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区：能否成为中国“新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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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是恐惧风险的，它害怕不可预知，远甚过可见的成本。这决定了某地区对企业的吸引力离不开良好法治下的契约精神和私产尊重。没有前者，企业便将面临无休止的刁难和敲诈；没有后者，企业的财富将难以躲避政治风暴的吞噬。这也意味了企业必然会逃离那些缺乏契约精神和私产尊重的地方，并向往法治良俗之所。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上海、天津、香港等大城市，近代以来之所以能够迅速超越其他内地城市，就是因为当时的西方租界内有着相对公正有序的法治系统，大量内地商人往往选择将自己的财产迁入租界，以保证自己财产的安全，当时租界内的商业和服务业也远远优于华区。

从这个角度看，雄安未来的经济前景，某种程度上决定于她是否具备相对良好的法治体系。

19世纪后期，天津租界迅速取代了天津老城，形成天津最繁盛的商业中心，杜总领事路（今和平路）与福煦将军路（今滨江道的大沽北路至南京路段）十字路口陆续建成天津劝业场等众多商业设施。东部邻近海河的维多利亚道是一条著名的金融街，集中了汇丰银行、花旗银行、华俄道胜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和金城银行等中外各大银行，以及怡和洋行和太古洋行等洋行——租界内的房价也远远高于华区。作为北方最大租界所在的城市，当时的天津也成为经济上远超北京的大城市。

一个企业家宁可忍受上海、深圳疯狂的地价成本，也不敢尝试去东北或者山西等地投资，因为他知道诡变无常的官员远比可见的地价更加可怕；而任何谨慎明智的投资者都没有胆量注资俄罗斯或者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因为他知道当地狡诈的政府和贪婪的暴民，能够轻易地使他的投资血本无归——作为最早的经济特区，汕头的发展，实际上受制于强大的地方宗族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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