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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10年的M2派生演变史，背后其实是银行的业务演变史。
这10年来，银行业务的演变（同也是M2投放方式的演变）又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外占投放M2：
2004年加入WTO以及海外经济高增长，贸易和投机的外汇进入我国，外汇占款成为M2的重要来源；
（2）信贷投放M2：
2008年我国推出“四万亿”刺激，信贷天量，派生了大量M2；
（3）同业投资投放M2：
2010年开始宏观调控，2011年开始信贷量得到控制，银行“创新”了同业投资，继续派生M2；
（4）委外投资投放M2：
2013年开始管制同业投资，2014年开始宽松，委外投资逐渐兴起，也派生了M2。直至2016年底开始，金融去杠杆启动，这种派生逐步得到控制。
图3：近10年的M2派生演变史
数据来源：人民银行
因此，2010年宏观调控之后，M2继续高增长，是银行通过各种创新规避监管，从而扩大自己资产业务的结果，而监管层（主要是央行、银监）则步步围堵，形成了一种“管制—创新—围堵—再创新—再围堵”的轮回。
接下来，我们按上述四个阶段，详细回顾这10年来M2的投放详情。
2004年我国加入WTO后，一个广阔的海外市场对我们徐徐打开，刚好又遇上海外经济增长，外需旺盛。我国借助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充当了“世界工厂”，为海外市场生产各种商品，其中又以低端制造业为主。因此，靠广大民工一双双勤劳的双手赚取的外汇，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除了商品与服务的出口创汇之外，由于我国正值经济高速增长期，投资机会较多，房地产和股票等资产的价格也表现抢眼，因此也吸引了很多热钱涌入。
总之，贸易与资本的双顺差，使外汇大量涌入中国。
基于当时严格的持汇管制，居民拿到外汇，卖给银行，获得相应的一笔人民币存款，由此派生了M2。而银行往往也会及时将购入的外汇卖给央行，获得相应的基础货币，这是央行被动发行了基础货币。
因此，最终的情况是，外汇占款同时形成基础货币和M2。
当然，所投放的基础货币和M2两者之间会有些许差异，因为银行从居民处购入外汇后，未必如数卖给央行。但这种差异不大，暂忽略。
我们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能够清晰地看到外汇占款的增长，相应投放基础货币。
我们也假设这个数字约等于银行对M2的投放。我们再计算，每年的外占增量与当年的M2增量之比，便可看到当年的新增M2之中，有多少比例是由外占贡献的（其中，2017年数据为前11个月）。
图4：外汇占款对M2增量的贡献
数据来源：人民银行
可以看到，2004-2008年这5年中，该比例达到50%左右。
换言之，这5年中，约一半的M2增量来自外占投放。在这种情况下，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影响，说央行超发货币肯定是冤枉的。央行主要通过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发行中央银行票据等方式，冻结或回笼基础货币。
按理说，既然外占投放了过多的M2，央行还可以压缩银行的信贷投放，减少信贷派生的M2，让整体M2增量回归合理范围。但这种做法有个限度，若信贷额度设太小了，申请贷款的企业融不到钱，会遭殃。因此，央行有时是无奈的。
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打破了上述“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模式。而后，2010年欧债危机，以及中东战乱，外需不断走弱。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收入（工资）提高、环境成本增加，低成本优势也慢慢弱化，越来越不利于低端制造业的生存，低端制造业开始向我国中西部甚至东南亚等地方转移。这些因素，都对我国商品出口造成不利影响，贸易项下外汇流入开始下降。但此后几年，由于我国经济增速依然较高，人民币仍有升值，因此资本项下仍有一定外汇流入。这一趋势直到2014年才明显改变，外汇不再流入，甚至开始出现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