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帝国不是人类第一个遇到这个问题的政权,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这个难题可以叫“秦始皇猜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赔进去一位总统后,这个猜想的证明被美国佬给解了出来。
当时经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美国,遭受着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扰。后来带领美国走出经济衰退泥沼的美联储主席沃克尔给出了一个证明,“于全球而言,美国的贸易逆差不可能无限地扩大,没有革命性技术创新引领的全球化,也走到了阶段性的极限,托不住全球金融业的继续扩张和繁荣,美国要么技术革新,要么寻找新的成本洼地。”
所谓“走到了阶段性的极限”指的就是六国毕,四海一。所谓“托不住全球金融业的继续扩张和繁荣”指的就是中国这块地盘上,已经打无可打,利益索求面临内部洗牌。所谓“寻找新的成本洼地”就是理论上还可以去打汉尼拔。只不过他的话语体系对照着美国实际说,而我的话语体系对照的是秦国。
这段话里的重点在于所谓“技术革新”,因为技术革新可以推高产业效率,又因为效率吸收自高而低,所以,想要拆解高效率产业的火药桶,就只能去发现更高效率的产业形态。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危机
理想状态里,政府兑付货币拉动经济,衍生出繁荣的商品市场。但货币量积累到一定程度,边际贡献会衰减。
这个时候“技术革新”,诺基亚滚蛋,苹果来了;柯达滚蛋,索尼来了;奔驰滚蛋,特斯拉来了,一切都不成问题。超发货币被新技术所吸收,人们的消费品质同步被推高。国家社会进步与人民生活质量,在货币拉动下,实现双赢。
但技术革新可遇不可求,该换的换完,却没等来技术革新,是件太正常不过的事情,秦国就是例子。六国被席卷一空,秦军无处下嘴,自然会内乱。要去寻找理论上的汉尼拔,其实就是承认进了死胡同。驯服高效率产能,搞战略换轨改革,本身就是高风险操作。
当时的情况,商品与货币都不存在革新基础。因此对于军工产能的供给侧改革,只能硬着头皮上。不过,秦始皇的改革终究有结构性缺陷。
战略层面。战争是效率最高的产业,秦始皇对军工产业的降速改革,就是回撤效率。效率回撤会引发总量回撤,GDP下降的后果就是依附人口丧失生存条件,引发动荡与混乱,以体制崩溃收场。
操作层面,秦朝中央政府对超级工程的项目选择不善是又一大bug。皇陵与宫殿的投资属于边际贡献率极差的工程,没有盈利模型,也不产生现金流,经济效益根本无法兑付,注定是坏账。
解决这个问题,美国有宝贵经验。原本美国也是军工产能模式,因为二战结束时,没有任何国家有威胁它的能力。所以,美国使用战争工具实现国家目标的弹性很大。
这种以军工产能为基础的模式,决定了打战比打赢更重要。比如朝鲜战争,抵御赤化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要出清军工产能,美国的对外政策,向来是理想和现实各一半的嘛。
但是,古巴导弹危机之后,这个模式迅速走向破产。一是1961年登月成功,说明军工产能触到历史大顶,和秦朝问题一样,搞到了顶级水平,再往下已经搞不下去。二是导弹危机乱到了家门口,军火生意受到威胁。
国家要重新找出路,旧势力怎么肯甘心退出历史舞台,让军工势力下车,结果就是打死了肯尼迪。元首就是祸首,国家要转型,你不埋单谁埋单?枪毙总统是转轨最经济的办法。
如沃尔克证明所言,美国无法以“革命性技术创新引领全球化”,只能寻找“新的成本洼地”。在核武俱乐部涌入若干新成员的背景下,军工模式难以为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夕,基辛格秘密访华,就是为即将脱去金装的美元寻找接盘侠,(详参《QE进化史:白宫里的宋官家》)把军工产能模式转化成了美元产能模式。
古巴问题直接暴露了美国战略风险敞口,旧产能模式搞到了顶级,就一定要出现新模式。肯尼迪作为个人拦不住历史的进程,所以最后吃了枪子,算是求仁得仁。死一个总统,换来不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总体来看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