5亿（占全球的13.0 %），65岁人口占比仅为3.1%（中国为13.2%），平均年龄为17.7岁（中国为38.5岁），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大陆。2021年非洲人口增速为2.6%，远高于其他地区。根据联合国的预测，2030年后非洲人口将超过中国，2050年总人口将达到21亿，在全球的占比将从当前的14.4%上升至21.7%，显著超过中国（图表50）。

2021年南亚人口达19亿，且保持较快增速，其中印度的人口红利优势将超越中国。根据联合国的测算，2023年印度人口超过中国，而到 2050年，中国人口将比现在减少8%，印度人口则将增长18%，达到16.7亿，比中国人口多27%（图表51）。

非洲和南亚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的2%和4.2%；人均GDP仍然偏低，相当于中国1995-1998年水平，但经济增速较快，特别是印度。

2021年非洲名义GDP为1.93万亿美元（占全球2.0 %），总消费为1.48万亿美元（占全球2.1 %）；人均名义GDP为1633美元，仅为中国13%。非洲国家内部存在较大差异，2021年塞舌尔人均GDP达到1.47万美元，是收入最低的布隆迪的66倍。从不变价的人均GDP来看，2021年非洲相当于1995年的中国（图表52）。疫情前十年（2010-2019年）非洲GDP平均增速为4.1%，高于全球平均增速（3.7%）。2020年非洲GDP一度下滑1.7%，2021年后经济从疫情冲击中修复。根据IMF的预测，2023-24年非洲经济增速有望达到3.6%和4.2%，高于全球的2.8%和3.0%。

2021年南亚名义GDP为4.1万亿美元（占全球4.2%），总消费为3万亿美元（占全球4.3%）。2021年人均名义GDP为2150美元，仅为中国17%。从不变价的人均GDP来看，2021年南亚相当于1998年的中国（图表53）。南亚整体的经济增速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根据IMF的预测，2023-24年印度经济增速有望达到5.9%和6.3%，显著高于全球的2.8%和3.0%。

从经济结构来看，非洲与南亚农业占比仍然较高，制造业占比较低；而中东经济受油价和地缘政治影响较大。

非洲与南亚农业占比仍然较高，制造业占比较低。2021年非洲GDP中农业占比为17.2%，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4.3%）；制造业占比则从1981年的18.4 %持续下降至2021年的11.5 %，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6.6%），也低于其他各个地区的水平（图表54）。2021年南亚GDP中农业的占比16.7%，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4.3%）；工业占比则2021年的25.9%，剔除占比较大的采矿和建筑，制造业占比仅为14%，显著低于中国的27.4%（图表55）。

中东经济受油价和地缘政治影响较大。中东为主要的原油生产国，经济受到油价的影响较大。根据世界银行2023年1月的预测，2023-24年由于油价下降以及疫情后服务业复苏提振影响的消退，中东经济增速将从2022年的5.7%回落至2023-24年的3.5%和2.7%（图表56），而2023-24年全球GDP增速为2.8%和3.0%。此外，地缘政治以及宗教矛盾对中东地区经济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美国长期制裁伊朗，对伊朗的石油生产和经济造成重大冲击。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先后发生战争，经济遭到严重打击，造成大量难民。

从消费升级和基础设施提升的潜力看，非洲与南亚是典型的发展中经济体，消费有较大升级空间；非洲、南亚和拉美地区基础设施都有升级的空间。

非洲方面，2021年食品消费仍然占总消费的四成，而美欧等发达国家居民食品消费通常仅占总消费的十分之一。2022年底非洲1.23亿人口（总人口的12%）面临食品不安全问题（acute food insecurity）。按照不变价美元计算，2021年非洲人均GDP与中国1995年相当；2019年非洲每千人汽车拥有量仅为28辆，与中国2006年水平相当。参考中国1995年后增长经验，汽车、空调、冰箱、洗衣机等耐用品需求随着收入的提高将出现持续大幅增长。中国在上述行业都具有较强的全球竞争力，非洲居民消费升级有助于中国对非相关产品的出口。此外，非洲基础设施缺口较大，供水、电信等基础上设施水平均有较大提升空间。例如宽带普及率仅为0.8%，上网人口占比仅为29%（全球为60%），用电的比率仅为48%（全球为90%）（图表57）。

南亚方面，从消费市场看，2019年每千人汽车拥有量仅为21.6辆，相当于中国2005年的水平；手机每百人拥有量85台，低于全球的110台，相当于中国在2012年的水平。基建方面，21年印度铁路里程6.8万公里，显著低于中国的11万公里；电力设施方面，南亚有4.2%的人口尚无法通电，较2000年的中国比例更高，电力设施也有提升空间。网络基础设施方面，每百人宽带覆盖率仅为2.4（图表58-61），仅相当于中国2005年的水平。

拉美基础设施有待升级，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例如，截至2021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约70% 的道路未铺设路面，而南亚和东亚的这一比例分别不到 50% 和 30%；全球铁路基础设施最差的20个国家中，有10个在拉丁美洲，包括巴西、哥伦比亚和秘鲁等。拉美国家虽然早已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但仍然有1.5%的人口没有通电，相当于中国2006年的水平，因此电力基础设施还有完善的空间。网络基础设施方面，宽带每百人使用人数量为16.8人，低于全球的17.8人，相当于中国2014年的水平。

展望中国与非洲、中东、南亚和拉美的经贸关系和未来的合作前景，四地的共性在于基础设施领域合作空间广阔。具体看，

非洲基础设施存在较大缺口，为中国企业提供相应发展机会。例如，2020年非洲超过一半的人口仍不能用电，远低于中国和印度同期水平（图表62）。根据非洲开发银行的估计，非洲需要每年1300-1700亿美元的基建投资，才能够实现完全电气化、普及基本用水和卫生设施，融资缺口在680-1080亿美元。中国在电力、水利、电信等基础设施领域都有着较强的竞争优势，例如，非洲“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基础设施项目平均耗时2.8年，大约是世界银行或非洲开发银行所需时间的三分之一。往前看，预计基础设施相关领域仍然是中非经济合作的重点，从而带动相关领域的出口。非洲的低储蓄率意味着其依赖于外部融资。

传统基建以及能源领域是中国和中东合作的重要领域，有望继续推动相关产业链的出口。2005年以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签署了价值2230亿美元的大型投资交易和建设合同，其中52%流向了GCC国家（海湾合作委员会，包括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阿曼、巴林、也门）。中国对GCC国家的投资建设合同额自2015年以来快速增长，2017年达到169.6亿美元，之后受疫情影响出现下滑。2022年中国在该地区的投资建设力度有所回升，2022 年上半年，沙特阿拉伯通过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获得了 55 亿美元的投资合同，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图表63）。

南亚面临较大的基础设施投资缺口，中国在南亚地区的基础投资集中在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印度周边国家。例如，中国以中巴经济走廊（CPEC）的形式承诺提供超过6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电力、道路、工业区、管道和瓜达尔深水港的建设。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CCCC)在为马尔代夫修建公路、机场和医院等基础设施。在斯里兰卡南部的汉班托塔，中国企业建造了机场、港口以及高速公路。

拉丁美洲基建有较大升级空间，利好中国相关行业。拉美超过60%的道路未铺设路面，而亚洲新兴经济体和欧洲为46% 和 17%；三分之二的污水未经处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卫生条件差和缺乏清洁用水是五岁以下儿童的第二大杀手；拉美输配电网络的电力损失是世界上最高的。拉丁美洲基础设施支出占 GDP 的比例低于除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外的其他地区（图表64）。往前看，拉美地区基建有较大的升级空间，利好中国相关行业。

然而，中国对四地的经贸合作前景又存在差异性。具体看，

非洲对华态度整体相对更加友好，为发展中非贸易创造条件。根据《经济学人》2022年对7个非洲国家的调查，所有七个国家都认为10年后中国比美国更强大，同时认为中国的影响力也有利的。研究机构 Afrobarometer 2021年对 34 个非洲国家的调查发现，63% 的受访者认为中国“非常”或者“有点”积极影响，高于美国的比率（60%）。中非双方也持续推进经贸合作。2021年12月三年一度的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承诺2022-2024年从非洲的进口总额将达到3000亿美元，相对2019-2021年进口总额增长10%以上。《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则提出，促进双边贸易均衡增长，使2035年中非年贸易额达到3000亿美元，相对2019-2021年的平均年贸易额增长39%。受益于2021和2022年中非贸易的快速增长，2022年中非年贸易额已经达到2826亿美元，增速远超《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中的规划。
中东经济转型为中国相关企业提供新的机遇。为了应对全球能源转型对本地区经济的冲击，中东产油国均推动本国经济转型，降低对石油的依赖，追求经济的多元化，例如沙特的“2030愿景”和阿联酋的“2035愿景”。以沙特为例，“2030愿景”重点发展的一些领域，中国企业已经有一定的积累，例如云计算、金融科技、新能源、物联网等都出现迅猛增长。2022年12月中沙元首会晤后，沙特与中国企业签署了34项投资协议，涉及绿色能源、信息技术、云服务、交通、物流、医疗、住房、建筑等领域。

中国对南亚出口中机电产品和金属制品拉动作用较大，符合当地发展水平实际的产品具有较大潜力。22年中国对南亚（印度+巴基斯坦）出口中，化工、金属制品占比达到32%，超过中国总出口中的占比；运输设备、纺织服装等轻工产品的占比超过中国总出口中的占比。从人均GDP、汽车保有量等指标来看，南亚经济发展落后中国15-20年。随着南亚地区经济发展，消费升级产品或有较大前景。例如印度道路上超过 70% 的车辆是两轮车（踏板车和摩托车），10%为三轮机动车，汽车以及电动汽车未来有较大的升级空间。
拉美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储量，除了铜、铁矿石等传统资源，对中国高科技行业发展至关重要的锂等金属储量同样位居前列，但并未被完全商业化。世界上超过一半的锂位于拉美地区（主要位于玻利维亚、阿根廷和智利的“锂三角”）；智利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铜供应；巴西拥有第三大稀土元素储量（约占全球总量的 10%）（图表65）。虽然拉美的采矿业吸引了较多海外投资，例如智利和秘鲁是铜矿开采领域历史悠久的全球领导者，但大多数并未达到最大潜力。例如，玻利维亚的锂资源几乎没有被商业化（图表66）。

3.2 一带一路等战略的驱动可能会持续推动中国对亚非拉地区的出口

中国政府仍在持续推进覆盖一带一路国家的自贸区网络建设，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贸易融合。截至2023年5月，一带一路国家中已经有18个国家与我国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包括东盟10国、智利、新西兰等，既有《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种多边自由贸易协议，也有中国与智利所签署的双边自由贸易协议。此外，中国正积极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以及与韩国、新加坡、海合会、以色列、尼加拉瓜等25个“一带一路国家的自贸协定谈判或升级谈判，并积极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商务部在3月例行记者会表示，将在“扩围、提质、增效”三个方面，继续积极推进与包括一带一路国家在内的贸易伙伴开展自贸合作，显示中国政府对进一步深化自贸区建设和一带一路的态度较为坚定。

过去十年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国家奠定了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基础，为进一步经贸和金融合作提供了较为充足的硬件设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方面，以中老铁路、中泰铁路、匈塞铁路、雅万高铁等合作项目为重点的区际、洲际铁路网络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中吉乌国际道路运输实现常态化运行、中越北仑河公路二桥建成通车、且中国与15个沿线国家签署了包括《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在内的18个双多边国际运输便利化协定。能源方面，中俄原油管道、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保持稳定运营，中俄天然气管道东线于2019年12月部分实现通气，将于2024年全线通气，中缅油气管道全线贯通。通讯设施方面，中缅、中巴、中吉、中俄跨境光缆信息通道建设取得明显进展；中国与国际电信联盟签署《关于加强一带一路框架下电信和信息网络领域合作的意向书》；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签署丝路光缆合作协议。

中国积极探索一带一路框架下建设基础设施的投融资模式，金融互联互通不断深化，为进一步加深经贸和金融合作打下了坚实的金融基础。中国探索出了主权财富基金跨国合作、对海外基础设施投资的新路径。例如，阿联酋阿布扎比投资局、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等主权财富基金对沿线国家主要新兴经济体投资规模显著增加；丝路基金与欧洲投资基金共同投资的中欧共同投资基金于2018年7月开始实质性运作，投资规模5亿欧元，有力促进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欧洲投资计划相对接。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金融互联互通不断深化，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互设银行分支机构，中国还先后与20多个沿线国家建立双边本币互换安排，与7个沿线国家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与35个沿线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签署了合作文件。人民币国际支付、投资、交易、储备功能稳步提高，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业务范围已覆盖近40个沿线国家和地区。

RCEP全面生效，与一带一路相辅相成、充分释放“1+1＞2”的共同发展新动能。6月2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菲律宾正式生效，标志着RCEP对15个签署国全面生效。RCEP是区域经贸规则领域的突破，涵盖了货物、服务、投资等全面的市场准入承诺，并且对服务贸易的开放度超过了成员国间原有的双边自贸协定的开放水平，RCEP专注于贸易领域，虽然范围不及一带一路的“五通”建设内容广泛，但RCEP有区域经贸合作机制“硬约束”，其实践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树立了国际规则协调典范。

3.3 中国企业对亚非拉地区投资（FDI）高速增长，将进一步与商品和服务出口互相促进、正向循环

近年来中国企业出海再次加速，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增长，并保持较强的盈利能力。2021年中国对外投资存量增长7.9%，达到2.79万亿美元（图表67），占全球对外投资存量的6.7%，位于全球第三位。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以下简称流量) 2020-2021年快速增长，增速分别为12.3%、16.3%，2021年流量达到1788亿美元，占当年全球流量的10.5%（图表68），位于全球第2位，自2003年以来已经连续10年位于全球前三。此外，根据《202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21 年境外企业的经营情况良好，超七成企业盈利或持平。当年收益再投资（即新增留存收益）993亿美元，创历史最高值，占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56%。

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来看，租赁和商业服务占比最高，而制造业份额相对较小，有较大提升空间。2021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批发零售的存量规模为1.12万亿和3696亿美元，占对外直接投资比重的40%和13%；制造业存量2633亿美元，占比约9%，有较大提升空间（图表69）。数据显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比很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官方公布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业是第一目的地的行业分布，而第一目的地可能是中转地，因而并不能够准确代表投资最终流向的行业分布。企业以避税为目的将第一目的作为跳板，转向投资到其他地区的其他行业，部分投资甚至以“返程投资”的方式回到了国内。公报中商务服务业的投资很有可能最终流向了其他行业，因而这一占比存在被高估的可能性。

从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来看，近年来，批发零售、基础设施相关产业以及制造业增速较快。以2018-21年三年复合增速衡量，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年均增长8%，而批发零售、基础设施相关产业以及制造业增速则分别为32%、19%和12%（图表70）。例如，中国在海外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特定项目的出口增速。从2021年10月开始，中国出口沙特的挖掘机金额呈现指数增长，22年12月出口额达6792万美元，2022年全年出口增长约6成。

出海企业的构成上，表观上看，服务业企业占比较大；非国有企业占比快速上升。2021年底，中国境内2.9万家企业在海外设立4.6万家境外企业（图表71），广泛分布在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资产总额5.5万亿美元，销售额达3万亿美元，增速分别为10%和26%（图表72）。2021年2.9万家境内出海企业中，有0.9万家是制造业（不包括采矿），占比32%；批发零售、租赁和商务服务企业数量分别为0.66万家和0.39万家，占比分别达23%和14%（图表73），其占比较大的原因可能仍是前文提到的企业以避税为目的将第一目的作为跳板，先设立商务服务公司进而投资制造业等。从所有制来看，非国有企业占比已经与国企持平。（图表74）2006年出海企业中非国有企业占比不到20%，而2021年非国有企业占比已经接近50%。从工商企业注册类型看，2021年（控制人为自然人）的私营企业占比达33%，加上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私营成分，私营企业的份额可能更高（图表75）。

以非洲为例，过去二十年中国加码了对非洲的直接投资，是非洲最大的债权人和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来源。

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存量低于英法，但超过美国。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FDI）从2003年的7500万美元上升到2020年的42亿美元。中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存量（440亿美元）低于英国（660亿美元）或法国（650亿美元），但略高于美国（430亿美元）。从行业来看，中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主要是集中在建筑和采矿（占比为55%）（图表76）；从国别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南非、刚果共和国、赞比亚、安哥拉等国（图表77）。根据麦肯锡在2017年的估计，约1万家中国企业活跃在非洲，是商务部实际注册数目的数倍，大约三分之一企业从事制造业，贡献了非洲工业产值的接近八分之一。这些企业中的大企业通常为国企，但九成为私营企业。这些企业为当地创造了较多就业，非洲员工约占中国公司劳动力的 70-95%。伦敦经济学院的研究[25]发现，中国直接投资流入后 6-12 年对当地经济活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另一项研究则发现，中国直接投资流入2年后，当地平均增长率提高了 0.4-1.5 个百分点，且项目周围的区域的夜间灯光（经济活动的标志）增加了 8%。

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拉动中国出口。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出口额的时间序列直观看，两者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图表78）；而从中国对世界各国的直接投资存量和出口的散点图可以进一步印证两者显著的正向关系（图表79）。根据刘晓光等（2015）的测算，即使剔除了东道主国家的经济规模、基础设施水平、与中国的距离等因素，中国对东道主国的直接投资仍然能够显著地促进中国与该国贸易。平均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提高10%，下一期对出口和进口的提振达2.1%，对净出口的提振达2.9%。例如，近年来中国与东盟产业链加速融合，促进了中国对东盟产品的出口（参见《中国出口产业链的升级与重塑》2023/4/16）。

中国企业出海促进了中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向开放。2018-2022年中国经常账户贷方金额和借方金额的复合增速分别达6.1%和4%，2022年绝对规模升至4万亿和3.6万亿美元，显示经常账户双向敞口均扩大（图表80）。20-22年受疫情扰动，中国服务贸易逆差大幅收窄，从2019年4季度的594亿美元压缩至22年1季度的301亿美元，意味着服务进口额大幅下滑。随着疫情扰动消退，中国服务贸易逐步恢复，逆差在23年1季度重新扩大至470亿美元，其中旅行项的逆差由22年1季度的242亿美元扩大至23年1季度的434亿美元（图表81）。

4.与亚非拉国家经贸合作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犹存

不可回避的是，与亚非拉地区的经济合作面临较高的交易成本，投资的波动性和风险溢价都可能高于发达国家——相对东盟和发达国家，亚非拉国家经济增长波动性更大、债务风险更高，中国与亚非拉的经贸合作，需要更多关注对手方需求波动和信用风险等因素。同时，中国与亚非拉保持较高贸易顺差，需处理好“失衡”带来的可能矛盾。

首先，亚非拉地区的债务风险问题值得关注。从外债总额占GNI的比重来看，亚非拉国家中拉美地区的债务问题最为严重，2021年，拉美外债总额与GNI之比高达45.8%，其次是非洲地区（43.1%）。对比来看，非洲、拉美和中东的债务风险均高于中等收入国家，所有地区的债务占比都高于中国（图表82），中国与亚非拉地区的经贸合作需重点关注交易对手的债务信用风险。

其次，中国对亚非拉地区顺差加大，可能存在贸易失衡问题。2022年处中东地区以外，中国对南亚（1527亿美元）、拉美（198亿美元）和非洲（171亿美元）均维持贸易顺差（图表83）。近年来中国对非洲、拉美和南亚地区的贸易顺差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需警惕贸易顺差失衡可能带来的国际贸易摩擦和国内经济结构性失衡的问题。

分地区来看，各地区值得重点关注的风险因素有所侧重：

中国企业需关注非洲地区的政治局势和债务风险问题。新冠疫情下非洲通胀压力大，经济增长势头放缓，政治局面也面临诸多不稳定因素，西非多国政局动荡，中部和东部非洲冲突与纷争不断。2023年4月，苏丹爆发武装冲突，地缘政治和战争造成的不稳定局势对企业经营带来的负面影响值得关注。再者，美联储激进加息对非洲造成的影响在短期内难以消除，非洲地区债务风险骤增，需关注非洲地区的债务违约风险。

中东地区地缘政治矛盾有所缓和，但仍需要警惕高通胀及长期社会结构性问题冲击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近年来，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上升，助力中东地区实现和平稳定。例如，2023年3月经中国斡旋，沙特和伊朗决定恢复外交关系，叙利亚和也门的冲突也有望得到缓和。地缘政治风险的下降有助于增强中东地区的稳定性，长远看有助于提振中东地区的增长。但需要警惕高通胀及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冲击社会稳定。2022年俄乌冲突以来，部分中东国家通胀特别是食品价格攀升，叠加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民众的不满可能导致威胁社会稳定。

中国应警惕投资南亚可能带来的债务风险和南亚地区激烈的地缘政治博弈。华盛顿特区全球发展中心的2018年的一份新文件指出，全球有八个“一带一路”国家处于“债务困境的特殊风险”。其中包括债务可能超过 GDP 100% 的马尔代夫和巴基斯坦。再者，印度对中国在南亚开展的一带一路倡议极为敏感，认为中国在南亚的经贸往来会给印度带来威胁，多方干扰中国在南亚的合作项目，并同中国在南亚地区经济活动展开激烈竞争，中国企业需警惕印度地缘政治博弈所带来的经营风险。

中国企业走向拉美，需关注拉美结构性的政治经济问题。拉美市场竞争程度不足，当地大企业垄断，造成效率低下和缺乏有消费能力的中产阶层。根据麦肯锡的研究，拉美存在两个“缺失的中间地带”：一是，中型企业短缺，企业垄断严重：拉美年销售额在1000万至5亿美元之间的公司数量仅为对照组（拉美地区以外的10个新兴经济体）的一半左右；二是，缺少高薪工作，抑制了中产阶层的扩大，阻碍企业投资。拉美收入后四分之三居民的消费量仅占总消费量的40%，而对照组则为三分之二。

5.风险提示

1. 亚非拉经济发展不及预期。亚非拉国家可能存在债务风险问题，经济增长波动也更大。同时，亚非拉国家面临垄断、政府腐败等结构性的问题，经济发展可能不及预期。

2. 亚非拉通胀与地缘政治风险超预期。非洲、中东等地区地缘政治形势较为复杂，中国企业出海需管理和应对此类风险。全球通胀仍然居高不下，中国企业出海需要警惕高通胀及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冲击当地社会稳定。

附录：非洲、中东、南亚与拉美分地区详细画像

亚非拉国家和地区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和消费升级潜力，基建和制造业产能有较大的输出空间。亚非拉地区人口基数大，2021年四个区域人口合计占比53.6%，市场规模庞大；然而总消费支出占全球的比重仅16.3%，远低于人口占比，显示亚非拉国家具有很大的消费升级潜力。以汽车为例，非洲和南亚每千人汽车拥有量仅28.4和21.6辆，显著低于中国的137.2辆，有望成为我国汽车出口重要的市场。除此之外，非洲和南亚的城市化率分别为41.8%和35.4%，未来城市化提升可以带来庞大的基建需求。接下来，我们分别对非洲、中东、南亚和拉美进行消费者和投资标的“画像”。具体看，

附录1. 长期看，非洲拥有较大的增长潜力

撒哈拉以南非洲（简称“非洲”）人口规模大、人口红利突出，但人均GDP仅为中国的13%，经济结构中农业占比仍然较高，消费有较大升级空间。2021年非洲地区人口过亿的国家有两个，分别是尼日利亚（2.1亿）和埃塞俄比亚（1.2亿）（图表84）；尼日利亚GDP总量（4408亿美元）同样位列第一，南非GDP总量（4190亿美元）紧随其后（图表85）。

从人口结构看，非洲人口规模大，人口红利突出。2021年非洲总人口为11.9亿（占全球14.4 %），劳动力规模为4.5亿（占全球的13.0 %），65岁人口占比仅为3.1%（中国为13.2%），平均年龄为17.7岁（中国为38.5岁），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大陆。2021年非洲人口增速为2.6%，远高于其他地区。根据联合国的预测，2030年后非洲人口将超过中国，2050年总人口将达到21亿，在全球的占比将从当前的14.4%上升至21.7%，显著超过中国（图表86）。

但非洲经济总量和人均GDP仍然偏低，经济增速高于全球平均。2021年非洲名义GDP为1.93万亿美元（占全球2.0 %），总消费为1.48万亿美元（占全球2.1 %）；人均名义GDP为1633美元，仅为中国13%。非洲国家内部存在较大差异（图表87），2021年塞舌尔人均GDP达到1.47万美元，是收入最低的布隆迪的66倍。从不变价的人均GDP来看，非洲人均2021年非洲相当于1995年的中国（图表88）。疫情前十年（2010-2019年）非洲GDP平均增速为4.1%，高于全球平均增速（3.7%）。2020年非洲GDP一度下滑1.7%，2021年后经济从疫情冲击中修复。根据IMF的预测，2023-24年非洲经济增速有望达到3.6%和4.2%，高于全球的2.8%和3.0%。

从经济结构来看，非洲农业占比仍然较高，城市化率仍有空间。2021年非洲GDP中农业占比为17.2%，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4.3%）；制造业占比则从1981年的18.4 %持续下降至2021年的11.5 %，略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6.6%），也低于其他各个地区的水平。（图表89）。非洲城市化率仅为41.8%，高于南亚（35.4%），但远低于中东（65.8%）和拉美（81.4%），城市化仍然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非洲仍然是典型的发展中经济体，消费有较大升级空间，而基础设施缺口严重。2021年食品消费仍然占总消费的四成，而美欧等发达国家居民食品消费通常仅占总消费的十分之一。2022年底非洲1.23亿人口（总人口的12%）面临食品不安全问题（acute food insecurity）。2019年非洲每千人汽车拥有量仅为28辆，与中国2006年水平相当。此外，非洲基础设施缺口较大，供水、电信等基础上设施水平均有较大提升空间。例如宽带普及率仅为0.8%，上网人口占比仅为29%（全球为60%），用电的比率仅为48%（全球为90%）（图表90）

非洲对华态度较为友好，中非双方均有较强动机推动经贸合作，长期看非洲的人口红利意味着非洲拥有较大的增长潜力，但潜力的释放有赖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定向投入。非洲基建投资和消费升级需求预计是中非经济合作的重点。

非洲对华态度整体相对更加友好，为发展中非贸易创造条件。根据《经济学人》对7个非洲国家的调查，所有七个国家都认为10年后中国比美国更强大，同时认为中国的影响力也有利的。研究机构 Afrobarometer 2021年对 34 个非洲国家的调查发现，63% 的受访者认为中国“非常”或者“有点”积极影响，高于美国的比率（60%）。

中非双方也持续推进经贸合作。2021年12月三年一度的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承诺2022-2024年从非洲的进口总额将达到3000亿美元，相对2019-2021年进口总额增长10%以上。《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则提出，促进双边贸易均衡增长，使2035年中非年贸易额达到3000亿美元，相对2019-2021年的平均年贸易额增长39%。受益于2021和2022年中非贸易的快速增长，2022年中非年贸易额已经达到2826亿美元，增速远超《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中的规划。

长期看，非洲拥有较大的增长潜力。非洲农业占比达17%，城市化率不到50%，经济转型和升级仍然有较大空间。2050年，非洲人口将从当前的10亿左右增长到20亿左右，贡献全球人口增量的一半。此外，2040年后非洲以外地区劳动年龄人口预计将出现负增长，而非洲仍然能够维持正增长（图表91），2050年非洲劳动年龄人口将占到全球的22%，与中国在2010年的水平相当。此外，数字技术的发展也为非洲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创造可能。但是，非洲增长潜力的释放依赖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定向投入。

基建投资和消费升级需求是中非经济合作的重点。非洲基础设施存在较大缺口，为中国企业提供相应发展机会。例如，2020年非洲超过一半的人口仍未不能用电，远低于中国和印度同期水平（图表92）。根据非洲开发银行的估计，非洲需要每年1300-1700亿美元的基建投资，融资缺口在680-1080亿美元，才能够实现完全电气化、普及基本用水和卫生设施。中国在电力、水利、电信等基础设施领域都有着较强的竞争优势，例如，非洲“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基础设施项目平均耗时2.8年，大约是世界银行或非洲开发银行所需时间的三分之一。往前看，预计基础设施相关领域仍然是中非经济合作的重点，从而带动相关领域的出口。非洲的低储蓄率意味着其依赖于外部融资。非洲经济增长将促进居民消费升级，提振对中国消费品的需求。按照不变价美元计算，2021年非洲人均GDP与中国1995年相当。参考中国1995年后增长经验，汽车、空调、冰箱、洗衣机等耐用品需求随着收入的提高将出现持续大幅增长。中国在上述行业都具有较强的全球竞争力，非洲居民消费升级有助于中国对非相关产品的出口。

附录2. 中东地区经济转型为中国企业提供机遇

中东与北非地区（简称“中东”）是地缘政治的重要节点，位于欧洲、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亚和南亚的交汇处，除了包含全球主要的海上航线外，也是重要的能源供应基地。但是另一方面，该地区长期遭受宗教极端势力以及地区冲突影响，地区和平和稳定面临挑战。中东与北非包括21个国家，2021年GDP总量为3.7万亿美元，总人口为4.9亿。

从人口结构看，中东人口增速较快，但劳动参与率偏低。2021年中东总人口为4.9亿（占全球6.2 %），劳动力规模为1.5亿（占全球的4.4 %），65岁人口占比仅为5.3%（中国为13.2%），人口结构仍然较为年轻，但是劳动参与率在主要地区中最低，2019年仅为50%，低于全球平均水平（66%），主要是因为女性劳动参与率较低，仅为21%（全球为52%）。2021年中东人口增速为1.3%，在全球主要地区中仅次于非洲。

中东经济受油价和地缘政治影响较大。2021年中东名义GDP为3.7万亿美元（占全球3.8 %），总消费为2.5万亿美元（占全球3.6 %）。2021年人均名义GDP为7569美元，相当于中国的60%，但内部存在分化，部分国家人均GDP高于中国（图表93）。例如2021年沙特人均GDP为2.32万美元，比中国高85%。从不变价的人均GDP来看，2021年中东相当于2013-2014年的中国。中东为主要的原油生产国，经济受到油价的影响较大。根据世界银行2023年1月的预测，2023-24年由于油价下降以及疫情后服务业复苏提振影响的消退，中东经济增速将从2022年的5.7%回落至2023-24年的3.5%和2.7%（图表94），同期，2023-24年全球GDP增速为2.8%和3.0%。此外，地缘政治以及宗教矛盾对中东地区经济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美国长期制裁伊朗，对伊朗的石油生产和经济造成重大冲击。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先后发生战争，经济遭到严重打击，造成大量难民。

从经济结构来看，中东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均位于较高水平。2021年中东GDP中工业占比达到39%，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8%），与中国相当，在全球主要地区位于较高水平。背后是因为中东较多产油国经济严重依赖原油工业，导致工业占比偏高。例如2022年沙特石油相关的增加值达到GDP的41%。从城市化率来看，2021年中东地区为66%，高于全球平均水平（56%），略高于中国（63%）。而去掉采掘业，21年制造业占比近12.1%。

从发展水平看，中东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均超过全球平均水平。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来看，中东地区的班轮联通指数、人均集中箱港口货运量、人均航空货运量、航空客运量等指标均明显高于其他亚非拉地区（图表95）；中东国家的高铁里程及高铁密度排名靠前，在铁路和高速公路里程上升居中。2019年中东每千人汽车拥有量为137辆，与中国相当。中东基础设施整体略好于全球平均水平，例如上网人口占比为76%（全球为60%），每百人拥有手机117部（全球为110），用电的比率仅为97%（全球为90%）（图表96-图表99）。

中国对中东的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有较大提升空间。根据商务部数据，2003-2020年以来，中国对于中东地区的直接投资（ODI）一度上升至2014年的27亿美元，此后逐步回落，2020年再次回升至34亿美元；中国在中东地区的直接投资存量则稳步回升，2020年规模达到276亿美元。从占比来看，2021年中东地区在中国ODI流量和存量的占比都是0.8%（图表100），中东FDI存量占中东GDP的比重仅为0.6%（图表101），未来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2005年以来，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累计签署了2230亿美元的投资和建设合同，其中52%流向了GCC（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中国对GCC国家的投资建设合同额自2015年以来快速增长， 2017年达到169.6亿美元，之后受疫情影响出现下滑。2022年中国在该地区的投资建设力度有所回升，2022 年上半年，沙特阿拉伯通过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获得了 55 亿美元的投资合同，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图表102）。

长期看，中东国家的经济转型为中国企业提供新的机遇，有望成为未来中国企业出口的重要目的地。除了传统基建以及能源合作外，绿色转型、数字经济有望成为未来中国企业出海的重要抓手。

传统基建以及能源领域仍然是中国和中东合作的重要领域，有望继续推动相关产业链的出口。2005年以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签署了价值2230亿美元的大型投资交易和建设合同，大部分都是来自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阿曼、巴林、也门）、阿尔及利亚、埃及和伊拉克等。

中东经济转型为中国相关企业提供新的机遇。为了应对全球能源转型对本地区经济的冲击，中东产油国均推动本国经济转型，降低对石油的依赖，追求经济的多元化，例如沙特的“2030愿景”和阿联酋的“2035愿景”。以沙特为例，“2030愿景”重点发展的一些领域，中国企业已经有一定的积累，例如云计算、金融科技、新能源、物联网等都出现迅猛增长。2022年12月中沙元首会晤后，沙特与中国企业签署了34项投资协议，涉及绿色能源、信息技术、云服务、交通、物流、医疗、住房、建筑等领域。

附录3.中国与南亚的贸易有较大发展空间

南亚由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不丹和马尔代夫等国家组成；印度无疑是该地区主导的国家。南亚人口规模大、人口增速较快，人均GDP仅为中国的17%，制造业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

从人口结构看，南亚人口稠密且保持了较快的增速。2021年南亚人口达19亿，且保持较快增速。印度的人口红利优势将超越中国。根据联合国的测算，2023年印度人口超过中国，而到 2050年，中国人口将比现在减少8%，印度人口则将增长18%，达到16.7亿，比中国人口多27%（图表103）。

从经济来看，南亚经济总量和人均GDP处于较低水平，但主导国家印度增速较快。2021年南亚名义GDP为4.1万亿美元（占全球4.2%），总消费为3万亿美元（占全球4.3%）（图表104和图表105）。2021年人均名义GDP为2150美元，仅为中国17%；从不变价的人均GDP来看，2021年南亚相当于1998年的中国（图表106和图表107）。南亚整体的经济增速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根据IMF的预测，2023-24年印度经济增速有望达到5.9%和6.3%，显著高于全球的2.8%和3.0%。

从经济结构来看，南亚制造业占比相对较低，城市化率也有较大提升空间。2021年南亚GDP中农业的占比16.7%，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4.3%）；工业占比则2021年的25.9%，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7.6%），然而刨去采矿和建筑占比较大，制造业占比仅为14%，显著低于中国的27.4%（图表108）；南亚城市化率仅35.4%，低于中国的62.5%，有较大提升空间。

从发展水平看，人口稠密的南亚，消费市场潜力较大，且基础设施落后。消费市场方面，2019年每千人汽车拥有量仅为21.6辆（图表110），相当于中国2005年的水平；手机每百人拥有量85台，低于全球的110台（图表111），相当于中国在2012年的水平。基建方面，21年印度铁路里程6.8万公里，显著低于中国的11万公里；电力设施方面，南亚有4.2%的人口尚无法通电（图表109），较2000年的中国比例更高，电力设施也有提升空间。网络基础设施方面，每百人宽带覆盖率仅为2.4（图表112），仅相当于中国2005年的水平。

往前看，以印度为代表的国家人口红利优势明显，且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中国与南亚的贸易可能在符合当地发展水平的产品有较大的成长空间。基建方面，中国对南亚的投资集中在印度的周边国家。

以印度为代表的南亚，人口众多，消费市场广阔。2023年印度人口达到14 亿，超过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人口以及收入增长将促使印度民众消费升级。例如，苹果在美国占据一半的市场份额，但是由于售价显著高于印度民众的收入水平，2022年在苹果在印度的市场份额仅为 4.5%。但随着经济发展带来的消费升级，苹果在印度的销售出现明显增长。据彭博社报道，截至今年 3 月，苹果在印度的收入接近 60 亿美元，同比增长近 50%。

中国对南亚出口中机电产品和金属制品拉动作用较大，符合当地发展水平实际的产品具有较大潜力。22年中国对南亚（印度+巴基斯坦）出口中，化工、金属制品占比达到32%，超过中国总出口中的占比；运输设备、纺织服装等轻工产品的占比超过中国总出口中的占比。从人均GDP、汽车保有量等指标来看，南亚经济发展落后中国15-20年。随着南亚地区经济发展，消费升级产品或有较大前景。例如印度道路上超过70%的车辆是两轮车（踏板车和摩托车），10%为三轮机动车，汽车以及电动汽车未来有较大的升级空间。

由于印度尚未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在南亚地区的投资集中在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印度周边国家。例如，中国以中巴经济走廊（CPEC）的形式承诺提供超过 600 亿美元的资金，主要用于发电、道路、工业区、管道和瓜达尔深水港。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CCCC)在为马尔代夫修建公路、机场和医院等基础设施。在斯里兰卡南部的汉班托塔，中国企业建造了机场、港口以及高速公路。

附录4.中国对拉美投资和贸易前景广阔

拉丁美洲（简称“拉美”）人口规模大，经济发展处于中等收入水平，消费潜力待释放。

从人口结构看，拉美人口增速较低，但有相当大的绝对规模，且劳动人口负担较轻，作为消费市场的潜力较大。2021年拉美人口增速为1.4%，但2021年拉美总人口仍达6.5亿（占全球8.3%）。其中劳动力规模为3亿（占全球的8.7%），抚养比仅为48.4%，低于非洲的83%，中东的55%以及南亚的52%。

从经济来看，拉美经济总量和人均GDP处于中等水平，但增速较慢。2021年拉美名义GDP为5.45万亿美元（占全球5.7%），总消费为4.3万亿美元（占全球6.2%）。2021年人均名义GDP为7569美元，为中国66%。从不变价的人均GDP来看，2021年拉美相当于2016年的中国（图表113-图表115）。拉美整体的经济增速慢于全球平均水平。根据IMF的预测，2023-24年非洲经济增速仅1.2%和2.2%，低于全球的2.8%和3.0%。

从经济结构来看，拉美制造业占比相对较低，城市化率较高。2021年拉美GDP中农业的占比6.9%，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4.3%）；工业占比为29.9%，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7.6%），然而采矿和建筑占比较大，制造业占比仅为16%，显著低于中国的27.4%（图表116）；拉美城市化率高达81.4%，高于南亚（35.4%）和于中东（65.8%）。

从发展水平看，拉美仍是发展中经济体，消费市场广阔，电子消费品有提升空间，且基础设施有待升级。2019年每千人汽车拥有量为218辆，超过中国；但是更新换代更频繁的消费产品手机，2021年拉美每百人拥有量108台（图表117和图表118），相当于中国2017年的水平，与全球平均水平相当。拉美基础设施陈旧有待升级，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例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约 70% 的道路未铺设路面，而南亚和东亚的这一比例分别不到 50% 和 30%；全球铁路基础设施最差的 20 个国家中，有 10 个在拉丁美洲，包括巴西、哥伦比亚和秘鲁等。拉美国家虽然早已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但仍然有1.5%的人口没有通电，相当于中国2006年的水平，因此电力基础设施还有完善的空间（图表119）。网络基础设施方面，宽带每百人使用量为16.8，低于全球的17.8，相当于中国2014年的水平（图表120）。

近年来，中国对拉美新能源相关材料需求明显上升，同时中国对拉美的直接投资由石油、矿业等转向电力、港口等基建。贸易方面，近年来中国对拉美的新能源材料需求明显上升。2017 年至 2021 年期间，拉丁美洲向中国出口的用于太阳能电池板的铝是前四年的 28 倍。同期，中国每年从厄瓜多尔进口用于风力涡轮机的轻木增长了 57%。智利 38% 的出口产品销往中国，其中超过四分之三是铜。如此前所论述的，近年来中国对拉美投资由石油、矿业等转向电力和港口基建等领域。2008年后中国政策性银行一度大幅增加了对拉美地区的贷款，但2020年后未提供新的贷款。委内瑞拉过去曾在该地区获得中国三分之二的资金，如今仅获得信贷以帮助其维持对中国的石油运输。

中国对拉美投资和贸易前景广阔。拉美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储量，除了铜、铁矿石等传统资源，对中国高科技行业发展至关重要的锂等金属储量同样位居前列。中国与拉美在贸易方面的合作前景广阔，而拉美基建的升级空间也有利于中国基建能力对其进行输出。

拉美矿产资源储备丰富，但并未被完全商业化。世界上超过一半的锂位于拉美地区（主要位于玻利维亚、阿根廷和智利的“锂三角”）；智利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铜供应；巴西拥有第三大稀土元素储量（约占全球总量的 10%）（图表121）。虽然拉美的采矿业吸引力较多海外投资，例如智利和秘鲁是铜矿开采领域历史悠久的全球领导者，但大多数并未达到最大潜力。例如，玻利维亚的锂资源几乎没有被商业化（图表122）。

因贸易保护主义，拉美尚未完全融入全球产业链。尽管拉美地区签订了1973年以来签订了近450项贸易协定，但超过370项是区域内的贸易协议，不涉及发达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拉美地区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较高，是世界上第二难进入的地区，仅好于撒哈拉以南非洲。贸易保护主义阻碍拉美地区制造业获取海外专业知识和技术，并纵容效率低下的企业，拖累拉美制造业的发展。例如，巴西可以通过向南方共同市场的成员国（包括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等）出口汽车，但不能从该地区以外采购零部件，这影响了巴西汽车行业的竞争力。

拉丁美洲基建有较大升级空间，利好中国相关行业。拉美基建存在较大缺口。拉美超过 60% 的道路未铺设路面，而亚洲新兴经济体和欧洲为46% 和 17%；三分之二的污水未经处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卫生条件差和缺乏清洁用水是五岁以下儿童的第二大杀手；拉美输配电网络的电力损失是世界上最高的。拉丁美洲基础设施支出占 GDP 的比例低于除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外的其他地区（图表123）。往前看，拉美地区基建有较大的升级空间，利好中国相关行业。

近年来中国对拉美的投资金额下降，投资结构也可能会发生变化。中国对拉美地区的贷款较多的年份是2010-2015年，2015年之后中国对拉贷款逐步下降，2020年后中国政策性银行几乎未向拉美提供新贷款（图表124）。委内瑞拉过去曾在该地区获得中国三分之二的资金（图表125），如今仅获得信贷以帮助其维持对中国的石油运输。中国对拉美的投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2005-2009年间95%的中国对拉美的直接投资流向了原材料领域，2015-2021年，这一比重下降到了46%。中国对拉美的原油进口量下降，关键金属（如铝、锂、轻木）进口量快速增加，同时电力成为中国重点的投资领域。

文章来源

本文摘自2023年6月25日发布的《出口亚非拉：中国制造的延伸与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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