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百日演讲，彻底暴露了他对“历史地位”的病态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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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美国的族群矛盾和社会裂痕加深，其根源在于两个长期因素的交织——经济不平等持续扩大，社会认同分裂加剧。 但需要看到，这两大交织的问题并非美国独有，而是世界政治中的普遍现象。无论是国与国之间，还是国家内部，现阶段全球经济不平等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同时，全球范围的人口流动也带来了族群、宗教、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社会认同的割裂与重组，加剧了许多国家的政治极化。在21世纪，人们普遍的不安全感不再主要源自战争与恐怖主义威胁，而更多来自相对收人下降、就业和社会福利缺乏保障、教育机会和医疗待遇不平等，环境污染等与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人们对全球化与现存政治建制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现阶段世界政治中的分化和分裂，导致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成为在全球范围内同时上升的政治潮流。在这一趋势中，美国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在这两股政治潮流的共同作用下，人们往往寄希望于强势且决策果断的政治领袖，来领导他们凝聚国家和民族认同，并采取强力措施改变社会不公。 一个政治领导者的对外政策表态越强硬，表现出的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越强烈，就越容易赢得国内支持。特朗普能够再次当选，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 他善于利用美国民众的不安全感与被剥夺感 ，同时诿过于外，通过宣扬贸易保护、限制移民等政策主张，赢得了那些对现实不满也深感不安的选民的支持。

问：“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MAGA)目前已然成为维护或重构美国主流价值认知的重要运动。您认为随着特朗普在四年后卸任美国总统，这一运动会如何演变？

答：美国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同时交织上升。对于民粹主义的定义和具体发展，需要进行细致区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民粹主义一浪高过一浪，既有右翼的，也有左翼的。 右翼民粹主义 最初主要表现为以白人保守派为主体的“茶党”运动，其反对奥巴马政府增加税收、推进医保改革，具有种族主义和排外色彩。而2011年开始的、短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代表了 左翼民粹主义 ，其核心诉求是反对经济不平等、金融系统的腐败和权力集中，其支持者多数倾向民主党。

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和共和党人挑动 右翼民粹主义 ，并将其与日益上涨的民族主义和白人种族主义思潮结合起来，提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特朗普代表的MAGA运动更多是右翼民粹主义，主张弘扬传统文化和基督教，强调本土身份和或明或暗的种族主义。与此相对，民主党领袖代表的 左翼民粹主义 则将核心关切从经济平等转向社会公正和“边缘群体”的利益，涵盖了少数族裔、移民、难民、女性以及 LGBTO+群体，强调身份政治上的“政治正确”、推崇“觉醒运动”，突出表现为“我也是” (Me Too) 、“黑人的命也是命” (Black Lives Matter) 等社会运动。这两股民粹主义潮流加剧了美国政治的两极分化，也让美国两大政党的争斗变得空前激烈。 最近几年，左翼民粹主义的上升对美国主流的“瓦斯普” (WASP，即白人盎格鲁-撒克逊基督新教徒) 价值观构成了巨大冲击，尤其是在白人男性群体中引起了强烈反感，从而导致右翼民粹主义的强烈反弹，逐步瓦解了美国社会原有的政治默契。

通过MAGA运动的兴盛可以看出“瓦斯普”价值观仍在美国占据相对主流的地位。但是，围绕如何建立对美国价值观的重新认同将会是一场持久的斗争。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的核心价值观是自由主义。如果问美国人最重要的价值观是什么，他们的回答总是自由，英文是“feedom”或者“liberty”。现在，如果问美国人同样的问题，他们或许还会给出同样的回答但是，对于是谁的自由、谁才代表美国、“我们”是谁这些问题，美国人不再有明确共识，而是处于持续争论中。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身份认同问题便开始显现，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Huntington) 写作《我们是谁》一书便是对此有感而发。2019年上映的电影《利刃出鞘》 (Knives 0ut) 对美国的种族隔阂和移民政策问题进行了犀利的讽刺，形象展现出美国当代社会身份政治的冲突，值得一看。主人公的境遇引发了一个问题： 为何先到的移民就应该占有一切，不让后来的移民分享？ 这确实值得深思。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结束后，美国的身份政治和价值观认同问题仍将长期存在。但是，“让美国再次伟大”作为特朗普的标志性政治口号，在四年后或许不会被右翼民粹主义继承者沿用。在美国选举政治中，每届总统候选人通常都会提出与其前任不同的新词汇作为竞选口号，通过这种标新立异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例如，1992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比尔·克林顿的竞选口号是“问题在经济，笨蛋” (It's the economy，stupid) ；2008年，巴拉克·奥巴马的竞选主题是“改变” (change) ，标语是“是的，我们可以” (Yes We Can) ；2016年，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口号是“团结更强大” (Stronger Together) ；2020年，乔·拜登的竞选标语是“重建更好未来” (Build Back Better) 。即使下一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秉持与特朗普相似的政治理念和竞选路线，继续推进MAGA运动，但他们或许也会推出新口号，换个新说法。

问：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就宣称要“抽干华盛顿的沼泽”，但实际收效不大。在第二任期，他提出更为宏大的政府改革计划。您认为他全方位的改革计划会让美国“浴火重生”，还是可能成为美国进一步衰落的催化剂？

答：特朗普本人具有鲜明的反建制色彩，本质上难以接受传统政党和官僚体制所代表的“深层国家” (deep state) 。他再次当选总统后，委任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领导新设立的政府效率部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DOGE) ，计划推动70%的联邦公务员离职，并削减2万亿美元的联邦财政支出。到目前为止，特朗普和马斯克已经采取行动对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教育部、美国国际开发署等机构进行“瘦身”，迫使公务员提前退休，但也受到司法部门的掣肘，前景尚不明朗。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届新政府上台时，一般都会提出一个宏伟的改革计划，以振奋民心。但是， 这些宏伟计划往往难以实现，最终的成效都小于预期。新总统和选民的“蜜月期”一般只有几个月。 特朗普对“深层国家”宣战，深深触动了联邦政府官僚体系。利益受损的联邦职业官僚、社会福利计划的受益者、享有庞大国防预算的军工复合体等，将强烈抵制这种改革。即使特朗普要推行所谓“小政府、大社会”的自由市场经济主张，他在进行政府机构精简改革时，依然需要解决裁员赔偿、人员安置等后续问题，不排除在此过程中出现暴力行为甚至动乱的可能性。再加上，特朗普在政府高层安插的亲信专业背景各异，相对年轻(许多是“八零后”)，仓促上阵，多数缺乏在联邦政府工作的经验，缺少在政界深厚的人脉关系。因此， 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想在短时间内便大功告成，是完全不可能的。

而且，在美国两党政治体系下，尽管特朗普赢得了普选票和选举人票，共和党在国会参众两院占据多数席位，最高法院也由保守派主导，但是特朗普和共和党的地位优势并非压倒性的。民主党仍有相当大的能量来抵制特朗普的改革，并有望在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后控制众议院的多数席位。不过，即便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内未能完成预期的改革，由于缺乏清晰的蓝图和细化的目标，他仍可以宣称自己成功做到了。

特朗普高举“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政治旗号，对内提出宏大的政府改革计划、对外实行“美国优先” (America First) 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等做法，其终极目标并非让美国成为更强大的国家、更团结的民族、更平等富足的社会，而是要将他自己标榜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至少是同华盛顿、林肯、里根齐名的伟大总统。 美国未来会走向衰落还是强盛，并不取决于特朗普的政府改革计划能否实现，而是更多地取决于其他一些关键的国内因素，包括政治极化能否有所纠正、贫富差距能否缩小、技术创新能否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等等。这都不是一届政府所能解决的问题。

问：民主党精英推崇身份政治和“觉醒运动”，通过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政策，他们难道不知道自己搞的这一套会让很多选民反感吗？难道想不到这会让自己失去的选票远远超过可能得到的吗？

答：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民主党在此次大选中遭遇惨败后也在深刻反思。我觉得， 与非常务实的共和党不同，近年来的民主党逐步成为一个理念党，党内的精英特别关注自身推崇的理念是否能够转变为政策，而不太介意这种政策一旦推出是否会给本党的选情带来负面冲击。 拜登政府任内民主党推行的很多政策，都是由极端自由派主导的，他们在推进这些政策时是相对单纯的，仅仅聚焦于竭尽全力实现自身的理念，并没有过多考虑其长远或附带影响。实际上，给民主党竟选带来不利影响的那些议题，多数并非拜登政府在选举年推出的，但是其推出以后的社会反响，却是在大选年通过影响选民的投票热情来得到体现的。因此可以说，拜登和哈里斯这两位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在筹备选举方面缺乏足够的远见。他们过于重视实现自身的理念，相对忽视了选民的利益诉求，这必然会引发不利的后果。另外“信息茧房”现象屏蔽了不利因素，也让他们过于自信，栽了跟头。

问：特朗普就职以来坚定贯彻保守派议程，他在任内对美国自由派的打压也会变本加厉，今后美国两党的博弈是否会失衡，从而形成一党独大的局面？

答：特朗普正在竭力推动美国政治和社会的保守化，以打造自己的“政治遗产”，确保共和党赢得2026年中期选举和2028年大选，并为共和党长期执政打下基础。他放言想再次连任，是真实意图的流露。如不能连任，他也要让自己的亲属出任，而不会信任其他任何人。特朗普已经并将继续严重破坏美国的法治传统，推行以他为中心的“人治”。 在保守派主导联邦最高法院的情况下，两党关于移民、堕胎、枪支、性少数群体权利、种族关系等议题的争执，目前可能以有利于保守派的方式推进。但是，特朗普政府要扭转的是过去几十年美国社会不断发展的自由化，多元化趋势，触动的是自由派根深蒂固的利益和价值观。特朗普企图全面扭转前几年的“激进左翼”政策，将引发联邦政府和“蓝州”关系的紧张，加剧美国政治的极化现象和社会群体的分裂。

当前美国两党都在发生政治精英的世代交替，两党势力仍会保持大体平衡，未必会出现一个共和党和保守派主导的政治长周期。 美国总统所在政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去国会控制权，是历史惯例。 共和党在2026年中期选举中可能处于下风。如果美国政治的钟摆效应再次显现，特朗普只有两年时间可以比较顺利地推进其立法议程。民主党虽然惨败，但具备东山再起、逆袭反击的能力。在2028年大选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只要在三四个关键州中各多赢几万张选票，就可能通过大选“改天换地”。对“过度的身份政治”的反思，将促使民主党更加聚焦民众经济和民生需求，培育出新生代力量及其领袖人物。

问：当前科技创新型企业家马斯克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引人瞩目。您认为这是一个特例，还是代表了美国政治运作的一种新模式？

答： 马斯克并不是第一位深度参与美国政治运作的科学技术专家。 例 如，美国的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是一位科学家，他发明了避雷针。再如，20世纪60年代担任美国国防部长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 (Robert McNamara) 擅长统计学和数理模型，并将这些技术应用于战争决策和军事战略制定。不过，他们当中没有人像马斯克那样，凭借技术创新，成就了庞大的商业帝国，然后深度介人政治。

在当今美国，科学技术专家投身政治的趋势日益明显，其主要动因是技术与政治的联系愈发紧密且广泛。从技术研发、产业应用到跨国流动与产品贸易，再到国防布局，几乎无一不受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影响。这种趋势让很多科学技术专家有更强的意愿介人政治。 在这个意义上，马斯克只是一个典型。但是， 像马斯克这样的人，尽管拥有财富和技术，却未必拥有足够的政治经验，难以避免在掌握权力后陷人自我膨胀。政治家的权力博弈逻辑，与技术研发和商业运营截然不同。 作为“新移民”的马斯克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美国政治，他与特朗普的亲密关系能否持久，仍有待观察。

问：在您看来，当前美国国内政治生态中最值得关注的趋势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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