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这话讲得真是鞭辟入里。钱先生平日最厌恶那些在名利场加官场里混来混去的知识分子，满口都是迎合别人口味的虚情假意，他骂他们是市侩、风派。有一次，他边说边比画，说：“有的人不久前还激烈地表示要把某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现在又慷慨地表示要在这个人领导下意气风发搞革命。有的人在学术问题上也是这样翻来覆去，既要充当某个学问的权威，又去迎合政治风向把这学问说得十分不堪，来表示自己的革命。有的人在生活上锱铢必较，在对待外国人的态度上有失体面，缺乏一个大国学者的堂堂正正的风度。”
每当他生动地描述这些人物和事件时，他就显得激动、愤懑，但又是机邃、幽默而尖锐，使我常常想起《围城》中的某些人物和细节。因此，我就向他建议说：“你再写一个新的《围城》吧！这些材料足够你写的了。”
他却安详地笑笑，摇摇头说：“现在该你们去写了。”
从这些愤世嫉俗的议论中，你能说他不问世事吗？
钱先生正准备继续写《管锥编》，杨先生准备写小说。钱先生不肯多讲他的写作计划，只是说:“我现在要应付各方面的事，忙得很，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光做计划没有意思。还是我在《〈围城〉重印前记》中说得对：‘开得出菜单并不等于摆得成酒席。’谈了很多计划，做不成也没有意思。她——”他一边说，一边咯咯地笑得特别欢，戏谑地指着杨先生，抱拳作了一个揖，说：“她要写小说。我说过，文艺女神不会喜欢像我这样的老头子，至于是不是喜欢老女人，也许有例外，这我就不管了……”
“我实在有点气闷……”
这已是三十二年前的事了，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钱锺书先生的小文，刊载在香港《明报》上。但在寄稿之前，犹豫再三，还是把其中一段删除了。这在当时虽是事出有因，事后心里却总是不能释怀。近日在写这组关于钱先生的短文，想到这件事也不要再付阙如了。
事情是因批判电影《苦恋》引起的。1981年4月，北京一家大报头版发社论，接着几天又发读者来信和批判文章。有些报纸以及《时代的报告》增刊跟进响应，后者甚至在王府井叫卖“号外”，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这是“文革”结束后第一次较严重的政治上“上纲上线”公开批判一部文艺作品。文艺界更是议论纷纷，文艺领导层也有很大分歧，有的主张让作者修改后再考虑是否可以上映；有的认为根本没有修改的基础，主张立即进行批判。但是，电影只在文化界内部放映过几场，一般读者民众不知怎么一回事，批判一开始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弹。
就在一次“学习贯彻中央工作会议文件精神”的座谈会上，吴祖光有一个发言，说他出门时他太太新凤霞叮嘱他“今天无论如何不许你讲话”，“绝对不要讲话”，要汲取五七年的教训。但是，他到了会场还是忍不住发了言。他认为某些批判文章“无论在逻辑的不通、内容的苍白，和态度的粗暴上都是文化大革命“大批判”的再现”，“我甚至认为，现在发表这样的文章，是给我们的党抹黑，给我们的解放军抹黑”。他希望“好不容易在付出无数血与泪的代价之后”，能有一个“合理的、友好的、没有戒备的、畅所欲言的好的环境”，从而产生大批新的年轻作家和好作品。吴祖光的发言刚刚说完，就有人过来与他热情握手，表示支持。吴祖光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人就是钱锺书先生。到了散会时，钱先生又走近去与吴祖光再次握手。这件事使祖光大为激动。
过了一些日子，在又一次会上，祖光讲述了此事，说：“钱锺书同志是一个非常有学问、有修养，也是我很敬佩的同志。他因身体不好，很少出头露面参加这种活动。可是那天表示最热烈的恰恰是他，我确实感到有点受宠若惊。”他是从钱先生的这个举动来证明他的发言得到了有力的响应和受到鼓舞，也还可以看出他对钱先生的重视和高度评价。
我想，为什么钱先生仅仅一个无言的握手让吴祖光如此感动。一方面是因为1980年代初，“解放思想”的口号鼓舞着人们，同时“文革”的阴影却徘徊不去，“心有余悸”成了人们形容当时心态的最有代表性的词。钱先生能做出这样的反应也是极不容易的。另一方面，正因为钱先生平日不介入不评说政治时事，难得有此表示更说明其内心之不可抑制的激动。
于是，在下一次我到钱府去问候时，很自然地谈起了此事。我说：“钱先生您平时不大介入这类事，这次您怎么反应这样强烈，引得祖光如此兴奋？”
钱先生皱着眉头说：“是这样的。因为我不习惯在这种场合说话。但我实在有点气闷。在这次会上，听了许多人发言，只是听到祖光的发言，才感到表达了我心里的意思。”接着他谈到对批判《苦恋》的看法，他没有正面说什么对这个作品褒贬的话，但对批判文章用了一个英国人的譬喻，说：“现在有一种人对生活的态度是：不愿意把灰尘扫到屋外去，宁可扫在地毯下面，以为看不见就算没事了。”
钱先生、杨先生虽然幽居书斋很少出门，但对外面发生的这类事件非常关心和重视。他们没有看到电影，但特地专门找来登载《苦恋》电影剧本的杂志看。他们认为对一个电影不要再这样搞大批判，可以好好地进行正常的分析和批评。杨先生早年就是一位出色的剧作家，写过许多优秀的剧作，对戏剧创作十分内行。她说：其实这个作品并不是很成功的，“很多方面是从概念出发的，有许多情节、细节存在漏洞和败笔。思想、艺术都不算很好。”她举了一些例子，“譬如其中有一处描写主人公夫妇回到祖国进入中国领海时，他们的新生儿降生了，于是为孩子出生在新中国而狂欢落泪。作者不懂主人公坐的是外国轮船圣女贞德号，在船上出生的孩子就如出生在他们的领土上，而不在于领海是哪国的。但是，像现在这样简单地乱扣帽子，搞政治大批判是不对的。”
从这件具体事情也颇说明他们伉俪并非对社会生活冷漠，对政治时事不关心；他们是有自己看法的，是怀着热情的。钱先生不满意会场上许多发言言不及义的情况而独钟情于吴祖光，正是说明了他独恃己见而不从俗。这也使我想起钱先生的老同学曹禺同样是在会上对《苦恋》发言，说：看了这部电影，“气愤极了，恨不得一头把银幕撞碎！”这种像似舞台上夸张的戏剧性台词似的语言让人感到矫情，显然是迎合某个方面的一种姿态。张光年在他的当天日记中点评说：“曹禺发言激昂慷慨，是表态性的。”尽管我对曹禺老先生一直怀着极大的敬意，但从对同一件事他们同为清华同学出身却作出不同反应来看，也表现了不同的为人，说明钱先生在那时有这样的表示已属不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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