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常讲，当前我国文化文明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事实上面临的是中华文明五千年以来的一个新的大变局。这个变局就是在传统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帝制全面进入现代意义上的共和政体以后，中国人究竟应该过一种什么样的现代生活的问题。对此，从近现代以来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还没有能从理论上进行很好的回答。而这个问题若得不到回答，不仅会影响中国当代社会科学的发展，会影响中华文明现代发展和中华文明伟大复兴，而且会影响当前我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
在基督教的一神论和绝对单一真理信仰的影响下，在当代全球社会科学界具有主导地位的西方社会科学不仅常有意无意地掩盖了其自身的单文明性质，而且在科学普世主义的包装和宣扬下往往被认为就是世界社会科学、就是全球普世的。我国社会科学长久以来也是被这一种近似神话般的观念影响或熏染，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过度强调了所谓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但事实上只是我在论文里所讲的“片面科学性”），而忽视了社会科学本身所具有的文明性，以及因此而来的客观存在的主观性和心灵性。
二、坚持不懈的探索尝试
也正是在以上的背景下，近二十多年来，就个人角度而言，我一直在竭尽所能地试图将中国传统文化文明和我所从事的具体社会科学研究结合起来。无论是我最早的用“政治化的双层社会”和“历史性的超级大国”两个概念或学术术语来解释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之谜的研究，还是我基于屈原等的“美政”思想发展的完美全面产品管理理论和完美治理理论，基于儒家对士和知识等的强调发展的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第四新模型——专家学者参与型或知识驱动型治理模型（scholar-and-expert-participated governance or knowledge-driven governance；标注英文翻译的出自英文著作等，下同），还是之后进一步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文明的深层观念（如中庸中道观和整体思维）发展或阐发的知识驱动型制度变迁（knowledge-driven institutional change）、知识驱动型社会（knowledge-driven society）、知识驱动型民主（knowledge-driven democracy）、协作性知识驱动型治理（collaborative knowledge-driven governance）、解决群体冲突的公共均衡非均衡理论、有限制度设计或有限制度设计学、公共管理学的有限制度设计路径（bounded and incremental design approach to public administration）、强政府与强社会组成强国家、民本民主、中国式多维复合社会治理、强韧性强活力社会，以及基于中国古代文论发展的新气象论等思想、理论或模型，这一追求和探索都始终如一，从未放弃。事实上，就是我在美国开始规划博士论文的选题时，我的最初想法本来也是要基于对中国传统已有哲学和治理思想的系统反思和批判，再结合比较研究和系统实证研究，发展一种全新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理论，但这被我在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的导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否决了，因为她说除非到东亚系等，美国的教授包括她自己事实上都不了解中国哲学和思想，也不会感兴趣，而这也是我后来转而去从更具体的专家学者参与的角度探讨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新模型的原因。她说的是对的。我后来也确实了解到，就是对我关爱有加和具有高度期待，并在每周四下午固定抽出几个小时和我进行深度讨论的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教授，他虽然从口头和内心里都非常热爱中国文化，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事实上也经常只停留在对“礼”的相对较浅层次的理解上。但是，即便如此，在内心深处，我仍然不由自主地让我博士论文后来的更具体的选题继续悄悄地承担着我再次试图将现代社会科学和中华文化文明传统相联系的实验任务，而这也是后来我多次明确地将我的博士论文研究所发展的专家学者参与型或知识驱动型治理模型也称为“孔子模型”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研究后来获得了2008—2009年美国公共政策和管理学会（The Association for Public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简称APPAM）的最佳博士论文奖。应该说，从某种程度上它也确实帮我实现了一些我当时所设定的研究要和中华文化文明相结合的小目标。但是，我仍然认为，在那时我还没有能很好地解决现代社会科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文明有效结合的问题。包括我之前和之后的很多研究在本质上还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有意识地呼应了、关照了、发展了或者重新阐发了某些中国固有文化要素、观念和思想，还没有真正从方法论等更深层的结构上系统解决我所思考的问题。同时，我也始终清醒地认识到，这一问题也绝不是一项研究或少量的研究就能一下子解决的，它不仅需要单个研究者的持续不断的艰辛努力，更需要整个学界恒久的共同协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