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曾国藩早期在抵抗太平军时，认为有道义就能感召别人。后发现，虽“应者云集”，但最初投奔他的人都去了胡林翼那里，于是便问赵烈文：“众皆出我下，奈何尽归胡公？”赵曰：“人皆有私，不能官，不得财，不走何待？”曾曰：“当如何？”赵曰：“集众人之私者，可成一人之公！”曾闻之甚然。他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反思道，“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
后来曾国藩建立了有效的激励机制，对有功的部下大力奖赏，并针对不同的需求，采用“武人给钱，文人给名”的政策。曾国藩的湘军饷银比绿营高得多，士兵所得，除自用外还可赡养家室。将官饷银不仅更高，还可“沾润公费”。他还明确制定赏银规格，用重赏来“鼓好胜之心”。
此外，对于战争中的抢劫行为，他“概置不问”，采取宽容态度。湘军攻下南京后，城中财物被抢劫一空，竟无一银交与朝廷。曾国藩担任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以后，经常利用一切机会保荐幕僚当官。于是曾国藩的幕府大盛，人才济济。
1910年，杜月笙在上海青帮里还只是个小跟班。有次杜月笙跟着老大黄金荣的老婆林桂生去赌场赌博，后来林桂生有事先离开，于是让杜月笙替她接着玩几把，并留下了100多大洋的筹码。没想到杜月笙那天手气出奇得好，竟然赢下了2400大洋。回去后，杜月笙把所有的钱全部如数上交给林桂生。惊讶于他的大气与诚实，林桂生决定把这笔钱全赏给杜月笙。
后来林桂生把这件事告诉了黄金荣。黄金荣想知道，一个穷小子在突然之间手握巨款时会怎么处理。要知道两千大洋，在当时足以买下上海的豪宅。“如果是买房置地，那可靠但不可大用；如果是花天酒地吃喝嫖赌，那就既不可靠也不可用。”于是便派人去叫来杜月笙问询。
杜月笙回答说，“2000大洋早已经花完了”。原来他在还清了早年欠下的赌债后，将剩下的钱全部分给了一起混街头的小兄弟们和自己干妈。黄金荣惊叹：“这杜月笙确实是个人物，是得好好栽培栽培，日后必定是我的左膀右臂。”
杜月笙常言：
“要想当大哥，一定得有大格局。”
正是因为杜月笙的仗义疏财，顾嘉棠、高鑫宝等人才死心塌地地跟着杜月笙打天下。
利益，人人皆爱之。但若独占利益，只顾吃独食，那么一定会招致怨恨，众叛亲离，正所谓“独利则败”。刘邦曾问陈平：“我与项王有什么区别？”陈平回答说：“大王粗野傲慢，项王谦逊有礼。”刘邦又问：“那你为什么弃项王而归我？”陈平回答：“对于有功之人，大王你不吝惜恩赐，而项王则很少封赏，士亦以此不附。”
领导人可能追求道德上的完美无瑕，但对普通群体而言，柴米油盐可能才是发愁的事情。道义可以号召人，却不一定能笼络住人。利用“人以利动”的属性，采取恰当的激励制度，才能“集众人之私，成一人之公”。
对于普通人而言，往往是锦上添花者多，而雪中送炭者少。很明显，后者的做法显然难得而又高明。许多高情商的人，他们慷慨大方、仗义疏财，赢得了广泛的人脉。人脉并不是说你利用了多少人、有多少人被你呼来唤去、有多少人为你鞠躬尽瘁，而是在于你帮了多少人。记住这句古训吧：
“路经窄处，留一步与人行；滋味浓时，减三分让人食”。
曾国藩不算是一个天资聪颖的人。对于他的智商，有不少评价认为，他应该是“中人之资”。比较同时代名人：李鸿章17岁考中秀才，张之洞16岁考中秀才，左宗棠14岁考中秀才，梁启超更是11岁即中秀才。曾国藩从16岁开始参加科考，考了七次才中秀才，还是倒数第二名。
但曾国藩胜在不懂取巧，愿下“困勉之功”。曾国藩读书用的是笨功夫：不读懂上一句，不读下一句；不读完这本书，不摸下一本书；不完成一天的学习任务，绝不睡觉。
考取进士后，曾国藩留在翰林院工作。在30岁的时候，曾国藩觉得三十而立，不能像以前那么混下去，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学做圣人。于是，他没有像翰林院其他同事一样善于经营，走取捷径，而是踏踏实实做好每件事，对每项工作都全力以赴。
正是凭借一丝不苟的办事态度，曾国藩十年里升迁七次，年仅37岁便成为二品大员——礼部侍郎，是整个清朝三百年间湖南最年轻的部级干部。所以曾国藩说：“拙看似慢，实则最快。”
杜月笙早年还在摆水果摊的时候，时常受到小混混的欺负。于是便通过门路，结识了青帮的陈世昌。又通过陈世昌的引荐，加入了青帮，成为了黑社会中的一员。一开始，青帮老大黄金荣把杜月笙当作一个普通小跟班，在自己上茶楼、进戏院、去浴室的时候，让他跟在后边拎皮包，倒茶水，点香烟，递毛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