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体系的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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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压低了通胀。与此同时，传统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宽松拉动本地需求以刺激产出（缺口）和通胀的做法因跨境资本流动的完全自由化而失灵。用白话来说， 全球供给很快会吸收掉地方需求的小幅刺激 ，以至于我们在疫情前经历了非常长一段时期的低通胀，且央行没有理由在低通胀环境内收紧货币政策，这导致全球利率也被压低。

美式全球化在疫情前的一个特征，即 发达经济体低增长、低通胀弹性和低利率共存的环境 ，对应的则是部分新兴经济体的高增长、更敏感的通胀弹性以及更高的利率。 发达经济体的投资需求转移到了新兴经济体，新兴经济体的适龄劳动人口输出了通缩压力 。

在这个对称的失衡过程中， 真正的受益者是（跨国）企业部门 。企业部门享有非常低廉的利率环境，灵活的税收身份和全球化的市场收入。

举例而言，以苹果为例：

• 其 销售收入 占据全球手机市场的份额极高
• 可在全球劳动力成本 最为低廉的经济体部署自己的生产基地
• 基于不同国家的 生产和资源禀赋 ，切碎自身的供应链与分工
• 可在全球最大的股票市场进行权益 融资
• 其债券融资利率比一些主权国家还要低，且可以 跨境进行多币种融资
• 避税自由 ，其有效税率并不由美国政府决定，而由其税收属地决定
• 其巨额美元收入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 大类资产配置

但主权部门则 受限于国界 ，居民部门则 受限于公民身份 ，且两者都不具备企业的跨境身份 复制能力 。

许多有洞见的研究者都发现了当下的全球化与半个世纪前全球化的不同之处。彼时，国际资本流动的管制和政府部门的储备行为，意味着全球化是自上而下的，也因此，当时的全球化问题， 可以自上而下的通过所谓全球协同，或者某种超主权机制来解决 。但是现阶段的全球化中，企业部门更加游刃有余。换言之，全球化三个字的意义， 对于企业来说其含义更为丰富 。

美国政府（不仅仅是特朗普政府）早已发现了美元区/美元体系的这一特性。拜登/耶伦在任时，亦试图通过“供给侧经济学”来达到“制造业回流”的目标，也 试图通过“全球税制”，来把部分美国企业转移到海外的税基损失回转到境内 ；移民同样也是一种 劳动收入再平衡的方式（压低美国平均工资） 。

图：大药企不在本地交税

特朗普的打法与他们不同，但他的目标同样是让制造业/企业回流、提高本土就业并且改善美国的双赤字问题， 关税应运而生 。

关税

关税为什么要针对所有经济体无差别施加？ 本质上关税就是耶伦“全球税制”的另一种表达 。

如果你对一些经济体过于仁慈，那么很快那些存在贸易顺差和美元积累的经济体的商业实体 会通过转口贸易或者直接的FDI把本国的贸易商品包装成低税区国家的商品 ，就像那些巨头科技/制药企业把自己的营收囤积在避税天堂那样，18-19年以后，一些东南亚国家和墨西哥就承担了“出口中转”的职能。

图：凡事都跟日本比

Trump的新政并没有把服务贸易涵盖进来，这说明 他根本没有定位到贸易问题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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