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当然，在万亿美元规模的政府像圣诞老人一样普遍派发礼物的现代世界里，越来越难区分生产者和转移寻求者、捕食动物和被捕食动物了。国家试图迷惑我们，就像墨西哥的三张牌戏的发牌员一样，悄无声息地拿走我们的钱，然后敲锣打鼓地把其中的一部分还给我们。我们所有人都一方面在不停地咒骂征税，另一方面却要求医疗保障，要求补贴公共交通、补贴农业、补贴免费国家公园，等等。巴斯夏在19世纪对此进行了解释:“国家就是一个每个人都想靠其他人的开支生活的神话。”从整体来说，我们所有人都是输家，但是很难知道在当前环境下谁是净输家谁是净赢家。
在他的书《民主硬化症》当中，新闻记者乔纳森·罗施描述了寻求转移支付的过程:
在美国，只有几个阶级的人有权力拿走你的钱，如果 你没有保护好的话。第一个是犯罪阶级，就是那些打碎玻 璃进入你的汽车或者抢劫你的房子(或者在你的天花板 上打洞)的人，他们是经济体的寄生虫中很古老意义上 的成员:他们只有在你没有积极反抗的时候才拿走你的财 富。这一类人对社会来说成本很高，不仅是因为他们拿走 的东西，而且是因为为了防备他们我们不得不付出的高昂 成本。我们被迫购买门锁、警报器、铁门、保安、警察、 保险等服务和商品…… 然而，罪犯不是唯一玩这个再分配游戏的群体。在某 种条件下，合法的、非犯罪的转移支付很可能拿走你的 钱。你需要法律的帮助，也就是说，你需要说服政治家或 者法院干预你的生活。
他继续论述道，于是，社会当中的每个集团都到政府那里要求帮助惩罚它的竞争对手:企业寻求关税保护，工会要求最低工资法(该法律让雇用高工资的熟练工人比雇用非熟练工人更加合算)，邮政工人要求国会禁止私营邮递的竞争，公司寻求更巧妙、更绕弯子的管制来让竟争对手受到的伤害超过自己。而且由于每一项这样规定的受益都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当其成本传递出来让大多数消费者或纳税人承担的时候，少数人就因为大多数人买单而获利，这些获利者会回报那些促成转移支付的政治家。
另一个政府变得过于庞大的原因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萝丝·弗里德曼所称的“现状的暴政”。意思是说，当一个新的政府计划被提出的时候，它必然导致激烈的争论(至少大计划如农业补贴或者医疗保障是这样。大量小的项目都是在没有争论和极少争论的情况下就悄悄被塞进了预算，而其中的一些项目在几年之后变得非常庞大)。但是一旦得到通过，对这个计划的争论就会僵旗息鼓。从那以后，国会只是每年审议一下需要对它增加多少预算，而不会有任何关于这个计划是不是应该继续存在的争论。一些改革如“零基预算”和“日落立法”被认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它们并没有多少效果。1979年，当联邦政府准备关掉“民用太空版”项目时，他们发现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可以停止一个政府部门的运转—因为这从来没有发生过。甚至克林顿总统的“国家绩效审查”—这个被宣传为“重新设计政府”的项目—都说:“联邦政府看上去不能放弃已经无效的部分。它知道如何增加机构，但是不知道如何减少机构。”但是你无论花多长时间来搜索克林顿的预算，也找不到一项削减某个计划的动议。
现状的暴政的一个要素是华盛顿人所说的“铁三角”，正是这铁三角保护了每一个政府部门和项目。铁三角包括审查项目的国会委员会或小组委员会，执行这些项目的官员，以及从中获利的特殊利益集团。这些集团就像一个旋转门:一名国会工作人员拟了一份提案，然后找到行政部门让他们执行，随后找到私人企业或机构得到一大笔美元，然后代表与管制相关的利益集团找国会的同僚们游说。或者一个企业的院外游说家给国会议员献金，成立一个新的管制机构，然后他就被任命为这个机构的成员—还有谁比他更了解这个问题呢?
如果官僚和政治家们像其他人一样是自利的，他们在政府中会怎么做呢?当然，毫无疑问他们有时会为了公共利益而服务。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应该去做正当的事情。但政府的激励机制可并不那么好。在私人经济中，为了得到更多的钱，你必须吸引客户;否则你也许会破产、丢掉工作或者让投资打水漂儿。企业因此如履薄冰，竭力寻找更好的服务消费者的方式。但是政府官僚并没有客户。他们并不是通过更多地满足消费者来挣更多的钱，而是通过扩大自己的部门来争取更多的钱和权力。什么能让官僚利益“最大化”?是官僚!他们的激励是想办法雇用更多的人、扩大权力，从而花更多的纳税人的钱。如果你发现了一个新问题而你的部门能够去处理，那么国会也许就会再给你10亿美元、一个副手和另一个部门供你支配。即使没发现新问题，你也可以宣传说，你在处理的问题正在恶化，因此你需要更多的拨款和权力。另一方面，如果你把问题解决了，例如改善了孩子们的考试成绩或者让所有享受福利的人得到了工作，那么国会或者你所在的州参议会就可能会认为你不再需要更多的拨款了。甚至还会决定裁掉你的部门，尽管这常常是无法做到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激励机制!如果对解决问题进行惩罚的话，还能指望有多少问题会被解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