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微观政治传播的运行机制

政治传播研究是探讨政治信息如何被生产、传播和接受以及其对公众舆论和政治决策的影响的学科。然而，既有多数研究更多关注政治信息如何影响其他方面，简单地将大众理解为受众。本文一改旧貌，在微观政治传播中发现个体主体性，重构了一种宏观政治传播与微观政治传播相辅相成的认知，丰富了对现代技术加持下政治传播的理解。（政治学人编辑部）

专题文章推荐：

“建议专家不要建议”：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大众“信息厌倦”研究

数字时代的政治传播：理论重构、议题革新与范式转向

进入互联网时代，迅猛发展的传播技术为每一个鲜活的个体赋权赋能，形成了与传统的“以政党／国家／政府为主体”的宏观政治传播相对的“以个体为主体”的微观政治传播。我们对其已有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进一步深入揭示微观政治传播的运行机制。

马歇尔·麦克卢汉曾在《理解媒介》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媒介是“使事情所以然的动因”，而非“使人知其然”的动因。换而言之，媒介存在本身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每一种媒介的诞生、成熟与应用，往往会带领人类开启新的时代。这一经典的“媒介—社会—时代”的三维框架，深刻地说明了传播革命与社会文明演进间的同构性。可以说，迅猛发展的传播技术并不仅仅是为人们提供了某种便利，而是在根基上彻底改变了每个人的存在方式。

在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下，个人的自我意识与自觉意识高度崛起，个人不仅作为一个集体的部分而存在，而且能够在公共生活中充分地展示“我”的存在。可以看到，在“政治媒介化”的现代政治生活中，过去被抽象化、集体化的个人，已然成为鲜活的、具体的、不断地展示着尊严和价值的个体。

对政治传播而言，此种“具体的个体”激活了从社会分离后沉积在“国家政治”以下的“微观政治”，人们对政治的认知，也由以往 “国家—社会—个人”的自上而下的模式，转变为“个人—社会—国家”的自下而上的模式。人们倾向于通过对自己日常的、现实的政治生活的体悟来思考宏观政治。

在政治传播的历史上，很长时期人们对政治的认知方式都是“自上而下”的，学界对政治传播的研究也是“眼光向上”的。这是因为在人类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的进步历程中，政党／国家／政府宏观权力主体是人类政治生活的主要操持者，宏观政治权力主体掌握着政治信息的定义权、发布权、传递权和解释权。

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传播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对那些与宏观政治权力主体相对的“个体”赋权，个人能够借由社交媒体凝聚公意、形成舆论，影响宏观政治信息的生成与传播。这些源于“个体主体”的舆论，对宏大的国家政治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从整体上看，世界各国以政党／国家／政府为主体的宏观政治传播仍是主流形态，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在当下的社交媒体平台中，宏观政治传播所提供的传播资源，不同程度地逐渐被互联网上多样的信源所稀释。

近些年，政治传播学界亦对宏观政治传播的种种问题进行了研究，但多数停留在其路径、策略、方法等技术层面的研究，而没有探触到“从宏观到微观”这种底层的变化。基于此，本文认为，需要在传统的“以政党／国家／政府”的宏观政治传播基础上，从“以个体为主体”的微观政治传播新视角予以拓展研究。图示如下：

运行动力是微观政治传播运行机制的基础。微观政治传播是现实生活中个体借助各类社交媒体平台自主表达的“需求”，微观政治传播的动力来自个体、社交媒体和宏观权力主体三方要素的协同和递进。

微观政治传播运行动力的基础来源是个体。个体是微观政治信息产生的基础，也是推动微观政治信息进行传播的根本要素。

首先，微观政治传播来源于个体在现实生活中的政治感受，这种感受是与宏观政治信息相对的，由个人直接参与的政治实践。在这种政治实践中，个体通过自身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饮食男女、礼尚往来等日常生活触达宏大的国家政治，形成对政治的体悟与感受。通过这些感受，人们既能够直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谈论高远的宏观政治，形成显性的微观政治信息，也能够深刻感知宏观政治切实取得的成果与宏观政治传播之间的关系，即宏观权力主体“说”与“做”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自身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理念，形成隐性的微观政治信息。

其次，个体的感受未必直接与宏大的政治目标相关，诸多时候，个体自身的“小事”“私事”也能借由社交媒体平台凝聚，从而被赋予公共性，形成舆论，进而对宏观政治形成某种限制。这些“小事”“私事”虽然借由具体的事件表现出来，但其投射出的是每个个体内心深处关于文明、自由、平等、公正等宏观价值的普遍期待，是一种社会层面广泛弥散的“微观政治”现象，能够形成重要的微观政治信息。可以说，微观政治传播体现的是个人对现实生活的关切，其动力根源于个人生存和生活的本能。

最后，个体的差异性、多样性和庞大的基数，决定了个体间微观政治信息交流的原始欲望和冲动比宏观政治信息更加强烈，也决定了微观政治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比宏观政治信息更加迅猛的扩散力。差异的个体之间的政治信息交流，是一种以需求为导向的信息交往。只要个体存在交流的欲望和途径，微观政治信息就始终活跃。而限于个体的认知过程和水平，微观政治传播的运行是一个信息量逐渐繁杂的“滚雪球”过程。个体能够不断通过信息叠加实现“蝶变效应”。

个体在社交媒体平台中聚合。社交媒体是微观政治信息生成和传播的场所，使微观政治信息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虽然宏观权力主体也借由社交媒体进行传播，但是相对于传统的宏观政治传播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而言，其在社交媒体平台中所蕴含的能量毕竟有限。可以说，社交媒体首先作为一个中介和途径而存在，使每个个体的现实生活与政治触手可及。

在当下，人们不仅将社交媒体视作交往工具，而且还一定程度地生活在社交媒体之中。社交媒体不仅是微观政治信息的简单载体，其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微观政治信息，能够深刻影响整个微观政治传播的发生与发展。

一方面，社交媒体作为一类商业媒体，受不同利益团体的支持。利益团体往往会通过数据歧视、算法操纵、培植意见领袖等手段来影响个体的意见，或直接通过投放社交机器人的方式仿造个体的表达，形成微观政治传播中“被控制的舆论”。换而言之，社交媒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操纵微观政治传播的舆论生态，导致个体的微观政治传播活动呈现出种种假象。另一方面，现实中的社交媒体由多个具体的“小平台”组成，不同社交媒体平台的信息来源、推送偏好、平台规则、算法逻辑及其背后所代表的资本力量不同，导致社交媒体的具体平台之间存在信息的合流、干扰甚至对抗的现象。这一平台差异导致了不同平台之间微观政治信息的“传播竞赛”，即都以生产“更加吸引用户的信息”为标准。这极大地加快了微观政治信息的更迭速度，既客观促进了微观政治信息的多样性和活跃度，也导致了种种真伪莫辨、虚实相生的信息大行其道。

可以说，社交媒体并不是中立的，而是“有态度的”。这种社交媒体的“态度”是微观政治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说明了微观政治传播中并不全然是个体的表达，而是存在着种种别有目的的“带节奏”现象。

宏观权力主体虽然是宏观政治传播的绝对动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宏观权力主体必然会成为微观政治传播的障碍。事实上，在微观政治传播中，宏观权力主体恰恰是其重要的“背景动力源”，即通过对个体和社交媒体施加特定的影响，为微观政治传播提供必要的空间、规则和秩序的支持。

首先，个体生活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之中，宏观权力主体所创设的政治环境和媒体环境构设了个体微观政治参与的时空条件。而宏观权力主体对社交媒体平台的规制和监管，更直接决定了个体微观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可以说，没有宏观权力主体为微观政治传播提供必要的引导和支持，微观政治传播就难以稳定地、持续地运行。

其次，在现实的微观政治传播活动中，个体与宏观权力主体并非处于完全脱离的状态。虽然，在网络时代，微观政治传播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与宏观政治传播的“对冲”，但是，在面临一些突发的微观政治传播事件时，二者往往还是“合力”的关系。换而言之，个体主动进行微观政治传播的目的，是通过引起宏观权力主体的关注来维护自身的权利，而宏观权力主体也需要通过与个体的合力，来维护社会政治环境的稳定。宏观政治的反馈是影响个体以何种心态进行微观政治参与、以何种方式展开微观政治传播、以何种形式进行微观政治叙事的重要影响因素。

最后，在个体、社交媒体和宏观权力主体的三维结构中，宏观权力主体是牵制社交媒体背后商业利益的重要力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个体的自主性，维护个体的权利，进而保护微观政治传播的真实性。宏观权力主体虽然较少在微观政治传播舆论场上直接发声，但是其能够通过控制主流媒体来回应、引导和规范社交媒体，从而实现对差异的个体的关注。同时，其能够直接对“水军”“数字雇佣军”等一些基于数据和算法的“数字权力”进行监督，来合理地调控微观舆论生态。

政治传播的运行空间即政治传播作为一个客观存在而发生、发展的基本场所和情境。当下，基于互联网的发展，个体所处的关系、出现的场景和制造的情景日渐丰富，基于个体交往的“传播空间”逐渐从“政治空间”中扩散出来，使微观政治传播的运行空间具有一定的放射性、多元化的特质。这种特质可以从虚拟和现实两个维度进行透视。

“虚拟”与“现实”是同一个社会实体在两种不同的时空场域中的存在方式。虚拟空间是人依靠技术所创设的能动的世界，是与客观现实的存在相对应的拟态存在。一方面，虚拟空间中的一切存在都源于并受制于现实空间；另一方面，虚拟空间具有相对独立性，其中的情境能够深刻地影响现实空间的存在，并对现实进行“反向改造”。

社交媒体是虚拟空间形成的基础场所，也是连接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的中介。虽然，在一般的理论逻辑上，政治传播活动应从现实空间向虚拟空间映射和延展，但是，对于“以个体为主体”的微观政治传播而言，虚拟空间才是其发生的基础空间。因为，个体虽然在现实空间中存在，但是，正是自虚拟空间诞生之后，个体间才得以真正相对自由地产生“连接”，体现出丰富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从而催生波澜壮阔的微观政治传播景观。

具体而言，首先，虚拟空间是一种“便利的”政治实践场域，为个体的微观政治参与提供基础场所。在虚拟空间中，个体间能够产生便利的政治交往。其中，人们既能以数字媒体等平台相对自由地表达自身的政治观点、意见和态度，又能够以一种更加广泛的视角和关系对政治问题进行关切，从而凝聚出一种基于现实空间又超越现实空间的政治关系，深刻地影响政治传播活动的整体状貌。

其次，虚拟空间自身不可避免地含有意识形态的成分，用马克斯·韦伯的著名隐喻来说，即一种“凝结的精神”。虚拟空间能够直接改变人的态度。虚拟空间会将现实世界中可能无法实现的理念、精神、思维和价值熔铸进这种特殊的状态中，使人获得更大的自由。其中，人类生存与生活的理想、实践与价值都成了一个能够“创造”的体系。在理想层面，虚拟空间为人提供了新的无限可能，能够帮助人自由地、大胆地探索理想；在实践层面，虚拟空间使人摆脱了现实社会中的束缚，能够以数字化的新身份进行虚拟实践；在价值层面，虚拟空间使各类价值诉求得以迅速汇聚，形成一个思想的活跃平台。因此，虚拟空间能够为微观政治传播赋予区别于现实空间的“相对独立性”，在根基上影响微观政治传播的信息生产和价值诉求。

最后，虚拟空间的结构样态，决定了微观政治传播的基本形态。虚拟空间是去中心化、差异化、数字化的网络空间。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基础技术的应用，决定了其传播方式必然具有以技术性、分散性和精准性为核心的高效率特点。这导致了微观政治传播容易超越现实世界的种种约束在虚拟空间中“蔓延”。据此，人类政治信息生产与传播的方式和人们理解政治信息的方式开始走向情感化、视觉化、游戏化和算法化。

现实空间虽然在物质形态上是客观自然的存在，但是其运行规则是经由人类长期的社会建构而形成的，具有稳定的秩序和中心化的架构。因此，现实空间往往存在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能够依据每一个个体在结构中所处的层级来为其区别性地赋予权力和权利。因此，现实空间的结构往往是中心化的，并且中心与边缘之间秩序清晰、边界分明。不同的个体被赋予各自的空间意义，处于各自的空间位置中，从而形成不同的组织形态，以保证空间的稳定和有序。

正因如此，在虚拟空间诞生之前，微观政治信息难以在现实空间中自发地产生，即使存在，也难以产生规模，形成真正的微观政治传播。但是，即便在虚拟空间发达的当下，微观政治传播的发生和发展仍然无法脱离现实空间。

一方面，微观政治传播来源于现实。人们在虚拟空间中所讨论的问题并不是凭空而生的意识想象，而是现实空间中的切实存在，其包含着人们对美好现实的向往，即人们期待通过自己的讨论来使世界变得更加公正、自由和平等；另一方面，微观政治传播要作用到现实中，才能够产生真实的政治效果。因此，微观政治传播虽然在虚拟空间中发生和发展，但其需要与现实形成联动，切实地对与人们日常相关的政治生活造成改变。换而言之，人们行动逻辑与过程虽然生成在虚拟空间中，但是行动的结果与影响却生成在现实空间中。可以说，微观政治传播中的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是紧密结合的，微观政治传播的发生过程，既是虚拟空间的现实化，也是现实空间的虚拟化。

微观政治传播的运行路径是微观政治传播运行机制中可被描述的规律性的过程途径。整体而言，以政党／国家／政府为主体的宏观政治传播的运行路径，是一种“效果导向”的政治信息传递过程。在步入网络时代后，宏观权力主体对其进行了调整，但仍遵循着基本的“传—受”模式。微观政治传播大幅度补充和完善了宏观政治传播的运行路径，形成了“以个体为主体”的政治信息三级传播的运行路径。

哈罗德·拉斯韦尔曾提出传播过程的“５Ｗ”模式，即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 说—有什么效果 。虽然这一模式存在信息单向直线的缺点，但是对政治传播研究而言，其仍是衡量政治信息传递过程及效果的基本理论图示。

在这一基础模式的透视下，宏观政治传播即以政党／国家／政府作为政治传播信息的发出者，通过宏观权力主体控制的主流媒体进行政策公布、政令传达、政府公告等信息传递行为，具有预设的信息、均一的渠道、同质的叙事的特点。其能够向社会上无差别的一般大众进行信息传递，从而助力于国家政策的施行和政治秩序的维系。

其中，受众被视作社会上无差别的一般大众而存在。虽然受众内部会对宏观政治信息进行再生产、加工和解释，但是受制于媒介技术，受众难以进行大范围、充分、持续的交流，受众的观点和意见也相对较难被大众媒体所吸纳而

进入宏观权力主体的视野。因而，这一时期的政治传播具有集中性、单向性、均一性等特点，政党／国家／政府等宏观权力主体处于政治传播的“绝对主体”地位，个体则存在于均质的受众之中，处于“无意识”状态。以威尔伯·施拉姆提出的著名的“大众传播过程模式”的思路为基础，宏观政治传播的基本流程如图 ３所示：

进入互联网时代后，面对各类新兴的、强劲的社交媒体平台的出现，宏观政治传播的流程也在不断地进行着调整。

政党／国家／政府作为信息固定的发出者，通过既有的大众媒体和各类新兴的社交媒体平台，进行政策发布、政府公告、政令宣传、政治沟通等政治传播行为。同时，受众借由日渐发展的社交媒体平台，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能主动筛选信息的“用户”。据此，宏观权力主体的政治传播活动开始更多地考虑到受众的特质与差异 ，并据此进行政治信息针对性、多元化的生产和传播，以更好地达成政治沟通的目标。

社交媒体平台的出现，为政治传播提供了多样的渠道和多元的叙事，政治传播开始相对更多地受制于媒介。其中，宏观权力主体控制的大众媒体开始积极适应社交媒体的传播逻辑。同时，受众能借助于各类社交媒体平台进行自主的信息表达，对宏观政治传播进行反馈。当然，受众虽然具备了一定程度的个体意识，但也仅仅是作为一个“积极的反馈”而存在，不能掌握政治信息的生产权、定义权和解释权。因而，这一模式的政治传播依然是以宏观权力主体为中心的传播。

可以说，在宏观政治传播中，无论传播技术如何发展，宏观权力主体的性质决定了基本的“传—受”关系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其中的一些策略、路径和方式的改进，亦仅是宏观权力主体为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而进行的调整。这种调整，虽并没有达到“受众中心”的高度，但比之于过去，还是大大提高了传播效果。如图４所示：

微观政治传播是由社会中不同身份地位、自我认知、生活经历、兴趣爱好和社会环境的个体，在社交媒体上的自由交流汇聚的政治信息流通过程。这一个过程主要分为三种类型：其一，个体通过在社交媒体上对现实世界中的宏观政治事件进行关注、讨论，影响宏观政治事件的走向；其二，个体在社交媒体上对现实世界中部分非宏观政治事件的热点事件进行讨论与争论，使其因获得了公众与宏观权力主体的关注而转化为政治事件；其三，个体在社交媒体上自由交流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娱乐八卦和文化习俗等个人的私域事件，这些事件中的部分信息因涉及民众内心深处的政治感受，而借由特定的话题凝聚为“舆论”，形成了微观政治话题。在这三种类型中，个体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什么样的信息能够成为微观政治信息，换而言之，个体在一定程度上获取了政治信息的“议程设置权”。

社交媒体是汇聚这些微观政治信息的“大平台”。随着个体讨论的发酵，其中一些关键的、热点的、争议的信息会引发主流媒体的介入，促使个体的“话题”上升为一种 “政治议题”，最终引发政党／国家／政府等宏观权力主体的关注。其中，宏观权力主体能够通过主流媒体来引导、影响和回应个体以及社交媒体上的舆论。在这一过程中，因个体的多样性、差异性以及社交媒体平台的开放性，微观政治传播受到更多外部因素的影响，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传统的“５Ｗ”流程的节点彻底发生变化。

首先，微观政治传播的“信源”是多样的而非单一的。这些信源能够出现在微观政治传播整个流程中的任何阶段进行政治信息输入，而并非仅仅在政治信息生产的开端。不同信源之间存在相互竞争、干扰、制约和协同等复杂关系，会产生大量具有干扰性的“噪音”，导致微观政治信息并不十分清晰、明确。

其次，微观政治传播的内容源自个体丰富的日常生活，体现的是差异个体的自我认知、价值理念和政治诉求，具有“真假混杂”“频繁反转”“动态更新”的特点。其中，哪些内容能够在社交媒体上“爆火”从而吸引宏观权力主体的关注，具有一定的随机性。而诸多微观政治信息的“初始内容”，会随着信息的发酵而不断被补充、变化甚至推翻。这些内容也未必在一开始就具有具体的政治诉求，而是在社交媒体上不断发酵的过程中，被不断加入的其他力量环节赋予了种种意义和诉求。

再次，微观政治传播的渠道是相对开放的、包容的、综合的，而不仅仅是一个单向的或双向的线性通道。微观政治传播的渠道中内蕴了个体、商业资本和宏观权力主体等多种力量，是一个各方博弈的复杂场域，个体在其中受到多种权力关系的制约。同时，这一渠道需经历社交媒体和主流媒体的“二级对接”过程，即仍然需要宏观权力主体一定程度的参与。

复次，微观政治传播并不存在一个或一类明确的受传者，而是不同主体间的信息博弈。这种博弈的过程时常会扩大微观政治传播的影响力，导致每一个环节的主体都能受到微观政治传播的影响。其中，每个个体和每个环节都是传播的载体，既生产微观政治信息，又接收微观政治信息。

最后，微观政治传播取得的效果并不是清晰明确、可以预估的，而是具有极大偶然性的。诸多时候，微观政治信息并不存在确切的、具体的政治目的，即便是那些具有明确诉求的信息，也具有明显的“蝴蝶效应”。同时，宏观权力主体往往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确保宏观政治传播的效果而对微观政治传播作出“反应”（引导 ＋控制 ＋回应 ＋关注）。可以说，在微观政治传播中，“个体”与“政府”并不是传统的“受—传”或“传—受”关系，而是相互博弈、平衡的深度竞合关系。

在纵横对比的维度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网络时代宏观政治传播的路径调整图”与“以个体为主体的微观政治传播路径图”是同时存在于当下的互联网空间中的。宏观权力主体在互联网上依靠各种技术手段所展开的各类政治传播并不是微观政治传播。但在微观政治传播的视阈下，前者可被视作后者“主流媒体次级关注”这一环节的一个内循环。

因此，一方面，在互联网时代中，宏观权力主体的政治传播行为深切地受到微观政治传播的影响，其“传播什么政治信息”的这一议程设置权，在一定程度上被微观政治传播所分散。当下，宏观政治传播若想实现有序、有效、有力的运行，就需考虑到同时期微观政治传播的影响。在这个维度上，宏观政治传播并不简单是一个先验的、预设的、封闭的存在物，恰恰相反，其自身的运行过程难免要受到微观政治传播一定程度的限制。可以说，没有不存在微观政治传播的宏观政治传播。

另一方面，微观政治传播需要宏观权力主体的参与，才能够形成完整的微观政治传播过程。在这个维度上，微观政治传播不是一种“以个体为主体”的民间的“自嗨活动”，而是主动寻求与宏观权力主体的“合力”。微观政治传播需要宏观权力主体的支持与引导。就此也可以说，没有不存在宏观政治传播的微观政治传播。

综上所述，在现实中的政治传播活动中，微观政治传播与宏观政治传播处于深度的“绞合”状态，二者并非独立出现的，更不是非此即彼的。比如，当一定时期内微观政治传播活动相对混乱时，宏观政治传播就需要更加及时和准确地回应，否则，就会出现宏观政治传播与微观政治传播的“脱离”，导致宏观政治传播效果不佳。而微观政治传播也需要为宏观权力主体容留足够的话语空间，否则，微观政治传播就失去了其“政治”意涵，沦为了群集性的民间狂欢活动。

政治秩序是政治权力所主导的政治生活中政治关系的规范化过程及其所呈现的运行机制；传播秩序是以媒介为主导的社会信息客观流动的传导规范和运行机制，二者的耦合形成“政治传播秩序”，即政治传播中“维护其构成要素之间固定位置、稳定关系、功能匹配和行进次序，以通过传播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保障机制”。

在传统的宏观政治传播中，宏观权力主体以自身的政治目标和政治理想引导受众，维护政治系统的稳定，不符合宏观权力主体政治目标的信息无法进入到政治传播的过程中，即政治统摄传播。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后，受制于媒介逻辑，宏观权力主体开始通过政务微信、官方微博、抖音账号等方式促进政治信息的双向流动，但政治秩序总体上主导着传播秩序。

与宏观政治传播的运行秩序不同，微观政治传播中政治秩序与传播秩序的耦合逻辑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化。

首先，由于个体是微观政治传播的主体，个体本能的交往需求决定了“传播逻辑”处于优先地位，宏观权力主体的政治秩序往往作为一个“环境”或“背景”而起作用。其次，微观政治传播的“政治性”并不全然是预设好的，而是通过个体的讨论而被赋予公共性，最终在传播的过程中渐次生成，因此，其具有重要的“传播催化政治”的特征。换而言之，个体能够通过传播行为来催生政治行为和政治事件。比起宏观政治传播中政治秩序的先入地位，微观政治传播过程中政治秩序的介入是明显晚于传播秩序的。最后，鉴于微观政治传播庞大的传播主体、灵活的传播方式和分散的传播目的，宏观权力主体及其政治秩序会为了更好地引导传播秩序而主动做出种种调试。

可以说，微观政治传播的实际运行过程，在“政治统摄传播”的根本逻辑之下，出现了“传播催化政治”的重要特征。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解释了微观政治信息何以诞生，何以区别于宏观政治信息及其传播。具体而言，在社交媒体上的信息产生之初，传播秩序就牢牢控制信息，使部分信息因获得足够的关注和讨论而具有公共性。可以说，“哪些信息能够成为微观政治信息”，主要依赖于传播秩序。在微观政治信息历经社交媒体的初级发酵，获得大众媒体和宏观权力主体的关注之后，政治秩序开始介入，与传播秩序进行博弈。其中，传播秩序紧密地与政治秩序“绞合”，既以舆论的方式影响政治秩序的运行，又受到政治秩序的制约。总体而言，在微观政治传播的运行过程中，传播逻辑的地位愈加显著，甚至能够先于和强于政治逻辑而存在，同时，从结果来看，正是因为传播逻辑的“刺激”，政治秩序对传播秩序的“统摄”也会更突出，“刺激”与“统摄”构成了目前微观政治传播运行的“复调景观”。

但有一点，我们必须在此申明：从学理上讲，在复杂的人类政治传播活动中，无论是政治逻辑还是传播逻辑，均是对人类社会活动的理性自觉，人类政治的发展与传播技术的进步所导致的人类政治传播活动交错前行、复调演奏的过程，其最终的目标都是达致人类的“美好生活”，“是否达致人类美好生活”是我们判断政治传播活动性质的基本立场和价值标准。

微观政治传播是十分现实的、真切的政治传播活动。微观政治传播内蕴的是每一个鲜活个体的“我”的意志,体现出的是社会中每一个具体的“人”的存在。微观政治传播活动的发生、发展说明了人们对宏观政治的关注与依赖。虽然,这种关注常因个体认知能力、身份地位、文化水平、价值观念的差异而出现种种“状况”,但是在根基上,其体现的是每一个生活在政治共同体中的人对彼此尊严的坚守和对美好政治生活的向往。这一点,微观政治传播与宏观政治传播的价值目标是高度契合的。

客观而言,微观政治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对宏观政治传播的运行形成了某种制约,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的背离。没有宏观权力主体的支持、引导和关注,微观政治传播亦无谓存在。因此,微观政治传播与宏观政治传播绝不是非此即彼、相互拒斥的,而是“一体两面”的,二者同时创设着人类政治生活中丰富的政治传播活动。

亚里士多德曾告诫我们“人是政治的人”,我们应珍惜传播技术发展的赋权通过微观政治传播,与宏观政治传播一道,共同创造文明、自由、平等、公正的政治环境和政治生活。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仰仗我们在理论上对微观政治传播的深入研究及在此基础上对微观政治传播的正确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